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俊武
内容提要：虽然劳伦斯是一个以写性爱而闻名的作家，但他的性爱描写背后也蕴藏着深厚的宗教意识，反映出20世纪工业文明的发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作家宗教观的影响。事实上，从《儿子与情人》中的“变形耶稣”到《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血性意识”，劳伦斯的宗教思想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表现了作家通过宗教思想来实现人性解放的目的。
关键词：“一战” 变形耶稣 神秘宗教 血性意识
美国当代社会学家A.施密特认为，“许多世界上最伟大的杰作都有基督教的主题或根基。这也表明了自从罗马帝国衰亡以后，重要的艺术主要由受到耶稣基督的教导和爱所激励的艺术家主宰。他们创作的绘画、雕塑、木刻和建筑作品包含基督教的题材和信息，并统治西方艺术世界达一千多年之久。”劳伦斯的作品也毫不例外，尽管他的作品给人印象至深的是两性描写。在这些两性描写的背后，蕴藏着作家宗教意识的曲折发展以及通过变革现实的宗教思想来实现人性解放的目的。
一、劳伦斯宗教意识的产生背景
劳伦斯出生于一个有着基督教传统的家庭，他的外祖父不仅是一名虔诚的教徒，而且还是一位有名的牧师。劳伦斯的母亲丽蒂娅更是有着强烈宗教信仰的人。劳伦斯幼年时所受的教育有些是在伊斯特伍德公理会教堂进行的，对其内心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后来劳伦斯回忆说，“幼年时我就熟知《启示录》的语言和形象；这不是因为我花了时间去阅读《启示录》，而是因为我总被送入主日学校和教堂，去‘希望乐队’和‘基督的力量’听读《圣经》。”虽然幼时的劳伦斯对《圣经》的理解可能是懵懂的，但是那优美的语言和韵律却深深地浸入了他的意识中。
尽管劳伦斯从童年时起就一直浸泡在基督教教义的氛围中，他却不是一个虔诚的基教徒。19世纪末以来的现代工业的发展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对劳伦斯的宗教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劳伦斯的家乡原本林木茂盛，呈现出诗情画意般的田园风光，然而自从在这里发现煤以来，宁静和谐的自然美景遭到了破坏，取而代之的是采煤机隆隆的单调喧嚣与遮天蔽日的滚滚浓烟。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在劳伦斯的最后一部作品《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有着逼真而集中的描绘：“那边，那贪婪的机械化的贪婪世界，闪着灯光，吐着炽热的金属，激发着熙来攘往的喧声，那是无限罪恶所在的地方，准备着把不能同流合污的东西一概毁灭！”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不仅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威胁，而且也破坏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和谐关系，造成了人的感情失调与心灵扭曲。在《儿子与情人》中，繁重的体力劳动、拮据的物质生活使婚后的莫瑞尔先生脾气日益暴燥。为了清除内心的烦闷，他像周围的许多矿工一样染上了酗酒的恶习。他还经常无故打骂妻子，以此发泄内心的积郁。为了获得精神安慰，莫瑞尔夫人便把自已的感情寄托在儿子身上，发展出一种超出了正常的母子之情的情感。
对劳伦斯思想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规模与范围空前，死伤的人数也史无前例。英国一代有才华的青年被卷进了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的漩涡。他们亲临战场，那血染战壕、尸横疆场的惨象在他们的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由于体检不合格，再加上他还有个敌对国国籍的妻子等原因，劳伦斯没有参军，但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在劳伦斯的心头同样投下了巨大的阴影。