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接受，都必须承认这么一个文学现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知识分子形象谱系，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异。曾经建立在集体记忆基座上的知识分子人格雕像，经过20年市场经济的风雨剥蚀，面目模糊。从整体印象上讲，知识分子形象似乎由受人尊重的受难使徒，变成了汲汲于世俗名利的功利主义者，甚至是让人失望的犬儒主义者。
为了检视知识分子书写的问题及其症结，深入思考当代文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我想就自己的阅读视野，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形象谱系进行辨析。因为知识分子毕竟是现代社会的代表性群体，对于变化着的社会现实，拥有较为敏感的外在印象、丰富的内在感受和较为深刻的理性思索。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涉及的“知识分子形象”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主要是指作品中的具有专业知识背景并且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物。不过，在辨析知识分子形象时，我们却应充分考虑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现实：无论是古代的“士”还是现代的“知识分子”，都具有“有机知识分子”的涵蕴。因而在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与社会的角色期待中，他们应是超越个人私利视阈，关注社会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的社会群体。费希特曾在《论学者的使命》一文中鞭策知识分子：“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费希特固然高估了现代知识分子，但是他的鞭策对于我们辨析当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仍然不失启示的意义。
人格分裂式的惶惑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崛起，无疑是个重大的历史转型，对于当代现实的变化与未来社会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因而作家对于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表现出异常的敏感与疑虑，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形象谱系讲，置身历史转型的知识分子，最初表现出的是一种人格分裂式的惶惑：一方面他们的个体意识被突如其来的市场经济唤醒，对以往的相对贫困和体制束缚，开始感到难以忍受。另一方面，面对急剧变动的现实，他们采取了相应的自我调整方式，对于日益分化和失序的社会给予不认同的接受。
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特质，尚在90年代初期便暴露无遗。从1993年开始，何顿连续发表了《生活无罪》《无所谓》和《告别自己》等作品，以逼近社会本相的写实方式，呈现出原始积累时期的粗鄙现实。小说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中小学教师，为了摆脱卑微人生的窘迫和屈辱，投身刚刚涌现的市场经济激流。他们对于自身经济与自由双重困境的感受，如此地刻骨铭心，以致清醒认识到混乱市场充满各种难以预测和无法把控的人生风险，也无回归之意。他们不再像《人到中年》的陆文婷们那样，心安理得地甘守清贫与认同苦难。
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抵御苦难的精神支撑，依然含有原罪意识，仿佛知识分子天生就是悲剧性形象，社会的情感净化和道德维系注定要以他们苦难与牺牲的付出来实现，似乎只有执著地认同自己磨难的命运，才能体现知识分子角色的社会合法性。但是问题在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原罪意识的根柢，不是扎根于宗教信仰，而是建立在科学形而上的基础上。这种形而上的基础在90年代世俗功利主义的冲击下千疮百孔，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道德观念体系也摇摇欲坠。因此，即使是90年代知识分子经济与政治的境遇有所改善，他们也没有被解放的感受，反而对于当下的相对贫困与体制束缚，变得更加敏感和难以忍受。在磨难的人生中，他们体验到的不再是充实的自我确证，而是难以忍耐的焦虑甚至屈辱，因而更加关注自身的生存情境，期望通过世俗人生的改变来拯救自我。[NextPage]
然而，一旦他们忘却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期待，投身尚未健全的经济市场或者难测的政治体制，却又体验到金钱与权力对人性的损害。不过，他们对于社会的不义与不公，毕竟没有予以拒斥与抗争，而是努力调整自身，以适应新的精英共同体的社会角色要求。阎真的《沧浪之水》是新世纪知识分子书写的开篇之作，讲述一个技术知识分子的官场沉浮。主人公池大为在权益诱惑下逐步丧失自我，由一个清高的纯粹学者蜕变为成功的官员学者。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并没有将叙述视角投射在外在环境上，而是置于人物的内心世界，细腻地描述主人公由被动接受到不由自主投入的心理过程，从而勾勒出一个高洁灵魂逐渐堕落的心理轨迹。
