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红


阿袁

　　作家分成两种，一种是天分才情很高，一出手就令人惊艳。另一种则是靠勤奋，日积月累，厚积薄发，由量变到质变。前一种的代表人物，例如张爱玲、钱钟书。这两种作家，最容易从语言上判断出来。张爱玲的苍凉华美，钱钟书的幽默睿智，都是极个人化的风格，没有那份修炼和才气，靠模仿，永远是画虎不成，顶多学到点皮毛。　

　　而女作家阿袁的语言，是她跻身前一种写作者的标志。她的每一部小说，人物突破不大，题材没有变化，总在重复，甚至连主人公的身份，都不屑改变。但是她的语言，从成名作《长门赋》开始，读来真是字字珠玑，余香满口。她善用古典诗词意境，将唐诗宋词、昆曲与当代的生活打通，用比喻，通感，一唱三叹，回旋往复。语言八面来风，余音绕梁，完全的学院派作风，读来觉得如白居易形容的：“大珠小珠落玉盘”，铮铮（钅从）（钅从），能调动你的听觉、味觉、触觉和视觉，如同享受语言的盛宴，完全中国式的语言盛宴。这个盛宴的菜式可以追溯到《诗经》、《楚辞》作源头，传承唐宋诗篇，结合昆曲京剧，全是最正宗最雅致的阳春白雪的中式菜，甩水袖，抛眉眼，折腰身，咿咿呀呀，婉转幽怨，缠绵悱恻，旖旎绮丽，舞低杨柳楼心月，歌罢桃花扇底风，那扮相，那身段，那眉眼，那唱腔，都让你目不暇接，意犹未尽。　

　　实力派作家杨少衡曾经说，好的语言有时候是读者愿意阅读下去的唯一理由。阿袁的小说，阅读的理由当然不止是语言，但是她的语言，是精工细致的旗袍，用料精致，做工考究，娉婷袅娜，是一副天生丽质难自弃的款，甫一出场，就是让人惊艳的作派。　

　　阿袁就像当代的林妹妹，来来回回吟咏千百年来女人视为信仰、事业、生命或者三位一体的情感中的“风刀霜剑”，阿袁用她的方式描摹当代知识女性婚姻情感世界的“花谢花飞”，即使目前花月正春风，然而红消香断，却注定是结局。　

　　在中篇小说《汤梨的革命》中，阿袁如此表述：“女人的幸福一半来自男人，另一半来自比她年老的女人。”　

　　即使这些女性，都来自高等学府，都受过最现代的良好教育，有高学历，有比较优越的社会地位，以及比平均水准高得多的才气和才华，才情与风情都不缺乏，但是，她们的命运，还是同几千年来中国的女性命运如出一辙，没有质的改变——依然，是男性的附庸，在男性的男权的阴影底下，或者隐忍，或者偷欢，即使抗争，也依然是以身体做武器，结局是，中年之后的女性，几乎人人皆怨妇兼弃妇。阿袁的小说，笔下的人物几乎是怨妇集中营。　

　　这些女性的形象，是当下现实都市生活的折射和反映，阿袁的小说是一面镜子，知识女性站在这面镜子前，多多少少可以看到自己生活中的真实面貌，看到男女情感的真相。阿袁的洞察细致入微，令人悚然。　

　　评论家藏策曾经说，阿袁的语言就是擅长用“喻”，比兴手法用得很到位很纯粹：“阿袁的小说就像莲藕，又像拔丝苹果，总能带起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记忆。阿袁的秘诀无他，其实就是个‘喻’，她总能把当下的人和事，与《诗经》，与唐诗宋词，与京剧昆曲打成一片，从而构成了一种极具张力的喻说方式。”　

　　阿袁表示过，影响她的作家是汪曾祺、张爱玲、钱钟书、川端康成，而她的语言除了受这些作家的影响外，中文系研究生的出身，无疑是她语言特色的最好注脚。国内已经很多年没有出过这样语言雅致的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说，阿袁秉承了钱钟书、张爱玲的学院派作风，她的语言特色，别人不易模仿，而能够欣赏她语言风格的人，必定也是有良好的古典文学素养的。　