1915年9月8日夜，当劳伦斯和弗丽达走进汉普斯特德的希思时，他看到了德国飞机像“长卵形、闪烁的中心发光体，在光照中平静地飘移，像新月，它的光在大地燃烧，要将整个地球摧毁”。目睹这场空袭的劳伦斯不禁感叹：“这就是末日——一世界消失了，而我们像尘埃漂浮在空中。”关于一战对劳伦斯的影响，评论家尼尔·迈尔斯在《劳伦斯与战争》一文中指出：“如果我们认真对待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就必须认真看待劳伦斯，因为劳伦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了殚精竭虑的反思。”他开始怀疑长期以来在西方信仰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上帝，并对西方主流文化、道德和宗教传统进行了严厉批判。劳伦斯认为，人要重新获得活力，就必须马上解放自己。解放自己就必须打破传统的基督教约束和对上帝的盲目崇拜，去信仰一种新的宗教。那么劳伦斯所说的新的宗教观是什么呢?他曾经在给朋友恩尼斯特·柯林斯的一封信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的“血性意识”：“我最伟大的宗教就是对血、对肉体的信仰，我认为这些比理智更有智慧。我们的脑子里的思想可能是错误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顺应我们的血的呼唤，直截了当地顺应，丝毫不受头脑、道德或其他什么无聊之事的干扰。”
虽然在主观上，劳伦斯拒绝并批判基督教，但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劳伦斯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圣经》来阐释自己的以两性和谐为基础的血性宗教意识。正如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巴斯所说：“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小说家、剧作家以及诗人都强烈地意识到西方人生存在一个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即犹太一基督教传统这一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而且他们必须在这一历史框架里表明自己的立场——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就劳伦斯而言，他通过对《圣经》的别样解读，将《圣经》“为我所用”，来阐述自己的宗教意识。在对新的宗教意识的探索过程中，劳伦斯大致走了一个u形的路，即从《儿子与情人》中的变形耶稣到《羽蛇》中的神秘宗教再到《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血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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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儿子与情人》：变形的耶稣
《儿子与情人》是劳伦斯第一部广为人传颂的作品，学界大都认为这是一部阐释恋母情结的作品。但是，劳伦斯的宗教背景也毫无疑问地在作品中体现出来，并与两性关系结合在一起。T.R.怀特指出，《儿子和情人》阐述了世代的循环，结构上与创世记如出一辙。保罗·波普洛斯基则把它视为“在字面上围绕宗教旋转”的小说，不仅仅是因为小说的主人公保罗与米丽安曾多次进行关于宗教的讨论，而且因为小说框架是以宗教节日设定的，小说中的许多重要事件例如家庭聚会、远足等，都安排在诸如圣诞节、复活节、降灵节这样的宗教节日里。然而，最能体现作品的宗教思想的是主人公保罗。保罗的母亲莫瑞尔太太出身于一个古老而体面的宗教家庭，她的父亲爱读神学。莫瑞尔太太也是一个清教徒，生活在浓郁的基督教氛围中。正因为这种宗教虔诚，她才出于本能地为二儿子起名“保罗”，基督教中一个圣徒的名字。由于母亲的熏陶，保罗从小“就私下里有着强烈的宗教信仰”，恪守着清教徒的生活方式。他的兄长威廉就曾叫他“圣徒保罗”，莫瑞尔家的一位朋友比特丽斯也把保罗戏称为“圣徒”。保罗的初恋情人米丽安更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内心深藏着信仰，呼吸都带有信仰的气息”，当看到瑰丽的夕阳染红了西方的天际，她就认为是她诚惶诚恐顶礼膜拜的基督和上帝在显灵。
