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晏亮 陈炽
赛珍珠
玛格丽特·杜拉斯
〔摘要〕在当今文化研究视野中，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都属于反对文化霸权、维护弱势与边缘群体的少数话语。前者从单一的民族文化来反对霸权，后者从单一的性别视角来界定霸权，二者各有侧重，各有局限。赛珍珠、杜拉斯作为具有东西双重文化身份的西方女性作家，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在其作品中实现了有效的联合，她们的努力无疑也是反对双重话语霸权的积极探索。
〔关键词〕赛珍珠；杜拉斯；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
一
作为二十世纪西方女性作家的杰出代表，赛珍珠、杜拉斯都具有东西双重文化背景。所有为赛珍珠获得巨大声誉的作品，基本上都是描写中国近代社会或是反映中国特色的东方文化。印度支那情结一直是杜拉斯作品的主题，杜拉斯在其作品中并不缺乏对东方世界的描写和刻画，“印度支那殖民地，这已经成了她的生命的底片”［１］。特殊的异国身份让杜拉斯对印度支那怀有特殊的深切感情，并让她视之为“故乡”。正是印度支那的童年回忆，成为杜拉斯后来最重要的创作源泉。赛珍珠认为自己“天性上属于家庭主妇型”［２］、“天生不是那种好斗的人”［２］、“天生不具竞争意识”［２］，但是从小就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她，深刻地了解到中国妇女在封建男权社会根本没有地位的事实，从而引发了她对于女性在处理家庭职责与自我价值实现之间关系的思考。而杜拉斯作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坛较早具有女权主义意识的作家之一，其作品都有明确的女权主义倾向。杜拉斯放弃了在男权阴影下书写自己的方式，充满自信地将女性的生活、身体以及以往被压抑的性别体验显露在文本中，使男人和以男权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社会被放置在背景上，成为女性生活的衬托。
二
和同时期大部分汉学家不同，赛珍珠从长于中国的经历出发，形成了其固有的萨伊德的“东方观”。“人们很可能会认为：某些特殊的事物是人主观臆造的，它们看起来仿佛是客观存在，但实际上只是虚构的而已。例如，住在几英亩土地上的居民会在自己的邻地及邻界的土地和除此之外的地域之间划出界线，称界线以外是‘野蛮人的家园’。”［３］十九世纪当大批传教士带着伟大的使命来东方中国传教时，在他们眼里，中国是个没有宗教信仰的社会，是个到处充满异教徒的野蛮社会、未开化的社会，在他们寻找想象中的东方文明时，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现大量的不同于自己的文明有的甚至相抵触的事件，因此，他们就会以自己已经形成的一套观念来观察中国。所以当他们描写中国时，西方文明的优越感油然而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量的描写中国的荒诞的文章经常见于报端。而赛珍珠与生俱来就形成了中国人的主体意识，在她创造中国题材的作品时，总是先用汉语构思，然后再翻译成英语。正是这种娴熟的汉语思维方式和中国人的视角使赛珍珠的作品远远超越了其他汉学家以及所有试图描写中国的西方作家。从小成长于中国的赛珍珠没有用典型的美国意识和美语思维来阐释中国，也没有简单凭着自己的主体意识去肆意想象一个中国，更没有用一个现成的美国观念和意识理念强加于中国，她非常客观地描写中国，但她并没有将中国完全至于一个想象中的他者，在不自觉中她已经深深融入中国这个“他者”，对中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
和赛珍珠有相似命运的杜拉斯在印度支那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也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但是由于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的不同，她所接受的文化使她很难像赛珍珠那样摆脱种族意识对她的影响。“她的家庭既不属于法国资产阶级，也不属于那些确实难以想象真能与之混杂在一处的越南人”［１］。身为殖民移民，接受的是西方的观念教育，但是又长期生活在东方的领域里，因此，两种文化都对她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中，杜拉斯就会深深体会到“面对西方经常处于一种失语与无根状态，却在面对东方时又具有西方人的优越感”［４］。“形象就是对一个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种描述，制造了（或赞同，宣传）这个形象的个人或群体，显示或表达出他们乐于置身其间的那个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虚构的空间。”［５］在《情人》和《中国北方的情人》中，杜拉斯笔下的中国情人形象不仅折射出作家个体的人生体验，同时也传达出了以她为代表的法兰西民族对东方集体想象的心声。他们正是以“中国情人”为起点和依托，建构起了西方对东方的想象空间。“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法国知识界对第三世界的描写大部分属于欲望的想象物，或恐惧的想象物。”［５］作品中的男女各自将对方视为文化想象中欲望的刺激对象，在东方殖民地以性的结合象征性完成了在法国难以实现的文化融合。这不单纯是那些曾在印度支那生活过的法国人的一种缅怀，也不仅仅是给那些从未到过亚洲或到过中国的法国人的一份可供想象的资料。它成了凝聚整个法兰西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想象物，它成了西方人对东方的欲望想象。
