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忠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各种新视野、新观点、新格局、新写法的文学史纷纷问世，突破了以往的通史、文体史、断代史、思潮史、流派史、地方文学史的格局。这一方面显示了文学史写作的多样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呈现出文学史研究充满着生机和活力。　

　　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的文学史著作相比，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在当下的文学史格局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这是文学史写作的一个显著变化。事实上，在１９８７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台湾文学即已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的学术视野。在吴福辉执笔的第２７章中，专列了“台湾文学”一节，虽然只有不到两千字的篇幅，但显示出了研究者将台湾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术理念和学术胸襟。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１９９７年）在文学史观和方法论方面有了重要突破，把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与２０世纪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变革紧紧地联系起来，注重宏观把握与个案分析相结合，而在文学史的格局上融入了相当多的台湾、香港文学内容，一定程度上贯穿了整体文学观的理念。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１９１７－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作为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２１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项目，努力打破原有的文学史格局，以新的文学史观、文学观重新诠释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之历程和历史经验，体现了２０世纪末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撰的新水平。而在台湾文学、香港文学的内容方面，该节专设两章，用了约六万字的篇幅来叙述，几近全书总量的十分之一，这可看出主编者整合两岸文学的学术理念。黄修己主编的《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第二版，２００４年）在１９９８年初版本的基础上作了较大的调整、修改和重写。在下卷当代文学部分，设有２０世纪通俗文学、２０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等，而最显眼的是，台港澳文学在２０世纪文学史框架中的比重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的提高，台湾文学、香港澳门文学两章达十一万余字，占全书上下两卷总篇幅的七分之一。这足以说明台港澳文学在主编者学术视野中的地位。　

　　从上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中我们可以看到，自１９７８年随着改革开放东风而兴起的台港澳文学研究，由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开拓，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了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台港澳文学由先前所谓的边缘走向了研究的中心，它拓展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和审美空间，为大陆文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　

　　然而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目前台港澳文学的入史也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尽管我们在政治上认为台港澳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我们在学理上已把台港澳文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之中，但目前台港澳文学的入史显然更多的是一种拼凑，既没有充分考虑到它们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密切联系，也没有很好注意到它们特殊的文学品质。从具体的形态来看，目前的台港澳文学在诸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往往只是占据了一个附录的地位。这与台港澳地区文学的成就和特色显然是不相称的。　

　　近三十年来，一大批台港澳文学的研究者以他们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雄辩地指出，台港澳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是在中国历史大背景下由于局部地区的特殊际遇而形成的一种有特色的文学。一方面它们与母体文学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又呈现出独特的历史风貌。台港澳文学的这一共性和殊相，使它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　

　　就台湾文学而论，百年历史沧桑和社会变迁，铸就了２０世纪台湾文学复杂的艺术风貌。由于《马关条约》一纸割台，台湾被迫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但台湾民众并不屈从于亡国奴的命运，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抗争。作为民族情感载体的台湾文学自世纪之初即呈现出鲜明的反日爱国倾向。这一倾向跨越了新旧文学两个时期。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新文学兴起后，赖和等一批新文学作家致力于把现实主义与时代精神、本土环境结合起来，树起了一面光辉的反帝反封建旗帜，开创并确立了台湾现实主义与乡土文学的传统。他们的作品揭露了殖民当局对台湾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批判了殖民地社会的顺民心态，显示了现实主义作家高度的理性精神。这种文学精神一直贯穿于整个日本占领时期。即使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殖民当局竭力推行皇民化运动，台湾新文学运动遭到重挫的时候，仍有相当一部分作家以合法的手段继续活跃在文坛上，艰难地承传着新文学的传统。杨逵、吕赫若、张文环、龙瑛宗、巫永福等在创作中曲折地表现爱国情感和反日意识，对抗皇民化运动。而吴浊流等作家则冒着危险进行地下创作，等待着黎明的到来。这使２０世纪上半叶的台湾文学形成了弥足珍贵的民族精神。台湾文学的这一特质既与同一时期祖国大陆文学所具有的精神是一致的，合拍的，同时也由于这一时期台湾处于日本严酷的殖民统治之下，文学发展的环境和情势与祖国大陆又有所不同，因此如二三十年代赖和的《觉悟下的牺牲》、《南国哀歌》、《一杆秤仔》、《不如意的过年》等直接表现抗日情绪和反殖斗争生活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它大大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反帝的主题。　

