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洁宇
从１９８６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问题》至今，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研究著作已出版了七种。与同领域很多才华横溢、思维敏捷的批评家相比，洪老师是一位比较“低产”的学者；与身边不少激情澎湃、笔锋犀利的同行相比，洪老师也一直都显得非常“低调”。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个低产而低调的学者，一直都受到同领域专家同行们的特别尊敬和重视，他的许多说法和思路都在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除去他身处北大的一点“地利”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独自完成的文学史写作实践不仅突破了原有的叙述模式，更开启了若干问题的讨论路径，对于整个当代文学学科的建构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同时，他尊重历史复杂性、考察文学生产体制等做法，以及他朴素的历史观、客观有度的叙述方式，尤其是他强烈的反思意识等等，都深刻地影响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他个人化的治学思路与写作风格，也成为一种令人钦敬却又不易模仿的样式。这里，我想套用洪老师《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一书的书名，以“学者姿态与学科意识”为题，对其当代文学研究的特点进行一点讨论。
在洪子诚先生多方面的治学经验与特点当中，我最想提出的，是他的诚实。用“诚实”这个词来总结一位学者的学术精神，似乎显得不够专业，同时有低估之嫌。但我所要强调的是，正是这样一种在当今时代特别稀缺和珍贵的品质，构成了洪老师学术精神的一个重要基础。他的作为学者的诚实，不仅包含了对材料、对文本、对历史复杂性的尊重；也包含了对于他个人审美立场的坚持；更为重要的是，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对于身为一名学者的所做与所能的“限度”的清醒。
说到对材料和文本的尊重，这是熟悉洪老师当代文学研究思路与方法的人都深有体会的。对“史料”、“文本”等概念，洪老师在他的研究中都做过特别的界定。比如，同样是当代文学“作品”，其中具有独立的文学价值的，可以称为“文本”，而相对更具有文学史价值（包括作品在当时文学思潮中的位置，发表、出版在当时和后来产生的影响等）的，则被视为“史料”。（１）这两者虽必然会有重迭和矛盾，但总体上兼顾了研究者的审美立场与历史认知。而在“作品”的范围之外，对于“文本”的认识和理解，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概念。在洪老师看来，文学史研究过程中所处理的，“其实并不是‘客观的历史’，而是有关历史的叙述，是‘文本的历史’。……所谓‘历史现场’，也就是对事物所作的各种讲述、记录、回忆、编纂所编织的状况。在这样的理解下，‘靠近历史本身’事实上是‘靠近’有关历史的‘话语活动’。通过对各种各样的‘文本’的细心挖掘、发现、重读、重新编织，去观察‘历史’是如何建构的，在建构过程中，哪些因素、哪些讲述得到突出，并被如何编织在一起，又掩盖、隐匿了些什么，由此‘揭发’在确立历史的因果关系，建造其‘整体性’时的逻辑依据，和运用的工具。”（２）这是洪老师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的思路。基于这个思路，他对于他所处理的作品、史料、文本，无不抱有一种极为诚实的尊重的态度，力图避免因为各种原因而造成的遮蔽、简化或扭曲。正是这些大量的材料和文本，构成了（或还原了）复杂而含混的历史。它们的存在，既是对历史的呈现，又造成了呈现历史的困难。但是，诚实的学者同样尊重这个困难，因为他尊重历史的复杂性和含混性。因为诚实，洪老师一直表现得“犹豫不决”。他反对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先设计某种理论框架，然后进入历史、统摄文学历史。因为那必然造成对于这一框架所不能容纳的文学现象的有意无意的遮蔽，更容易造成对于历史现象的矛盾与差异的忽略。他认为：“历史现象的‘原初’景观并不如我们想象的单一化。而且，还有无数的、并不重要的事情流失了，或被掩埋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留存的，可能被发现、被挖掘的材料，都值得我们去尊重，去辨析，去了解‘历史’在统一主题之外的‘含混’的一面。”（３）因此他说：“文学的历史可以总结为规律，可以用概念加以描述，但概念和规律不等于‘历史’。所以，如果谈到《文学史》的问题，我觉得不仅是某种理论、方法应用上的不彻底（当然也是它的问题），而且还是缺乏对具体、变化、差异的东西的敏感和细心。就后者而言，我对自己的不满要来得更为尖锐。”（４）