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劳伦斯在小说中并不“试图证明清教伦理道德观念是人们
的道德准则及精神支柱。”恰恰相反，《儿子与情人》讲述了一个关于宗教解放的故事。这种“解放实质上是与传统基督教的分道扬镳，是对于清教传统过度压抑人性的一种反抗”。保罗是在与米丽安的交往中开始走上宗教“解放之路”之路的。他与米丽安“探索正统的教义”，用嘲讽刻薄的口吻绘声绘色地向米丽安家人讲述宗教的荒诞，他的嘲弄伤害了米丽安。保罗讽刺挖苦米丽安的宗教信仰，其目的就是反抗宗教对人性的“过度净化”，这种“过度净化”就是压抑——尤其是性压抑。在写给米丽安的绝交信里，保罗称她是“一个修女”，没有正常女人的七情六欲。他觉得米丽安不苟言笑，在她面前他只能表现为一个圣者。他无可奈何地对米丽安说：“你让我变得这么神圣！”这是保罗内心所反感的。在与米丽安的交往中，保罗心中的宗教意识渐渐淡去，他逐步树立了一种新的信仰，即人应该凭自己的内心来辨别是非，应该逐渐认识自己心中的上帝。
那么保罗心中的上帝是什么呢?在他与克莱拉度过一个激情的性爱之夜后，劳伦斯写道：“如此良宵之后，他俩都变得异常平静了，领略了激情的巨大力量。他们感到了自己的渺小，感到有些害怕，有些孩子般幼稚，也有些迷惘，就像当初亚当和夏娃失去天真，领会了那股魔力的巨大，那魔力使得他们被逐出伊甸园，去经历人世的沧桑。这对于他们俩都是一种启示和满足，使他们认识自身的渺小，认识这股使他们神魂颠倒的巨大的生命之流，使他们的心灵得到宁静……他们共同得到的一种明证。任何东西都不能消除它，什么力量也不能将它夺走。这差不多成了他们生命中的信念。”这一段话隐约地揭示了保罗的人生信条，那就是融入生命的洪流，从生活的激情与生命的洪流中寻找自己心中的上帝。用米丽安的话来说，“保罗是在借上帝为自己辩护，因为他想随心所欲，寻欢作乐。”当米丽安看到保罗满面光辉，想起了耶稣的出现，就把保罗称为“变形的耶稣”。作为失落世界里的耶稣，保罗要用一种性爱宗教来来代替压抑人性的基督教，他要作为一个变形耶稣来反抗压抑人性的工业化文明。这既是劳伦斯对压抑人性的基督教的反讽，又是他探索性爱生命张力的开始。
三、《羽蛇》：神秘宗教的向往
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使劳伦斯失去了对欧洲文明的信心，他不得不在欧洲文明之外寻找人类复活的新途径。他接触了一些异域古老文化，如印第安文化、西非文化等。这些他者文化的陌生性、不确定性和神秘性令他神往，它们的不可解读性蕴藏着无限的生机，能唤醒被工业文明窒息的人的生命力。劳伦斯曾在致唐纳德·卡斯维尔的信中写到：“我们这里消息闭塞，只有一个叫麦贝尔·道奇·斯特恩的妇女，从新墨西哥的陶斯给我们来了封信……她告诉我们那儿有一个六百人的自由的印第安人部落，他们崇拜太阳、求雨，还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侵蚀。”于是，劳伦斯这一阶段的探索就非常自然地与这些古老的异域文化融合在一起，他认为这些古老的宗教和文化能充当复活人类生命力的救世主。劳伦斯这种对远离欧洲腐朽文明和社会混乱状态、回归原始和自然神教的渴望通过他的作品《羽蛇》中的主人公凯特传达出来。
《羽蛇》是一部充满着神秘宗教色彩的小说，讲述的是印第安人西比阿诺的生活。他们复活印第安人的羽蛇神克斯卡埃多，并以此驱逐罗马天主教会，使人重新获得生命力。这部小说反映了劳伦斯通过墨西哥古老宗教的复兴，企图在欧洲文明之外寻找宗教寄托与精神出路的愿望。随着对新的克斯卡埃多教的不断了解，故事的主人公凯特被这种信仰所吸引，认为它可以拯救人类。凯特作为高贵的日尔曼血统的后裔，从小接受的是基督教文明的道德熏陶，认为西方世界是一个可怕的“精神统治的世界”，充斥着意志观念和宗教说教。对于凯特来说，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把自己与眼前这个机械、无情的世界分离开来。由此可见，劳伦斯在小说中表达的这种虚无与绝望的情绪，主要来自于传统的基督教禁欲主义对于人性的压抑与扼杀，是这致使现代人存在着“失败的信念”。[NextPage]
