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英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文学地域主义的定义，回顾文学地域主义在美国的发生、发展过程，然后重点分析美国文学地域主义研究在全球化时代复兴的机缘和意义，最后展示全球化时代美国文学地域主义研究的总体思想和多元策略。

　　关键词　文学地域主义　全球化　地方感

　　全球化给中国文学批评界带来了一丝焦虑，中国学者普遍感到了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威胁，认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甚至就是美国化，是美国霸权话语对中国民族和地域文化的侵蚀。那么，面对全球化，作为所谓强势话语和文化输出国的美国，其学界是不是正沾沾自喜呢?

　　回顾近期美国文学研究热点，不难发现，一个高频出现的关键词是文学地域主义研究。以文学核心刊物《现代小说研究》

　　（ModernFiction Studies）为例，2009年第1期以专刊形式围绕“地域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交融”这一主题展开讨论，撰文者从多种角度探讨了地域主义研究的重要性。事实上，该刊物的做法既非个例，也非先例。美国地域主义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始于20世纪90年代，不仅相关论文多达数百篇，出版的文选和研究专著也相当丰富，如《美国女性地域主义作家：1850—1910诺顿文选》（1992）、《一点也不美国：19世纪文学地域主义》（1994）、《批评地域主义与文化研究：从爱尔兰到美国中西部》（1996）等。进入21世纪，这种研究逐步升温，大有迅猛发展之势。在评论界引起广泛关注的研究成果有：罗伯特·戴诺特（RobertoDainotto）的《文学中的地方：地域、文化与群体》（2000）、汤姆·鲁兹（Tom Lutz）的《国际视野：美国地域主义和文学价值》（2004）、罗伯特-杰克森（Robert Jackson）的《寻找美国文学和文化中的地域：现代性、异议与创新》

　　（2005）、雷·安·达克（LeighAnne Duck）的《国家的地域：南方现代主义、种族隔离与美国民族主义》

　　（2006）、《批评地域主义：美国风景中的政治与文化的关联》（2007）等等。

　　为什么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会出现如此众多的文学地域性研究?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下面隐藏着文学地域性与全球化之间怎样的内在关联?为什么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盛行一时的文学地域主义在沉寂了几十年后在全球化时代又重新引起评论家的关注?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思考，以期揭示美国文学地域主义的特质以及文学地域主义研究在全球化时代美国的复兴的机缘和意义。

　　虽然美国文学从产生之初就具有全球化的特性，并通过“吸收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优秀遗产，丰富了美国民族文学的思想和文化内涵”，但当代的全球化却给美国带来了文化同质化危机、人际关系淡漠、归属感缺失等诸多问题。文学地域主义研究在全球化时代的复兴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学者对全球化造成的诸多问题的担忧，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美国学者对全球化建设性的回应。美国文学界强烈感到维护文化多样性、增强“地方感”的必要，自觉地将地域纳入批评话语，使它成为继性别、阶级、种族等元素后又一个新的文化研究领域。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学体裁，美国文学地域主义与全球化时代有着诸多契合，文学地域主义研究对全球化时代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镜头回放：美国文学地域主义的兴衰

　　文学地域主义（1iterary regionalism）的定义在美国文学界没有达成共识，另一种说法是“地域文学”（regional literature）。广义上来讲，这一概念泛指描绘某个地理区域的文学作品。狭义的解释各有不同。维基百科将文学地域主义等同于地方色彩文学，指着重反映某一地区特色（人物、方言、习俗等）的小说或诗歌。但《美国女性地域作家：1850－1910诺顿文选》一书对“地域文学”与“地方色彩文学”进行了区别：地方色彩文学的叙事人是外来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描写当地人和事，目的是取悦于城市读者，而地域文学则以平等姿态从当地内部角度反映地方人文，目的是获得读者认同。对于美国地域文学的性质，伊丽莎白·艾门斯（Elizabeth Ammons）在《美国地方色彩作品：1880－1910》中指出，19世纪末的美国文学地域主义既象征了美国民族主义的理想，也反映了地区、种族、性别等差异引起的矛盾。而汤姆-鲁兹在《国际视野：美国地域主义和文学价值》中则认为，美国地域文学一方面积极接受现代主义进程，另一方面又坚守地域文化的传统。对于美国地域文学的价值，大卫·瓦特（David Wyatt）指出，伟大的地域文学往往超越了某一具体地域，体现了人类的共性，具有普世价值。但也有评论家指出该观点的内在矛盾。对于美国文学地域主义定义的争论，菲利浦·菲什（Philip Fisher）总结道：“在美国，地域主义是文学表征的一场内战，斗争的焦点是文学如何反映美国。”综上所述，文学地域主义是个复杂的文学体裁，它是多样性与同一性、现代性与传统性、地域性与全球化的矛盾统一体。 [NextPage]