应该说，在文学史研究的领域中，尊重史料和文本的观念是基础性和具有普遍性的，挖掘、整理、辨析史料，也是很多人一直都在从事的工作。洪老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有意识地通过对差异的、矛盾的材料的发掘和阐释，力图还原复杂的历史，对抗单一化的想像和本质化的论述。在他的眼中，新材料可以是对已有历史叙述的支持和补充，也完全可以是对它的质疑和颠覆。在这个意义上说，洪老师的犹豫不决和延宕结论，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所说的“不自信”，而是因为他对于当代文学史叙述抱有一种“未完成”的期待。
其实在很多时候，犹豫的洪老师又是坚定的，甚至任性的，那是在需要做出审美判断的时候。换句话说，尊重文本和材料的含混性和复杂性，保持接纳和不断发掘新材料的能力，却并不就意味着不做评价、或是做出模糊的判断。洪老师独特的地方正在于，他一面是最温和最宽容地面对“历史”，一面又总是非常严厉甚至挑剔地做出审美判断。个中原因在我看来，同样是源于诚实，源于他——作为一名文学批评者——对个人审美立场和主观判断力的坚持和诚实。这两个方面看起来似乎有点矛盾，其实也不尽然，因为文学史叙述本身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有研究者对他做出总结：“从深层的对文学的理解来说，似乎更倾向于一种自由主义的文学观，对文学的多元化也抱有期待，文学趣味上也有一种精英化的取向。”（５）对此，他并不否认。虽然他承认由于个人的精力、学识、趣味的限制，不可避免地会使得文学史的个人编写出现偏颇和遗漏，但他同时也“相信存在着某种共同性的经验”和普遍性的价值标准。显然，这也正是他明确划分作品中的“文本”与“史料”之间的界限的原因和依据。当然，在“历史”与“审美”之间，永远存在悖论、矛盾和挣扎。事实上，洪老师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挣扎的方法就在于区分“文本”与“史料”。在主持和参与的多种“作品选”编选工作中，他对“史料”坚持“历史”的标准，对“作品”坚持“审美”的标准，虽也引起了争论（６），但也勉强可以自圆其说。
举一个顺手的例子：在《中国当代文学史》里，洪老师对于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有这样的论述：
政治性主题、政治视角并不是贺敬之当代诗歌缺陷的必然根源。问题在于“政治”在他的诗中，和诗人对“政治”的观察，表达的经验，只是局限于经当代政治权力规范的观念、政策、口号，无法获得深化与拓展。因而，他有的诗因表达一个时间的“政治”而得意，又因另一时间的“政治”而尴尬；这促使他出于“政治”的考虑，不断删改自己的作品。（７）
在这段论述中，既有“历史的同情”，又有审美的批评；既有对当代政治抒情诗普遍缺陷的认识，也有对贺敬之个人艺术失败的分析。事实上，对于“政治抒情诗”，洪老师还有一段更为精彩的论述。他说：
诗歌是否处理现实政治题材，是否使用直接的、“街头诗”式的表现手段，是否诉诸集体性的鼓动效果，并不是判断诗歌成败优劣的尺度；即使在今天，“政治诗”也不是一个蒙羞的语词。不过，“政治诗”不应理解为是对现实政治运动、政策、口号的图解式表达。政治诗是对现实政治的介入，在介入现实政治的时候，创造某种偏离、质疑的“异质性”语言形态，以达到（虽然是想象性的）“重整现实”的目的。但事实上，这个时期大陆政治诗的写作者，并不具有、也无法获得独立的政治、艺术意识，和能够“重整”现实的批判精神。（８）
这样的讨论称得上是深刻、客观和全面的，同时，也是非常“洪子诚式”的。他一方面取消绝对化的非历史主义的态度，但一方面又非常诚实地坚持艺术的标准和审美的立场，立足于“某种共同性的经验”，免于陷入完全搁置审美判断的虚无。
当然，在洪老师诚实的学术品格中，我最想强调的还是他对于各种“限度”的清醒态度。
“限度”是洪老师的当代文学研究中常用的“关键词”之一。比如，早在１９９１年他讨论“作家姿态和自我意识”时就谈到：“在当时，关于‘新时期文学’的‘辉煌成就’的描述已相当充分，我想应该在它的‘限度’、它的‘脆弱’的方面，从‘文学史’的角度补充一些意见。”（９）又比如，在２００５年的《当代诗歌史的书写问题——以＜持灯的使者＞、＜沉沦的圣殿＞为例》一文中，他提出“诗人的诗歌史论述的价值与限度”的问题，指出“诗人的诗歌史论述的价值也包含着‘局限’；他们也同样面临着考验，面临着如何处理无所不在的‘写作利益’、‘诗歌政治’的问题。”（１０）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但仅从这两例就可以看出：在近二十年的研究中，洪老师不仅在关注着作为研究对象的当代文学创作中的“限度”和“问题”，同时也在时时警惕着研究者自身的“限度”和“局限”。尤其对于后者，他更是倍加重视，时时提起。比如在谈到他自己的文学史研究和写作时，他就曾说：“我也不相信‘时间神话’，从来就没有赋予‘后来者’时间优越性的念头。我们能活到今天，拥有了评说前人的机会和‘权力’，并不意味着精神、学识、品格就更崇高，更有智慧。这里牵涉到对历史（文学史）研究者本身的定位，和看待‘历史’的态度和方法。”（１１）类似的怀疑，在洪老师的文章中常常可以看到。他总是以一种犹豫的、缺乏自信的方式追问包括自己在内的研究者们：到底谁有“资格”，或有可能做出“真实”的叙述？“真实”究竟是否可能？如果一切叙述都有历史局限性，我们是否需要质疑一切叙述？等等。通过这些问题，洪老师以貌似犹豫和不自信的姿态，笃定地坚持着一种反省式的思考，提醒着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批评的“限度”的存在。他严肃的自省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学科领域中一个重要的声音，提醒着那些有可能盲目自信或缺乏反思的研究者：客观认识自身的局限，不可“无度”地、“过度”地批评，不可滥用“文学史的权力”。