　　２０世纪台湾文学从大陆母体文学中汲取了充分的文学与艺术质素。其中包括传统人文精神、文学母题、表现技巧、文化乡愁等。与此同时，它也以开放的胸怀向西方学习，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中追踪世界文学新潮。五六十年代台湾崛起的现代主义文学，广泛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观念和技巧。它深受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等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从卡夫卡、乔伊斯、吴尔芙、福克纳、詹姆斯、劳伦斯等现代派作家的作品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征。它把表现自我放在主要地位，着重开掘人的“内宇宙”，对内心世界进行自我省思，强调表现潜意识，具有鲜明的反理性倾向。在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上追求多元化，广泛运用隐喻、象征、超现实和意识流手法，刻意于意象的经营和语言的求新求变。在诗的领域讲求“张力”，而在小说方面则讲究多角度的叙述观和多层次的结构，从而使主题较为含蓄隐晦，耐人寻味。它对新的艺术手法和表现形式的探索，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它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记录，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失落感和逃避主义倾向。观念的现代化，审美的现代化，文学主题与表现形式的现代化，使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主义文学一直不绝如缕。从２０年代的象征诗派到３０年代的现代诗派、新感觉派，到４０年代的九叶诗派（西南联大诗人群），现代主义文学时有耀眼的时期。但在新中国成立后，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被视作为资本主义腐朽的文学而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现代主义文学在大陆绝迹了。改革开放以后，现代主义文学才重新登上了大陆的文学舞台。大陆这三十年现代主义文学的空白，恰好由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填补上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５０年代初在台湾率先揭起现代主义文学大旗的正是３０年代在上海和戴望舒一起推动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纪弦，他把大陆现代主义文学的火种带到了台湾，为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在“横的移植”的同时接上了大陆现代主义文学的源头。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２０世纪台湾文学和大陆文学存在着较大的兼容和互补性。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文学在诸多方面为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学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事实上，这种互补性在香港文学和澳门文学中也同样存在着。即以香港文学而言，它与内地文学原本就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其发展的几次高潮都是由内地作家的南迁所带来的。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后，由于香港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因此成了内地人士躲避战乱而南迁的理想之地。在移居香港的内地人中，有一大批进步作家，其中有巴金、茅盾、戴望舒、萧红、端木蕻良、叶灵凤、施蛰存、夏衍、林语堂、萧乾、郁达夫、巴人、陈残云等。他们或以香港为阵地，从事出版工作，宣传抗战；或取道香港作短暂停留而后转赴内地或海外，但在香港都留下了文学足迹。这一批南来作家对香港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大力开展抗日宣传，为香港正在兴起的新文学注入了新的养料和活力，在香港文学史上掀起了第一次文学高潮。具体地说，这种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创办文艺杂志和报纸副刊，如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茅盾、叶灵凤先后主编的《立报·言林》，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星座》等。这些媒介大大活跃了香港文坛。其次，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影响和带动了本土青年作家。香港第一代本土作家侣伦、舒巷城、夏易等人在南迁作家的影响下迅速成长了起来。１９４６年夏天，由于国民党当局镇压民主运动，大批内地作家为了躲避战乱和迫害，再次奔赴香港。这是一批比第一次迁居阵容更为强大的队伍。代表性作家有郭沫若、茅盾、夏衍、叶圣陶、郑振铎、冯乃超、臧克家、欧阳予倩、陈残云、胡风、孟超、聂绀弩、秦牧、司马文森、廖沫沙、吴祖光、端木蕻良等。他们在香港创办报刊杂志、出版社，组织文社、读书会，开设训练班，培养了大批文艺骨干，为香港新文学的繁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５０年代以后，在香港文坛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南迁作家。他们是文学创作的主力军。长篇小说创作方面，有徐讦、徐速、李辉英、黄思骋、唐人、高旅等，散文创作方面有叶灵凤、徐讦、司马长风等，诗歌创作方面有力匡、何达等。而从“文革”后期开始，内地移民陆续涌入香港。香港迎来了第四波南迁作家。他们以自己在内地和香港的双重人生经验，参与香港的文化和文学建设，成为香港文坛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南迁作家有陶然、颜纯钩、东瑞、陈娟、白洛、杨明显、王璞、张诗剑、梅子、王一桃、傅天虹、黄河浪、梦如、舒非，等等。此外，曾敏之、犁青等老作家在离港多年后重返香港，在文坛十分活跃。上述四波南迁作家大都与内地文坛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不少原本就是内地文学的重镇，他们在港期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既是香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是内地文学的一部分。只有把他们的文学活动综合起来作整体观照，才能有助于完整地理解和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从文学史的角度加以考察，台港澳文学在一些文类和文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甚至要超过同一时期的大陆文学。如从６０年代至８０年代长盛不衰的包括言情、武侠、历史小说在内的台港通俗文学，正好填补了这一时期大陆文学的空白。而名家辈出的台湾当代散文和诗歌，也“可以和大陆的散文、诗歌颉颃”。因此，台港澳文学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学理层面来说，当是必然的。　