三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赛珍珠一直关注女性问题，关注女性自我实现的问题。她在早期作品《大地》、《母亲》中，塑造了阿兰、“母亲”等基本上与土地结缘，并且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的女性形象。他们在男权的压迫下，依然积极或消极的与不公平的命运抗争。他们在不怀疑男权社会中角色分配不合理的前提下，尽力希望扮演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但是赛珍珠对当时中国女性命运的思索并不仅仅止于此。在《群芳亭》中，赛珍珠将城市妇女的生活作为关心的焦点，并且塑造出了最具有女性独立意识、最大胆希望实现自身价值的女性形象－吴夫人。吴夫人为了追求更高的价值，做了很多的尝试，不断徘徊于自己所担负的家庭责任和自己的价值追求之间。最终吴夫人在安德鲁的启发下，在家庭责任与自身价值之间找到了平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赛珍珠在为女人既不抛弃家庭、扮演好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又不失去自我、追求精神上的丰富之间找到了一条平衡之路。当然，在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上，赛珍珠并不是对各民族文化全盘吸收，而是采取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的辩证的态度。她让笔下的女主人公朝着具有传统美德的人格形象方向发展，并从各方面尝试超越传统人格，使之成为既具有传统美德又显示出现代意识的新女性形象。我们不难看出，赛珍珠的女性主义视角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她独特的意义。在同时代的中国作家都极力以宏大的社会视角来观察社会中人的时候，如鲁迅《狂人日记》反映的就是社会中普遍人的无奈。赛珍珠则是以个人主义出发，从普通的农民王龙，坚强的阿兰、母亲，到有思想的吴夫人，她强调的是人类所期待的共有的人性，通过人性和社会性的冲突来反映人物性格。在赛珍珠的笔下，那些安贫乐道的农民，虽然没有那个时代所缺乏的变革精神，但是，也正是他们构成了我们社会的完整。从这些不起眼的小人物的平凡人生中，我们看到了他们身上折射出的绚丽多彩的人性。赛珍珠独特的女性视角无疑从另一个侧面补充阐释了一个完整的中国。
在《情人》中，杜拉斯塑造了一个无恶不作的长兄形象。在没有父亲的贫穷家庭里，长兄不仅没有做到社会和家庭给他规划的角色责任，而且在已经成年毫无经济收入的情况下，仍然依靠母亲微薄收入生活。《情人》中，小哥哥和情人也是怯懦无用、脆弱好哭的。特别是中国情人被赋予“传统女性”的社会性质：经济不独立，生活中唯一可期待的只有恋爱和结婚。“他找不到战胜恐惧去取得爱的力量，因此他总是哭。他的英雄气概，那就是我，他的奴性，那就是他父亲的金钱。”［６］尽管白种女孩在经济上依附于中国男人，保持着传统的男主女从的性别角色。但在性爱关系中，却出现了明显的性别角色倒置。白种女孩自始至终如男人一般主宰着中国情人的欲望和情感。杜拉斯在这个两性关系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上实现了某种倒置，她让读者确信：女性在两性关系中，也能处于主动者和始予者的地位。“殖民话语和男性中心话语对于女作家的影响，又形成文本中的种族与性别鸿沟：惟有白人主子才拥有历史，惟有白人男性与非白人男性才占据叙事中心”［７］。至此，传统男性原有的权威形象都已被架空，只剩下空洞的本体，原先被男性自我定义的伟岸意义已消失殆尽。“在父权制与帝国主义之间、主体构成与客体形成之间，妇女的形象消失了，不是消失在原始的虚无之中，而是消失在一种疯狂的往返穿梭之中，这就是限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第三世界妇女’错置的形象。”［８］杜拉斯立足于女性的欲望与情感，在文本创作中建构女性的主体身份，让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下的沉默的一个人数众多的“少数族群”得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她以女性之眼打量女性之身、以女性之身描述女性欲望，大胆挑战、颠覆传统男权社会的女性审美规范，在壁垒森严的男权文化中引起轩然大波。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天下一家”是身处东西夹缝之间的赛珍珠长久以来的理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有独钟，使赛珍珠在寻求女性出路的过程中，较同时期西方其他女性作家相比显得尤为冷静与客观。和同时期以杜拉斯为代表的大部分西方女性作家不同，赛珍珠并没有站在与父权社会相对立的立场，用犀利的言语攻击男性对女性的压制和占有，突出女性的反抗，而是采取了较为温和的立场。她主要通过肯定女性力量、追求男女平等、提倡女性社会效用等方面来表现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而拒绝加入或被归于任何流派，抒写过女性文学史上最色彩斑斓的一页的杜拉斯，则深入到两性的潜意识之中，以其嵌入历史的写作和人生追求，颠覆了传统男性叙事话语，创造出具有当代特征的女性叙事，被女权主义者视为真正女性写作意义上的典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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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西方殖民主义话语体系是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建构起来的，欧洲中心主义、西方先进思想、白人优越论等是殖民话语的重要内容。在欧洲白人的身份观念中，他们自认为高人一等，从来没有把有色人种视为同类，从古代欧洲人开始，他们就认为，东方的亚非民族都属于没有开化的野蛮民族，他们是与西方文明相对的，有待于西方白种人的救赎。西方殖民者将受殖者看作是没有思考能力和自我意识的他者，常常以西方人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东方人：原始、落后、愚昧、肮脏等集一切因素之大成。这种东方视角的设定是一种文化霸权的产物，有着深厚的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背景。