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的知识分子人格分裂式的惶惑，并没有随着社会历史的推移而消失，只是在新的历史情境下不断变异。从社会维度看，知识分子同一性的瓦解，就是这个社会群体思想分化的结果。从个体维度看，他们不再运用某种观念体系来阐释社会、经济和文化，而是有机地并置不同体系的思想。尽管我们可以理解，现代知识分子无法回归传统的自我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曾经的磨难及其执著，与极左社会知识分子的苦难历史紧密相联。历史经验昭示他们，乌托邦的幻想只能通向天堂，而无法抵达现世人间；当代中国不可能重新退回计划经济与传统体制，市场经济与体制改革是必然之路。但是，没有竞争规则的市场经济、缺乏法治制度的民主政治、不能为个体提供有关人生意义变化却又统一的文化系统，毕竟是残缺不全的现代社会。对于这种社会现实的不认同接受，显然要以放弃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为代价，必然引发大众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失望和批判。因此，当代社会需要的知识分子书写，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审美的层面，而是应该朝着市场规则、社会体制和文化意义的思想建设层面掘进。
沉溺个人世界的疏离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体浮出水面，这些被命名为新生代的作家群，以韩东、邱华栋、朱文、鲁羊等为代表。从审美形态上讲，他们的知识分子书写从宏大叙事转向个体叙事，即以个体书写的方式表述他们这个时代的生活遭遇，而且叙事焦点逐渐从混乱失序的外部现实，移向个体困惑的内在世界。
如果说邱华栋等人的知识分子书写，是面对五光十色的现代都市而表现出的既兴奋又失落的震惊体验，以及被物质主义激发出来的欲望与焦虑；那么韩东等人则是深切地注视知识分子的卑微人生和压抑人性，不过发掘出来的结果，却是令人诧异的人性扭曲和灵魂卑琐。《西安故事》中的老荒，仅仅为了确证自己可怜的存在而说谎，特别是他的因爱生恨和自暴自弃，既损害了他人也伤害了自己。这就是说，普通知识分子外在生活世界的平庸与失败，很可能反转地指向自己的内心和人性，成为玷污灵魂和戕害人性的隐性杀手。祛除了神圣光环的知识分子个体，原本也是这么一个脆弱的人物。
饶有意味的是，在疏离宏大叙事的文学事件中显得更为决绝的，竟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女性主义文学。虽然以陈染、林白为首的女性主义代表作，多是自叙传体小说，并没有知识分子书写的自觉意识，但是她们的私人写作，对于当代女性书写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当然，典型的女性主义知识分子书写，应属徐坤，她从感同身受的体验出发，描述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和生命欲望，并以解构的方式驱散笼罩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光环。男性知识分子身上那些可怜的虚荣与压抑的欲望，被她统统地抖搂出来，铺陈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入新世纪后，更多的女性作家在业已取得的女性书写的合法性基础上，构建更为真切而合理的艺术世界。潘向黎的《穿心莲》，是作者创作中叙述结构最复杂也最精致的作品。其中的女性形象，既在封闭的自我世界与隐秘的生命历史中表现自我，也从“我”与他者的关系上审视自我，还原出生活世界中复杂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并从单纯的文化挑战，走向通过有意味形式的探索，来表现知识女性的丰富自我。[NextPage]
值得辨析的，是他们的“个人写作”与“私人写作”。当代文学中的“个人写作”主要是针对“宏大叙事”而言的。宏大叙事在形式上追求题材的重大、主题的一致和结构的完整，内涵上侧重表现总体性、普遍性和宏观理论。在我看来，“60后”作家疏离宏大叙事，有其特定的现代文化语境。从积极方面讲，启蒙现代性强调的主体意识，让他们意识到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从消极方面讲，与其说他们刻意逃避社会责任与忽略利他主义，还不如说他们原本就是遭遇自我认同危机的一代。故此，他们的作品以个体为本位，自我不是横向地与外在世界发生关系，以探寻世界存在的本质规律，而是纵向地与本真生命发生关联，质询个体存在的意义。“私人性”则是针对“公共性”而言的。由于现代社会的法则及其对个体的控制和侵害，迫使个人为了保留本真的自我，不得不从公共场所退缩到私人空间，将外部世界还原为内部世界。退居一隅的女性作家为了抵御虚无，独自聆听来自个体生命深处的诉求，在个体生命回忆的碎片中重建自我。这种默默的生命审视，比起扼杀自我，甚至把自身的人性阴影投射到外部世界，无疑更具文化的合理性。当然，这种私人化的内在退缩，也容易使内在世界成为自我封闭的牢笼；而且内心需求与人性欲望并非径渭分明，因而私人叙事中存在的并不完美并不洁净的人性缺憾，也就不难理解了。