　　文学地域主义在美国有两次高峰，分别是19世纪后期和一战后的20、30年代。19世纪后期，新英格兰作家急于确立和颂扬新英格兰品质，并从该地区的自然和历史中挖掘构成英格兰品质的源泉。当地出版社对表现地域主题的作品求之若渴，新英格兰读者对表现当地风貌的作品爱不释手，于是，作家、出版商和读者三方一拍即合，地域主义小说便在当地应运而生。与此同时，梭罗的《瓦尔登湖》首开自然文学之先河，热爱自然的人们纷纷在各地效仿，于是，地域主义作为一种叙事方式，一时成为全美地域文学写作的模本。马克·吐温也是这个时期成熟起来的作家。他立足于密西西比河流域，创作出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作品，其作品大量使用地方性口语，摆脱了英国小说语言的影响，开创了典型的美国语言风格的文学。到20世纪初，地域主义文学逐渐让位于具有民族统一性特质的文学，从而失去了它往日的辉煌。

　　地域主义文学的另一个高峰出现在美国文学的第二次文艺复兴时期：20世纪20、30年代。在考察20年代的美国文坛时，虞建华教授观察到一个现象：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家来自中西部。例如，辛克莱·刘易斯来自明尼苏达州，舍伍德·安德森来自俄亥俄州，维拉·凯瑟来自于内布拉斯加州。罗纳德·韦伯（RonaldWeber）的《中西部在美国文学作品中的崛起》对此也有相关论述。这些来自中西部的作家大多在东部找到了发展机会，但对家乡仍怀着深深的眷恋。在他们的笔下，中西部既是田园理想的寄托，又是落后保守的代表。

　　除新英格兰和中西部外，南方文学是美国文学版图上的另一个重要区域。20世纪30年代迎来了南方文艺复兴。对于一个曾经以农为本的地区，“地方”构成了南方文学的经典主题。南方与美国其他地方历来不同，南方的文化表述更带有属于南方的地域特点和历史痕迹。以福克纳为代表的南方文学折射出浓郁的乡土意识。福克纳之后，美国南方又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家，彰显了南方独特的文化身份。

　　20世纪60年代，美国南方作为一个特色鲜明的地区一去不返。约翰·史密斯（JohnSmith）与德堡拉·克恩（Deborah Cohn）在《新世界中的美国南方》序言中用南方人的“杂交性”一词来描述全球化时代南方人文地域独特性的消失。这类关于南方文学现状的评述其实同样适用于美国地域文学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整体现状。

　　全球化消蚀地域特色，使当代美国地域文学走入低谷。另外，文学评论界对文学地域主义的价值也观点不一。早在19世纪末，美国的一些评论家就批评地域文学过于细微、具体，缺少宏大的阳刚之气。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美国地域小说家为抬高自身作品的地位，不惜贬低19世纪地方色彩小说，指责他们的小说只为迎合东部读者对西部的想象，从而强化了东部对西部的偏见。而在当代评论家中间，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地域文学眼界狭窄。在《太平洋西北文学文选》前言中，布鲁斯·巴克特（Bruce Bareott）指出：“作家通常都拒绝‘地域作家’的标签，因为它暗含失败的意味。”

　　文学界对地域主义文学的质疑导致文学研究者对地域研究退避三舍，即使是那些优秀的地域文学研究成果，其作者也总是在专著前言为自己的选题作几番辩护，充分暴露了其学术上的不自信。当然，这种学术自信的缺乏也与文学批评界大气候有关。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文学批评被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所垄断，这些研究都以“审美诉求”为基础，排除文学与外在因素的联系，主要研究文学的文学性、审美思维、文本细读、修辞、叙事方式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侧重研究文学与地域的联系，就有被指责为把文学研究变成民俗学和地理学研究的风险。文学地域主义研究于是被打入了冷宫。