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不同时期的大量东方学著作中呈现出来的东方并不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东方，而是西方人的一种文化构想物，是西方为了确证“自我”而建构起来的“他者”。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９］西方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从而创造出了一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本质。在西方与东方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中，西方拥有“看”的权利，东方只有被“看”的权利；西方可以任意描写东方，东方却不能真实地表述自己，她是一个缺席而沉默的“他者”。因此，东方成为一种想象的甚至是被“创造”出来的东方“，是西方构想的产物。作为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不可能从预定的文化偏见中脱身出来，赛珍珠、杜拉斯也不例外。她们虽然在东方度过了各自的青少年时代，对那里有着深厚的感情，但她们毕竟是西方人，无论在东方生活了多长时间，都无法改变其西方人的视角。赛珍珠与杜拉斯的相同点在于：他们均是多元文化的受益者。多元的文化背景，使他们能够从多角度、多层次看待东西文化的相同性和差异性，他们敢于直抒胸臆，在西方文化的主流中极力鼓吹东方文化并对现代西方文化加以批评。而两者的差异性在于：赛珍珠借助东方文化是为了给西方文化提供一个参照物，她的批评目的是改良，而杜拉斯则是有理论、有目的企图全面推翻现代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
在男权话语中，女性本身就是一个沉默的群体，而生活在第三世界的女性更是受压抑、迫害的对象。他们不仅遭受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而且还要经历来自东西两个世界男性优越性对他们的冲击，西方话语和男性话语使她们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和说话的权力。和同时期已经明显怀疑父权社会存在合理性的西方女性主义者不同，赛珍珠并不是一位好战的女性主义作家，她的作品在揭示女性所处现实、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女性遭遇等方面远远多于对父权制和男权观念的攻击与批判。赛珍珠在《大地》《母亲》《群芳亭》等作品中塑造的女主人公虽然坚强、聪明、能干，但她们普遍接受父权社会，从不怀疑其存在的合理性，她们从未想到要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另一方面，赛珍珠的女性主义意识还表现在对普通女性身上所具有的超凡品质的颂扬上。她对中国女性的敬佩与同情在《大地》《母亲》中得到充分表露。而对于成长于越南殖民地的杜拉斯而言，她一方面和当地失落的白人一样承受着贫穷，另一方面还有来自男权社会的压迫。这种刻骨铭心的个人经验促成了她女性写作的自觉。作为女性作家，女性在她的作品中占有主要的地位。她在自己的许多文本中用女性主义立场书写着女性独有的经验和体验，女性身份和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得到抒发。但她的笔下没有富有魅力的东方女性，甚至很少提到，他们即使出现也被固化为定型化了的形象：没有名字、被人忽视、等待拯救的沉默的女性形象。这些东方女性不仅受到男权的压迫，而且是生活在西方白人女性背后的灰色影子，被赋予了强烈的性别色彩。
总之，无论是赛珍珠，还是杜拉斯，她们都是致力于对帝国与殖民霸权和男性霸权的解构与反击，即反对白人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尽管由于受到福柯等人后现代话语理论的影响，她们主要侧重于从话语层面尤其是文本层面反对对第三世界女性再现与阐释中的权力关系。但是，她们的作品是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直接对话的结果。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她们的努力不仅拓宽了女性主义的批评空间，丰富发展了整个后殖民理论，而且为促使理论界开始关注和正视第三世界女性的真实存在状况、应有的权利及女性自身的复杂性，作出了积极有效的贡献。
［参考文献］
［１］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Ｍ］．（袁筱一译）．沈阳：·４４·春风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Ｍ］．（尚营林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１．
［３］萨伊德．东方主义［Ｍ］．（马雪峰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４］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Ｍ］．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５］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６］杜拉斯．情人［Ｍ］．（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７．
［７］陶家俊．后殖民［Ｊ］．外国文学，２００５，（２）．
［８］斯皮瓦克．属下能说话吗［Ａ］．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９］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Ｍ］．（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９．
（责任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