由此可见，就知识分子的主体性而言，个人与私人有重合的部分，但就它们确指的意义而言，却是有所差异的：个人叙事相对的是体制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压力，而私人叙事则是针对大众社会的文化习俗和道德偏见。当代知识分子书写，有时却混淆了这两者的差异。而且，它们的问题症结在于，无论是个人写作还是私人写作，都不是仅仅意味着拒斥社会或者退缩内心，因为主体往往是在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的交互关系中得以表现的。正如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所说，现代社会的个体并不是一座孤岛，自我存在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而且这种关系比以往的社会更加复杂，也更加具有流变性。因而知识分子在坚持个体独立性，维护个人权利与隐私权利的同时，必须思考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历经社会风暴洗礼的托克维尔和阿伦特，不约而同地提醒人们，个人主义容易造成普遍对社会的漠不关心，自我中心主义容易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疏远，这些都会导致知识分子社会批判的缺失，甚至恰恰可能强化现代社会对个人的宰治。
知识分子的批判
虽然新世纪文学不再热衷宏大叙事，但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毕竟是由传统士大夫阶层蜕变而来的，因而对于现实社会有着特殊的敏感。尽管对于社会转型过程的种种不公和不义，知识分子书写似乎没有表现出比其他社会群体更为激烈的反应，但是他们对于自身遭受的损害和压制却表示出发自内心的激愤，这就导致大学叙事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与此同时，公共媒体也不断披露那些触及社会敏感神经末梢的大学知识分子。可以说，新中国以来的大学知识分子形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国家和社会赋予如此高的期许，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斯文扫地。
在当代文学的聚光灯下，昔日幽静的象牙之塔出现了尘世的喧嚣，大学知识分子被世俗的价值观念搅得心神不宁。仅仅是长篇小说就有《桃李》《纸床》《大学纪事》《风雅颂》《所谓大学》《大学潜规则》《教授横飞》《教授变形记》等等。这些作品全景式地呈现出当代大学混乱失序的种种病相，表现了大学知识分子在金钱和权力诱惑下无所适从的境况，以及情感生活进退失据的尴尬人生；叙事基调也由抑制到怨愤，再至反讽，表现出叙事主体由对现实的无奈接受发展到强烈不适，再到生命压抑的发泄。
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叙事如格非《欲望的旗帜》，尚含忧虑的思绪及其形而上的探索，而新世纪以来的大学叙事，则大多是外在表象的夸张描述与情绪发泄。它们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以极致的方式凸现大学知识分子的病相，却无心也无力思索病状的症结。《桃李》将叙述焦点放置在沉溺于金钱色相而不可自拔的教授身上，似乎大学知识分子在世俗利益诱惑下病入膏肓。二是叙事主体在审美距离上远离叙事对象，以调侃的叙事语调无情嘲弄大学知识分子。《教授横飞》以变形的方式隐喻大学知识分子的利欲熏心和失败人生。这些叙事主体拥有居高临下的精神优势与道德感觉，以鄙视的目光俯视大学知识分子，并将他们作为喜剧对象加以嘲弄，流露出一种发泄式的狂欢心态。这种末世情绪不但没有思想深度，而且显现出迎合大众社会潜在的“高贵者最愚蠢”的民粹主义元素。[NextPage]
必须说明的是，我并不是反对大学叙事的知识分子批判，而是反对一味嘲弄甚至丑化知识分子的大学叙事。其实，大学不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之塔，知识分子深深受制与依赖于他们置身其中的教育体制，并不完全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品格。同时，大学及其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屡遭社会动乱的摧残，知识分子思想也不再具有同一性。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大学知识分子，在急剧世俗化的年代，都能超凡脱俗。我想，真正具有人文使命的知识共同体，如果将自己的视线仅仅凝视在一幅只能看到自己麻木不仁和卑陋琐屑的画面上，而对关乎民族命运和社会未来的知识分子，既丧失信心也缺乏自省思考，那么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群体还有自我拯救的希望吗？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是从家族的相似性上进行分类的，实际的创作显然比理论形态更为复杂，上述的三种知识分子形象类型，也往往是相互渗透和相互交叉的。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难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书写，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由平视到俯视、由同情到批判的自我矮化趋势。我们真心希望知识分子书写，应在历史现实基础和现代文化语境上，想象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持有何种价值立场，也无论采用何种叙事方式，都应以理性意识、人文精神和自由宽容的心态，切身感受与深入思考现实社会及其知识分子的价值。因为发展中的现代社会，毕竟是我们未曾拥有过的家园，也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家园，我们真的无法确切预见，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将会导致怎样的精神灾难。
（编辑：郭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