　　二、复兴机缘：全球化与文学地域主义的回归

　　尽管全球化有消解地域的趋势，但全球化也再一次让地域性问题变得明显起来。几种力量的汇集共同推动了地域主义的回归。

　　首先引起人们关注的是一场全国性的地域文化复兴运动在美国如火如荼地展开。各地历史协会努力扩大会员，政府和民间纷纷举办地方文化展、地方特色食品节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庆祝活动（如加州淘金），同时开展历史文物的保护项目，主办地方爵士乐表演会和民族文化节等多姿多彩的活动。大学开始设置地方文化研究中心，如密西西比大学的南方文化研究中心。地域书籍读书节吸引了大批读者，带有强烈地方色彩的文学刊物和杂志一路走红，如《大平原季刊》、《北方之光》等。成立于1965年的西部文学协会又开始兴旺，专营地域主题的实体书店不但没有受到网上购书的影响，其营业额还持续攀升。除了那些常年以出版优秀的地方文学作品为特色的出版社外，一些在业界享有盛名的大学出版社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如加州大学重印了加州小说丛书。上述活动为地域主义复出创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NextPage]

　　与此同时，多元文化主义为地域主义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它造成了文化同质化，另一方面，它也强化了文化的差异性。全球化趋势愈强，民族化与本土化的呼声也愈高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催生了文化多元主义。文学研究在将性别、阶级、种族等元素逐一纳入研究视角后，继而将地域元素当作文化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领域。

　　早在20世纪30年代，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就指出：“所有艺术都来源于人们的爱恨情仇，而这些情感又形成于当地环境。地方环境左右着人们的饮食起居、衣食住行、播种收割。”的确，地域文化对文学个体有着重要的影响：每个人都在具体的地域中接受家庭文化、地域民俗文化和国家民族文化的教育，从而成长起来。作家在早年形成的基本文化心理结构会储存在作家的无意识深处并伴随其一生。家乡的方言、母亲讲的故事、家乡的风俗民情都会作为创作的资源为作品增添独特魅力。例如，托尼·莫里森在黑人文化中的长期浸染、对非洲民俗文化的熟悉，使她的作品形成独具个性的深刻和匠心独运的美学特色。

　　上述事实表明，地域文化是构成作品独特风格的重要因素。然而，全球化却使当代作家的创作实践陷入尴尬：在世界越来越趋同的情况下，作家何以表现地方特色?从西雅图到坦帕湾沿线，南北差异消融；从纽约到旧金山，东西区别不再。有人将如此单调的美国戏称为“没有地方的地理”。美国记者雷·苏芮治（Ray Suarez）调侃道：“现在的绑匪甚至不需要给人质蒙上双眼了，美国的地域特色已经消失，人质根本分不清身处何地，更别提给警方提供有用线索了。”这种地域一体化不仅消蚀了地方特色，也造成美国人精神上的贫瘠。在安妮·普鲁克斯（Annie Proulx）的短篇小说集《近距离：怀俄明故事》中，人们看不到怀俄明的黄石或任何地方特色的描写，小说中充斥的只有动荡的公司、孤独的心灵、流浪的梦人、生活的无奈和艰辛，这一切与怀俄明旅游宣传册上的介绍有着天壤之别。

　　地域文化特征的消失让当代作家反思全球化给文学创作造成的影响，为文学地域主义复兴的必要性提供了舆论支持。安妮·普鲁克斯的另一部小说《老谋深算》描述了全球化经济发展与美国西部原生态的地域特色之间的冲突，小说意在呼吁人们回归地域、回归自然。地域是一个基本的文化单位，是构成人们身份的基本元素。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地理地貌会影响人的性格。全球化加剧了人口的流动，使人像浮萍一样没有依存的土地和归属感，于是作家们呼吁回归民族传统、回归家园。印第安小说家司各特-莫马戴（Scott Momaday）的小说《黎明之屋》（House Made of Dawn，1968）是当代印第安文学摆脱臼人文化同化、追求民族自我的代表。小说从印第安家园写起，最终又回到那个家园，以一个圆的方式表现了主人公所经历的精神回归之旅。主人公发现印第安民族精神是疗治创伤的良药，在印第安文化中能够找到精神依托。

　　在全球化时代，推动地域文学复兴的另一个因素是旅行写作。尽管旅行写作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地域文学，但当代的旅行写作确实为重振美国地域文化起了重要作用。《蓝色公路》（Blue Highways，1982）的巨大成功证明久违的美国乡村风景重新燃起了美国公众对美国地域文化的热情。除此之外，琼·迪恩的《迈阿密》（Miami，1987）和道格拉斯·布林克雷（Douglas Brinkley）的《魔幻汽车：美国奥德赛》　（The Magic Bus：An AmericanOdyssey，1993）等叙述了当代旅行者对美国历史的探寻。这些旅行写作有助于在全球化时代唤起当代人对美国历史的关注。