作为一名爱尔兰妇女，凯特在背叛自己的基督教、皈依古老的羽蛇神教时，其内心也充满了痛苦的挣扎与矛盾。当小说的男主角卡拉斯可最初试图拉拢她加入克斯卡埃多的宗教运动并向她灌输有关“上帝与自由”的理论如何精彩绝伦时，她不为所动，果断地回答：“我讨厌寻找上帝，讨厌人的宗教本性。”她意识到欧洲和美洲“所有的这一切不幸，都导源于政治，或说教，或可恶的神秘主义，或肮脏的神灵主义”。但是，当穿一身白色礼服的卡拉斯可出现在凯特面前时，她内心深处因害怕而颤抖不已，她崇拜他“几乎到了着迷的程度”。她的耳畔还不断地回响着卡拉斯可那“古怪而富有魔力”的雄浑的男性声音。坦然地说，墨西哥、卡拉斯可和西比阿诺以及他们领导的羽蛇神教对于凯特来说，是一个神奇的谜底，等待着她去探索。卡拉斯可在《羽蛇》中是一个重要的男主人公形象，是克斯卡埃多的化身。他英俊伟岸，坚强有力，意志坚定，聪明过人，具有统帅民众的领袖才能。他要造就人与神之间的新型关系。他认为，有着现代工业文明和基督教信仰的白色人种不断涌入，使墨西哥人逐渐失去了印第安人的纯正血统，成为“毫无希望的杂种”，“而教会无能为力，因为它不知道如何走进他们的灵魂”，只能堕落，死亡；唯一的希望就是出现一个“新的救世主”，重建羽蛇神教，让古老的印第安人的神灵克斯卡埃多成为现代人的灵魂归宿。而他就充当了这个“新的救世主”，利用一切手段来宣传自己的这种超人的意志和思想，极力登上克斯卡埃多主教的殿堂。就像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借超人之口说：“我爱那使自己的道德成为自己的倾向和命运的人；这样，他可以为着他的道德，或生或死。”可以说，凯特最后愿意加入卡拉斯可领导的克斯卡埃多教，很大程度是对他这种强大的精神和权利意志的崇拜。
当然，美洲印第安原始文化带给凯特的冲击力量也是她选择继续留下并加入羽蛇神教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对于墨西哥现实世界的愚昧、丑陋和堕落，凯特茫然不知所措，一直犹豫着是否回到欧洲，但卡拉斯可的话总是让她陷入沉思：“正如地球引力使一切东西从高空下落一样，在这堕落中你感觉不到堕落，至少你可以保持平衡；或者如大地使根须永远钻向土壤深处一样；在这种堕落中，人作为根须必须堕入大地深处，但他仍是生命之树的一部分，树叶任风吹去，这即他们的所谓自由，然而，生命之树仍植根于深深的大地。”为了探个究竟，凯特两次前往西尤拉湖——一个离卡拉斯可住所很近的纯净地方。沿途中，凯特尽情领略乡间清新、自然、美丽的湖光山色，切身感受到了印第安土著居民那种从容淡泊、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还有那些淳朴的村民们深邃的眼神中流露的真挚、喜悦的心情。不知不觉中她沉浸在一片虚无缥缈的梦幻世界里，太阳在人们的身后缓缓升起，洒落了一地灿烂的余辉。这是一片“没有被人类文明吞噬的天地”，她能够感觉到她的血液从容地流着，她似乎看到了恢复人类精神的、内在的“自我”的希望，“给我神明，让世界再生！”凯特相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真挚的，她所需要的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善意的接触”、自然和谐的社会关系。虽然她曾想过回欧洲，但“回去又怎样?她很清楚”，那是一个令她讨厌的“机械、无情的世界”，而她“要让正向的、有情的世界走入她的心中，给她以动力，给她以日月星辰，树起参天的光明大树”。西比阿诺是一个印第安血统的将军，大权在握，也是竭力支持卡拉斯可复活羽蛇神教的得力而忠实的助手。正因为他的支持，卡拉斯可才能得意、神气地站在统摄众人意识的位置。在他的身上，强壮的肉体、荒蛮的心灵和神秘的欲望，凝聚成一种独特的精神，这就是他们宣称的“男人性”。凯特正是在这种“男人性”力量的刺激诱惑下，才渐渐激活本能，放弃文明，投入羽蛇神教，完成了她的肉体觉醒和精神探索。
甚至在劳伦斯刻画异域文明时，基督教和《圣经》的痕迹也无处不在，如“教堂”意象。在传统基督教中，它神圣、充满生机。在《羽蛇》中，劳伦斯却利用反讽，赋予其与《圣经》含义相反的寓意。在《羽蛇》中，“教堂”代表了基督教与世隔绝的抽象概念，特别是狭窄的哥特式的拱顶，暗含着一种肤浅的“绝对”精神。教堂里面“只有荒芜和僵死，甚至比一所银行、一间教室、一个空荡荡的音乐厅更死寂，更缺少神秘感”。卡拉斯可的妻子卡洛塔是基督式的人物，她的话语、思想行为无不体现出她基督式的形象。复活仪式上，卡洛塔在阻止丈夫时说：“博爱的主啊！求你原谅他！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这句话让人想起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之前所说的话——“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这是卡洛塔直接以圣经人物——《新约》中的基督——的口吻讲话，而且这两个语境又是如此相像，令人不能不把卡洛塔和基督的形象并列起来加以考虑。她死亡时的描写也让人想起耶稣死亡时的情景，只是她的死并没有让他的丈夫卡拉斯可清醒过来。