　　同样写男女，与张爱玲的彻骨“苍凉”相比，阿袁的小说则是“寒冷”。她的小说里少有能成功经营婚姻的女人，或者情感在“正常”轨道上的男女。男人出轨，女人小三，年纪大点的女人则是弃妇兼怨妇。因此，她的语言和小说的意象，与古诗词中的“闺怨”一脉相承，女人几乎都是色衰爱弛的活广告，没有哪一个女人，可以以内在的东西吸引男人，换来天长地久的恩爱。　

　　徐坤曾经说阿袁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才华太大了，要撑破螺蛳壳。而阿袁自己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小说态度，鲁迅用它呐喊和批判，普鲁斯特用它缅怀和感伤，还有的人，用它飞短流长”，而她自己，“我的小说也是忧伤的——而且这忧伤是饮食男女的忧伤，丝毫没有天地精神的气质”。本来，阿袁是想用小说遁世的，结果，却“更深地入世了”——“现实是现实，小说也是现实”（阿袁：《小说：我出世与入世之门》，载《作品》２００９年９期）。　

　　她的小说现实，用前两年流行的阿兰·德波顿的《身份的焦虑》中的语言来形容，则是，女人永恒的身份焦虑是男人对她的定位，而婚姻则是女人唯一的江山。如果这江山易帜，或者女人从来没有在这个江山上圈定自己的版图，则无论你别的社会属性，统统是暗夜里无力妖娆的残花败柳。　

　　因此，阿袁在小说里一再重复的，是中年知识女性的身份焦虑。如她在另一篇小说里写的，大多数高校里的老师，不可能像于丹一样风光，而韶华老去的苦守婚姻的江山的女人，哪怕是受过最良好的教育的高校知识分子，能够做的，也不会比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更多，或者自救的方法更有效。阿袁在获得２００８年小说排行榜中篇小说第三名的《郑袖的梨园》中塑造的郑袖的生母，那个没有文化的卖豆芽的女子，面对以手做武器的妖娆对手败下阵来，而成年后复仇的郑袖，一样选择了以手做武器，所向披靡，无往不胜，表面上赢得江山的是她的风情，事实上，女人，无论什么样的女人，都一样败给了时光。　

　　细究起来，这种身份焦虑贯穿了中外女作家的创作。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闺怨”，无非是对时光流逝青春不再的哀叹，伤春悲秋的主旋律都是因为男人，如张爱玲说的：女人一生，想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　

　　女人自觉地，以男人作为坐标来定位自己的成就。如西蒙·波伏娃所说的，女人是第二性的。　

　　这当然不止是阿袁的小说现实，而是男权社会下女人的现实。　

　　《简爱》中的女教师，自小在福利院里成长，从来都倔强不屈的很“独立”的女性，为了能与“心爱的”男人平等，小说结尾，作者让那个老男人失去财产，跛了一只脚。这种情节的设置，与其说是成全了作者笔下的伟大爱情，不如说，是小说的女作者对男权社会的一种妥协。虽然女主人公一直对男主人公强调：我在灵魂上和你是平等的。但是现实，或者是已经被作者粉饰过的现实，也需要男人失去俗世的财富地位，才能实现这种“平等”。在《简爱》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生活的１９世纪，对中产阶级女性来说缔结一门好婚姻是她们通往体面之路的唯一途径。这倒和阿袁小说的现实非常的异曲同工。　

　　《蝴蝶梦》中那位美丽聪明的女主人公死于非命。庄园的继任女主人并非貌若天仙的强权人物，而是一个温柔可人的小鸟依人类型的女子。小说的女作者达夫妮·杜穆里埃，也在下意识地迎合男性的审美和趣味。由此也揭示了一种真实的现状：男人需要的是一种没有威胁的聪明以及作为情趣的“独立”，而并不是能够强大到可以与他们的力量抗衡的女人。　

　　能找到的例外，是《飘》。《飘》中的思佳丽是个内心强大的女人，她一直迷恋懦弱无能的男人。思佳丽的形象与女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的精神气质应该是相通的。只有气场强大的作者，才能创作出这样在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形象。　