　　三、批评何为：地域主义研究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

　　全球化本身充满深刻的内在悖论。全球化在改变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的模式方面表现有二。第一，包括电报、电话和互联网在内的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在方便人们跨越空间的同时也使人们失去了面对面沟通的机会，在虚拟空间中相互问候替代了传统的人际交往，众多“宅男”、“宅女”习惯于通过上网来排解内心寂寞，沉溺于虚幻的交流盛宴，造成了真实世界中人与人的隔膜。第二，人们越来越关注隐私、消费、流行文化，忽视群体、公众空间和社区文化建设。居民社区文化成了可购买的商品，而不是通过集体努力所建设的实体，社群关系因此变得淡漠，归属感丧失。加州人文委员会对公众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65％的加州人对居住地的历史和社群文化背景几乎一无所知。正像《一个人打保龄球：美国共同体的衰落与复兴》一书的题目所示，共同体衰落是一种全国现象。 [NextPage]

　　然而，没有人独自行走在沙漠上而会无所顾盼，对于共同体的渴望是人的天性使然。对于共同体（community），齐格蒙特·鲍曼给出了一个非常抒情的描述，他说：“‘共同体’像遮风避雨的屋顶，像严寒日子里的壁炉，像黑夜中的明灯，它带给我们安全、温暖和希望。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彼此祝福，彼此帮助。悲伤失意时，有人握住我们的双手；陷入困境时，有人帮我们摆脱；我们不需要报答，我们希望的是下次帮助的到来。”。尽管群体关怀如此美好，但他笔锋一转，说道：“令人遗憾的是，‘共同体’成了失去的天堂，它是一个我们热切希望重新栖息的天堂，因而，我们在狂热地寻找着可以把我们带到这一天堂的道路。”

　　什么是重返天堂的途径?经典地域文学以文学特有的方式让当代人们重新思考建立亲密群体关系的可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地域小说作家努力通过文学建立理想公民社会模式，即在国家与家庭之间建立一条纽带——“地方共同体”，在共同体内。人们同甘共苦、休戚与共；同时，地方共同体与外部世界保持对话，与国家保持互动。这些小说不仅在发生和接受之初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全球化时代同样有着借鉴意义。

　　全球化社会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飞散”（Diaspora）。全球化造成的劳动力迁徙不仅使人们离开现实的家园，而且在精神层面也产生一种“生活在别处”的疏离感。全球化加强了人们对“家园”的渴望、对归宿感的追求。美国UCLA童明教授指出：“从飞散新视角来看，‘家园’既是实际的地缘所在，也可以是想象的空间。”在全球化时代重读经典地域文学，会对乡土和田园意象有全新的体认：乡土承载了当下现实所匮乏的东西，成了一个思念的美学对象、一种回忆、一个灵魂归属的符号。于是，“我的安东尼娅”，一声轻轻的呼唤，不仅代表薇拉·凯瑟对家乡、对自然的深深思念，也同样表达了全球化时代人们对宁静、安全、简单、质朴生活的无限怀念。

　　全球化使人类文明陷入一元化的危机，因此，文学地域主义研究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不仅仅是强调地域文学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文学的多样性。这股文学地域主义研究思潮显示出美国学者欲以文学地域研究制约文化一体化。全球化导致的文化相互渗透和整合使文化变得单调和贫乏，文学地域主义研究可以维护文化多样性，在“和而不同”的原则上建设文化生态。

　　四、走向多元：建构全球化时代的地域主义诗学

　　文学批评的地域主义来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它是检视、研究和探讨地方化身份与全球化之间关系的理论和方法论。文学地域主义批评概念是由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在1994年《时间的种子》（The Seeds of Time）中第一次提出的。将这一概念加以深入研究并运用到文学的文化研究中去的著作有两本：赫尔（Cheryl Temple Herr）的《批评地域主义与文化研究：从爱尔兰到美国中西部》和鲍威尔（Douglas Reichert Powen）的《批评地域主义：美国风景中的政治与文化的关联》。后者指出：“文学批评地域主义是一种新的文化研究模式，是将地域文学文本置于更广阔的文化、政治、历史和地理中去考察。”