　　再以具体作家而言，台港澳文学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了一批经典作家。　

　　比如，白先勇的小说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一方面他具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根基，这使他养成尊重传统、保守的气质，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西方文学的训练，这使他成为充满现代文学精神品质的作家。他寓传统于现代，熔中西小说技巧于一炉，形成了精湛独特的小说艺术。其代表作《台北人》大部分篇章表现的是业已退出历史舞台的上流社会的衰败的命运，在过去／现在、大陆／台湾两个时空的不断交错闪回中，呈示人生的无奈和苍凉。正如有的评论者指出的那样：“白先勇的小说有一种很强悍的令人激荡的思想性”，这突出地表现为作品揭示了“一种繁华、一种兴盛的没落，一种身份的消失，一种文化的无从挽回，一种宇宙的万古愁”。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白先勇较多采用了以形写神的手法，受到了《红楼梦》等古典小说较深的影响。他通过对人物言行举止和穿着打扮的描写反映人物心理，表现人物性格。同时，他又运用意识流手法，直接渗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复杂微妙的深层心理活动。在艺术结构上，白先勇把传统的“纵剖面”的写法与西方的“横断面”的写法结合起来，总体上按正写的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在局部描写中又常借鉴西方现代派时空交错的表现手法，从而扩大了作品的生活容量。此外，白先勇十分重视语言基调的把握，努力把传统的文学语言、现代口语和西方现代派的语言风格有机契合，形成了典雅精美、洗练明快的语言特色。因此，夏志清赞誉白先勇为“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我觉得在艺术成就上可和白先勇后期小说相比或超越他的成就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也不过五六人”。　

　　又如黄春明，其《儿子的大玩偶》、《看海的日子》、《青番公的故事》、《锣》、《溺死一只猫》等小说创作，代表了台湾乡土文学的最高成就。黄春明的小说以深切的乡土情怀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取胜。他从台湾的社会现实出发，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探求生活的底蕴，表现出鲜明的社会意识。黄春明的很多作品写的是乡村和小市镇，但其思想价值不仅仅限于对乡土文化的留恋，在过去／现在，乡村／都市的鲜明对照中，作者表现了对文化（文明）救赎之道的深刻思考。在创作前期，黄春明是从关心乡土人物的角度来揭露资本主义经济给社会底层劳动者带来的生活困境和精神痛苦；而在创作后期，他则主要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来批判台湾社会的新殖民主义。黄舂明的小说反映了转型期的台湾社会现实，刻画了面对生活磨难依然保持人性尊严的小人物形象，他的创作开创了台湾乡土文学的新纪元，被公认为台湾当代最重要的乡土小说家。　

　　再如陈映真，其乡土文学创作和理论在台湾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丰富和发展２０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陈映真以其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随着时代的演进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创作路线，成为一个深具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作家。吕正惠认为：“在三十年来的台湾文坛上，没有一个作家能够象陈映真那样，随时在以他的敏锐的现实感捕捉台湾历史的‘真实’。他的题材与风格的多变由此而来，他的独特的‘使命感’也由此而来。”　

　　再如余光中。余光中一向被视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兼擅诗歌、散文和评论。就诗歌而言，其诗歌题材丰沛，形式灵活，风格多样，从现代、古典到民歌，从政治抒情诗、新古典诗、咏史诗到乡愁诗，余光中不断开拓创新，在现代和传统、中国和西方之间走出一条富有独创性的艺术道路。他广泛吸收艺术营养，形成了既古朴典雅又恬淡清新、既沉郁顿挫又明快热烈的诗歌风格。就散文来说，其散文视野开阔，想象丰富，文字变幻莫测，风格豪放雄健，是台湾散文园地里的一枝奇葩。他喜欢将狂风、大漠、巨石、高山、古战场、一望无际的原野、万顷碧波的海洋、奔驰的汽车等充满阳刚之气的事物纳入艺术视野，进行浓墨重彩的描绘，酣畅淋漓，一气呵成，呈现出包罗四海、睥睨万物的胸襟。另有一些作品温雅清丽，感情细腻，表现纯中国的意象和意境，洋溢着中国文化的恬淡和芬芳。也有一些作品诙谐幽默，明快活泼，将感性与理趣完美融合，创造了一种幽默的境界。因此，有评论者认为；“余光中是２０世纪中国诗文双璧的大作家。”　