美洲印第安原始文化带给凯特的冲击使墨西哥在凯特的眼中也像个地狱般的沼泽，丧失人性和自我毁灭的现代人则在里面极力挣扎，没有一丝启示的阳光由乌云缝里洒下来。对于劳伦斯这样一位毕生致力于探索人类救赎道路的作家来说，这种靠复兴古老宗教来拯救人类的道路并不是他探索的终极。《羽蛇》中克斯卡埃多教缺乏人类体验中最为根本和持久的内容——爱、拯救及宽恕。凯特看到克斯卡埃多教的刑罚，刑罚使她感到震惊，也使她感到一种沉重的压抑。“她的灵魂深处对这种可怕的意愿充满了厌恶，但也有几分好奇。她对西比阿诺和卡拉斯可都有几分捉摸不清的好奇。充溢在他们身上的那种残酷的力量、恶意的愿望在她的眼中却焕发出一种神秘莫测的美的光辉。她知道她是被一种符咒般的魔力迷住了。”但是在她心灵的一角，她甚至对这一切感到恶心。然而最后凯特没有离开墨西哥，她的留下带有更多的非理性、潜意识色彩。这表现了劳伦斯试图将墨西哥神教作为人类拯救的努力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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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血性意识的升华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标志着劳伦斯进入了思想探索的最后阶段，这是在总结了前面两个阶段的得失经验之后，在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否定之否定。作者回到了前期的现实的性爱主题上，但这并非简单的复归，而是融入了第二阶段中的原始的宗教色彩。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故事发生在英国，故事的开端表现了一种《启示录》中末世来临的意味：“风从那边吹来时——这是常有的事——房子里就充满了大地秽物燃烧后的恶臭的硫磺味。即使没风的日子，空气中也弥漫着一种地下的气味：硫磺、铁、煤或者酸味物质。肮脏的尘埃就连圣诞蔷薇都不放过，黑色的粉末像末日天空降下的黑露般执着地粘在花草上，简直匪夷所思。”人们普遍感觉到地狱的恐怖压抑和一种与基督教相关的末日感。在“守活寡”的康妮眼中，这个世界更恐怖，“一切都是灰色的，灰色的！这个世界精疲力竭了”。因此生活对于她来说是“空空洞洞”的，“从空洞中来，到空洞中去”；“一种内心深处的恐惧，一种空虚，一种对一切事物的冷淡，正逐渐在她灵魂中蔓延开来”。这空虚似乎就是康妮和其他人“生活的结局”，孤独而绝望的康妮对于这种单调、空虚的生活感到深深的厌恶和无奈。
为了和这种精神空虚的工业文明相对抗，劳伦斯在那工业社会的一隅精心营造了一座供他的“亚当”和“夏娃”栖身和相爱的“伊甸园”，这就是他在书中描绘的拉格比庄园中一片年代久远的原始树林。孤立而又隔绝地耸立着一片树林，林中小木屋，两个人亲密无间地在一起，这使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远古的伊甸园。《圣经》里，有一段对伊甸园的描述：“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耳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这体现了劳伦斯的信念：回归到古老的日子，回到《圣经》之前的日子。
伊甸园意象在劳伦斯作品中的运用，一方面使读者对作者笔下的景物描写有了更生动的体验，使自然景物和社会环境都渡上了一层仙境之光，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作品内涵。作者通过勾勒出一个人间的伊甸乐园，表达了对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向往和追求。工业文明的发展与扩张，毁掉了原始古老生活的宁静和美好，也使两性关系出现了严重的不协调。劳伦斯在他的作品中，通过对乐园意象的描绘，反复阐明他的婚姻理想及创作宗旨。他试图建立新的男女关系和调整旧的男女关系，重塑亚当和夏娃形象。他试图让人回到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状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飞升。