　　而现代的中国女作家中，丁玲应该是女性意识较早的女作家，她的早期作品彰显了自五四以来女性意识的萌发。张爱玲其实已经洞悉了男女情感与婚姻的游戏规则，说出了“有美丽身体的女人以身体悦人，有美丽思想的女人以思想悦人，两者并没有高下之别”的惊人警句。而在琐碎庸碌的生活中无法突围的苏青，则说出了女人“谋生之余，还要谋爱”的生存窘境。[NextPage]　

　　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身体写作”为旗帜的那些女作家们，表面上以“男女平等”为噱头，以文字以外的行径进行炒作，然而，无论是卫慧的“宝贝”，还是棉棉的以毒为“糖”，读者们看到的是混乱，是一个古老的以德服人的国度里经历商品大潮前所未有的海啸般的洗礼下，显现出来的虚无。这是另一种真实，却并不是女性意识的觉悟或者男女终于至少在身体上平等的表现，而总让人悲天悯人地想起某名人名言：“这些女人在糟蹋男人和糟蹋自己的身体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倒是港台的女作家，李昂、施淑青等人开始，女性意识前所未有地觉醒，表现在笔下的人物，开始艰难地抗争与自省。她们的作品，读起来远没有那么赏心悦目，如同女性作为独立的，在女儿、妻子、母亲之外的角色的“人”的位置上艰难的挣扎。　

　　从这个意义上说，阿袁的小说流露出来的怨妇情结，其实是女性独立人格的一次大倒退。她笔下的女主人公的牺牲自我意识的种种委屈种种忍辱负重，用《小说选刊》编辑鲁太光的话来说，“像咝咝作响的定时炸弹”，有一种随时把一切摧毁的可能性。　

　　这可能是，阿袁笔下的小说现实，是那种“闺怨”意识，这种意识，用古代女人在男人面前的谦卑的自称来定位最为真实：“奴家”或者“妾”，这种“奴家”对男人的依附意识，是流在血管里的血液，是支撑精神和肉体的脊椎，是女性整个世界的龙骨。　

　　且看人到中年的知识女性在阿袁笔下对婚姻的渴求：　

　　四十年哪！整整四十年她和男人一样刀光剑影戎马倥偬，到处攻城略地，而别的女人，却翘着兰花指，四两拨千斤，只回眸那么一笑，人家就倾国倾城了。沈单单悔不当初。可即便悔青了肠子又有什么用呢？世间最无情的东西，莫过于年华和男人，都是说溜就溜的。一但往前走了，任你驾起十匹马千匹马，也拉不回头了。只能放下自己的千金之躯了。（《老孟的暮春》）　

　　即使面对的是一个人到中年被老婆休掉，德、才、能都乏善可陈还被同事们疑心性能力欠佳的男人老孟，还要上演三女争夫的戏码，最后让一个青春正盛的旁观的保姆轻易胜出。　

　　并不是经济能够独立的女人，就可以精神独立。相反，多少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依然在身体力行着对男人的人身依附。这和感情无关，与女人对于未来的不确知的恐惧，以及用婚姻来做依靠的惯性有关，还和传统价值标准以婚姻成败来定位女性成功与否的坐标有关。因此，也只有精神足够自立，内心足够强大的女性，敢于实践女作家严歌苓所说的那句话：“你从小到大，你的邻居，你的同事，大部分人告诉你的‘真理’大多都是谬误。”　

　　也许阿袁只是反讽，只是另一种比兴，聪明的她自然能够意识到在这种男权社会语境下，妥协以及委曲求全是女人成本最低的生存之道。从她选用的标题，如《长门赋》、《郑袖的梨园》等可以看出，她的意识，依然停留在“长门赋”里阿娇的朝代：“长门尽日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这种弃妇兼怨妇的意识，在２１世纪的今天，让女人志气尽失，男人疑心回到唐伯虎的年代的意境，与她的才气比起来，有点可惜了。这也许是徐坤所说的“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本意。如同一个在写字楼里出入的白领，一两件旗袍穿出来是点缀，若是每日都穿这种衣服见人，总有哪些地方不太对劲，和时代有脱节之感。　

　　期待阿袁的惊艳蜕变。　　　

　　作者简介：梁红，供职于《作品》杂志。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