　　再如金庸。其武侠小说突破了雅与俗的界线，受到了社会各层次读者的欢迎，刘再复认为：“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孑Ｌ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严家炎也认为：“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学术文化品位……金庸的武侠小说，简直又是文化小说，只有想象力极其丰富而同时文化学养又非常渊博的作家兼学者，才能创作出这样的小说。”　

　　再如刘以鬯。刘以鬯的小说突破了传统小说的框架，广泛采用了意识流、象征、暗喻等现代小说技巧，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他的小说因此被称为“实验小说”。１９６３年他出版的《酒徒》是一部成功地把西方意识流小说中国化的长篇力作，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长篇小说。作品在艺术上明显地受到乔伊斯、福克纳等西方现代派小说家的影响。作者借鉴了意识流和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始终将焦点对准主人公隐秘、幽暗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整部作品写主人公酒醉和梦境占了很大的篇幅，借助醉与梦的荒诞来折射现实社会的病态、畸形和不合理，在现代小说技巧和传统现实主义的结合上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　

　　这里只是列举了部分作家，事实上，我们可以列出一串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名单。　

　　从上述认识出发，我们认为台港澳文学入史应贯彻两个原则：一是经典性原则，二是互补性原则。　

　　所谓经典性原则，是指进入文学史研究和写作领域的作品应具有经典的性质。那么，何谓文学经典呢？文学经典，“指的应是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深具原创性的文学作品”。文学史的研究固然而且必须要以史料为基础，但我们看到的文学史著有不少流于史料的堆砌；文学史的研究自然要有宽广的学术视野，但有相当一部分文学史著内容过于庞杂，脉络不清晰，令读者如坠五里雾中。这些情形的发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研究者缺乏经典性的学术理念和方法。在我们看来，文学史研究和写作在梳理文学的历史发展线索、探寻文学变迁规律的过程中，其重心应该放在对经典作品的分析、解读上。韦勒克就曾指出：“文学研究不同于历史研究，它必须研究的不是文献，而是具有永远价值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活跃过的作家数以千计，文学史的研究不太可能将他们全部囊括其中，何况文学史的研究也并非不分巨细越全面越好。在这样的学术前提下，台港澳文学入史首先就要遵循经典性原则。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台港澳文学作品应是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对人的情感、心理和整个精神世界有着深刻而动人的描写的作品，应是具有独特的审美品格与独创的艺术价值的作品，应是反映了我们民族百年来的民族心理和文化传统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与同时期祖国大陆的经典作品一道，构成了２０世纪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学财富和文学新传统。在２０世纪末，大陆和台湾、香港先后都进行了文学经典的评选活动。大陆出现了多种“百年文学经典”选本，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百年百种优秀文学图书”。台湾《联合报》则组织评选出“台湾文学经典３０种”等。香港《亚洲周刊》更组织全球知名华人专家、作家，评选出“２０世纪中文小说１００强”。这些活动，为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经典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所谓互补性原则，是指要以整合的学术视野将台港澳文学与大陆文学同置于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场域中加以考察，在梳理好两岸四地文学异同关系的基础上，建构两岸文学相互兼容、互补合作的平台。如前所述，台港澳文学与大陆文学在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文学题材、文学表现等方面都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因此在编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时，应充分考虑到不同区域文学、不同时期文学的各自成就和特点。自然，这需要建立在对两岸四地文学整体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从文学史写作的具体情形看，有相当一部分治现当代文学史的学者对台港澳文学缺乏深入的了解，而研究台港澳文学的学者又往往未能参与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沟通交流既少，造成目前这样的文学史写作格局也就不足为奇了。　

　　综上所述，台港澳文学如何入史是一个需要探讨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当下两岸文化和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台港澳文学应该以一种新的更为合适的姿态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者的学术视野。我们期待着真正建构起多元共生、整合两岸、兼容雅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