梅勒斯和康妮就是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亚当可以分为两个：一是受蛇引诱堕落前无忧无虑的“自然人”亚当，另一个是吃禁果堕落后“犯罪的”亚当。二者在劳伦斯小说中都有体现：对于前者，作家基本上继承了《圣经》中的人物原型形象，在引申的基础上，使其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而对于后者，劳伦斯则用反讽的手法揭示出传统基督教禁欲主义的罪恶，表达了对勇敢“犯罪的”亚当的赞赏和对现代社会压抑人性的斥责。《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守林人形象与《圣经》中的亚当形象是一脉相承的，具备自然人“亚当”的基本特征。守林人梅勒斯是受过教育的人，一个退役的军官。他鄙视失去人性的、机械的现代人，心甘情愿隐匿于树林中做自由自在的“自然人”。梅勒斯这个形象完整、具体地体现出“自然人”亚当的特征，特别是故事的结局，体现出一种充满希望的生活前景，预示出了作家回归伊甸园的强烈的渴望。作为夏娃形象的康妮在经历了苦闷与失望后最终肉体得到复活。作品多次描写康妮的脑海中回响着“给我看得见摸得着的民主，让肉体复活！”以及“你必须重生！我相信肉体之复活！”等话语，表达了她对“肉体复活”的热望。使康妮“肉体”得以复活的正是梅勒斯。当康妮与他相爱并触摸着他时，脑海中对于“《创世纪》中上帝的儿子们与人类女儿们在一起时的情景”的遐想就被唤起。很明显，劳伦斯在为因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而迷失自然本性的人们寻找出路，他认为自然本性可以使英格兰复活。
在《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一辩》中，劳伦斯明确指出，英格兰要复活，“靠的是一种新的血性接触，一种新的婚姻。它是阳物的复活而非仅仅是性的复活。因为阳物是男人唯一神性活力的古老而伟大的象征，意味着直接的接触。”当然，劳伦斯并不是在鼓吹性的永恒，而是利用这部小说“在意识方面对基本的肉体现实进行调整”。也就是主张只有人们的身体与思想都对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禁欲主义进行反叛，人性才可能真正地再生。1915年，劳伦斯在致辛西娅·阿斯奎思夫人的信中曾这样表达他的这种观点：“我要一切重新开始，客西马尼园的种种场面现在都必须结束，必须有一种复活——复活时，要有一双健康的手和脚，还要有完整的躯体和新的灵魂，而首先是一种新的灵魂的复活。这是终结和停止，是抛弃和遗忘，是把这30年来的生活转化成一种新的生命。在那里必定有一个新的天和新的地。必定有一个新的心脏和新的灵魂—一切都是新的，是一种彻底地复活。”劳伦斯认为复活不仅是在精神上的复活，更重要的是肉体上的复活。在劳伦斯生命的最后五年，复活成为其作品中最重要的主题，《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就是要表现出肉体复活的愉悦与重新进入天堂的启示。
结 语
从《儿子与情人》中的变形耶稣到《羽蛇》中的神秘宗教，再到《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血性意识，劳伦斯走完了他一生的宗教意识历程。他所提倡的血性意识是他一生追求的“拉纳尼姆”观的一部分。“拉纳尼姆”一词源于《圣经》，它是劳伦斯心中的天堂和圣地，而他的一生也都在追寻这个理想。在这个精神家园里，个人利益和团体利益都能得到充分的尊重与满足；上帝依然无处不在，但人们必须具有美德和优秀品质才有权利接受上帝的恩宠。“拉纳尼姆”的生活不是以牺牲为基础，而是以肉体的一切强烈愿望为基础。在这里，男女之爱更加和谐自然，不再是征服与顺从。它不仅闪耀着理想的光辉，比起传统宗教也更具有世俗意义。劳伦斯以作品反映了“一战”后人们的共同体验与感受，并提出了自己的复活人类肉体以拯救人类灵魂的观点。这种观点具有跨越时空的广度与深度，即使在几百年过去后仍能够令现代人产生共鸣。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