　　以这种新的框架考察地域文学，不难发现地域文学与全球化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地域小说将某一特定草原、乡村、小镇、城市作为背景，着重描写对该地方本土风情的眷恋；另一方面，这些小说也表现了该地域文化对各种移民文化的吸收和容纳。例如，孙宏教授指出，作为杰出的地域小说家，薇拉·凯瑟的小说不仅体现了她对内布拉斯加的家园情结，同时也反映出她的多元文化情结。。凯瑟的童年时光是在内布拉斯加大草原度过的，那里是凯瑟一生魂牵梦绕的地方，也成为她一系列小说的背景。她的小说《安东尼娅》不仅描写了对美国印第安文明的推崇，还描写了对来自瑞典和波希米亚等欧洲移民文化的热爱。内布拉斯加这个名字本身就出自印第安人的语言，意为“平缓的河”，小说中的黑鹰镇亦取名于一位受人敬仰的印第安酋长。同时，来自东欧、北欧的民族文化给美国大草原带来了异国的气息，多元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结合、生根，成为美国西部地域与全球化互动的一个典型的文学案例。类似的例子还有华裔美国作家汤婷婷的《美猴王》（The TripmasterMonkey，1989），该小说表现了旧金山多元文化的融合。

　　地域主义文学研究中的“求异”思维向美国国家文学史的“宏大叙事”提出挑战。地域主义研究作为理论资源是对现代性“时间消灭空间”进行批判的产物，对多样性的寻求实际上强调了共时语境下空间之间的平等性，反映出文明多元论的思维。因此，地域主义研究开辟了以空间为构架书写美国文学史的新思维，以平等多元的原则勾勒出美国文学版图。

　　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空间批评”为文学地域主义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平台。全球化时代的地域主义不再限于以乡土文学为对象，同时关注城市和国际大都市。例如，琼·迪恩、汤婷婷等都创作了以城市为背景的地域小说，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空间理论”为研究这种文学地域主义打开了新的思路。雷蒙德·威廉斯指出，从空间介入文学研究是勾勒文学地图和寻找文化变迁规律的重要途径。人们应打破以往乡村和城市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乡村与城市不是彼此隔离的封闭空间，而是处于历史变化和关联中的开放空间。根据“空间理论”，“乡村”、“城市”不再是静止的地理空间，而是动态的、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空间。例如，以“空间理论”考察加兰（Hamlin Garland）的中西部小说，就会发现场景在乡村与城市中不断变换的意义。加兰小说中的城市世界，舒适与压力同在；加兰小说中的乡村世界，美好与沉重并存。城市与乡村不再是二元对立，而是社会变迁的写照。 [NextPage]

　　性别研究是全球化时代地域主义研究的另一个切入点。根据女性地理学，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不是客观存在，而是性别权力分配的结果。公共空间划分给男性，私人空间划分给女性。男性总是“在路上”，而女性总是“在家里”。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女性主义第二波（The Second Wave Feminism）主张女性获得“移动性”（mobility）。在全球化时代，基于地域的身份由于实际旅行和网络虚拟旅行形成了“杂交性”，女性主义又重新强调“地方感”的重要性。2003年出版的《地域写作：地域主义、女性、美国文学文化》为该研究方法提供了范例。早在1992年，该书作者菲特里与普拉斯就合编了《美国女性地域作家：1850－1910诺顿文选》，证明美国女性地域文学传统的存在。此后十多年她们一直致力于女性地域文学研究，终于推出《从地域写作：地域主义、女性、美国文学文化》这一力作。该书着重分析了女性与文学地域主义的密切联系及其对民族主义、殖民主义、性别主义艰起和种族主义的挑战，显示出文学地域主义研究多层面的意义追求。

　　结　语

　　全球化本身就充满着悖论，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没有绝对的赢家和输家。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同质化危机、人际关系淡漠、归属感缺失，美国也不能幸免。文学地域主义研究在全球化时代的回归，不仅在于其审美价值，而且在于其社会意义和文化功能。上述研究表明，全球化趋势与地域性研究并不对立。一方面，全球化语境强化了对差异的追求，促使人们重新关注地域，维护文化多样化。另一方面，全球化已成为当今的事实，其趋势似乎不可逆转。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地区、民族或国家都不能固步自封，而应对全球化采取一种合理的态度，即地方化与全球化的互动：地方对世界保持一种包容和开放的姿态，同时又保持地方独立的特性。这种辩证的地域主义是美国文学走向繁荣的原因，也是其在全球化时代继续繁荣之本。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