对“限度”的讨论必然要涉及的，就是对于“制约”因素的认识。因为只有看到被制约的事实，才能意识到限度的存在及其尺度。在洪老师的当代文学史叙述中，在他关于２０世纪５０至７０年代文学的“一体化”的讨论中，最基本的思路就是通过呈现和分析当代文学所受到的“制约”力量（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性力量的控制、冲击，以及作家自身素质、修养、文化心理、生存方式与“精神结构”等），来考察“一体化”格局及其文学形态的演变。这个思路决定了洪老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大特点，即：“侧重从文学－社会的角度进行，即更多注意文学变迁（包括内部特征的变易）与社会生活诸因素的关联”，“侧重描述文学现象的出现、变迁的过程，并讨论带有文学‘思潮’性质的重要问题，追寻这种种现象产生的背景。‘背景’的因素，……将不仅指政治方面，也初步考虑到影响文学创作、流通、阅读的经济、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的条件。”（１２）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洪老师的文学史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部考虑了当代政治文化复杂脉络的学术著作”，同时更在于它在方法上将“文艺体制化研究”“扩散到了对文学现象发生史、作家群体和作家个案的整体考察之中——由此进一步叩问了当代文学史‘建史’的深度机制——从而完成了当代文学‘评论’向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刻转移。”（１３）
回到关于研究者自身“限度”的问题：洪老师最大的困扰和最重要的反思，就是如何面对“当代人写当代史”的难度与限度。这个问题，是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特殊的困境。因为“身处所处理的对象当中”，即便抱定一个“客观化”的追求，认识到“‘当代文学’既不是‘我们的’，也不是‘他们的’，仅仅是‘当代文学’而已”，也仍不可避免地会“常常怀疑自己是否具备这种能力”（１４）。是依据个人的经验和记忆去质疑历史，还是承认个人经验的限度和偶然性？这是很多研究者都会面对的问题。对此，洪老师的看法是：
在文学史研究中，对个人经验的重视与抑制，这两个方面都存在，也经常发生冲突。从主观意图而言，我更警惕的是那种“自恋式”的态度，对个人经验不加反省的滥用，以及将个人经验、记忆简单转化为道德判断的倾向。当然，“个人经验”确实不只具有消极的意义。但是，它的“价值”，并不存在于它的自身，而是在与另外的经验、叙述的比较、碰撞中才能呈现。对当代史的研究而言，它的重要性是有助于建立必需的历史观察、叙述的“张力”。……这些“逸出”的、被忽略的部分的发掘，目的并不一定是为了建构相反、对立的历史，在许多时候，不过是为了呈现差异和复杂，从而质疑主流叙述的构造方向。（１６）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语境中，并形成相异的认知模式和情感结构。因此，在历史研究中，提倡一种“靠近历史情境”的书写，其前提不是让个人的盲目的情感和残破的经验膨胀，而是具有对自身限度的自觉。这种自觉，当然不只是一种情绪和意念，它将主要通过比较他人的观察世界的视点和框架来实现。这样，个体、代际、国族之间的差异的“历史记忆”将可能形成有意义的对话和“冲撞”，使我们不仅“看见”原先看见的东西，而且看见原来“看不见”（或“不被看见”）的东西。（１７）
“当代人”的记忆，究竟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独特优势还是巨大障碍？这大概要取决于写作者的态度和方法。不同的处理方式可能会构造出不同的“真相”，形成不同的历史叙述及其问题。在我看来，“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困难并没有因为洪老师和其他很多学者写作并出版了多种“当代文学史”就宣告解决，它仍纠缠在每一位严肃的写作者的笔下。事实上，当代人将个人经验融入当代史的写作，这本身也是历史建构的一个部分。其实，重要的并不是谁有资格，或最有可能作“真实”的叙述，而正如洪老师所说的，在不同的叙述中，发现和比较不同经验间的差异，恰恰是对于复杂的“历史”的靠近。因此，与其空想成为一个客观的、全知的亲历者，不如切实掌握一种看待历史、叙述历史的方法。希望通过这种方法，能够更有效地把研究者与他所处理的对象结合在一起，把个人的记忆、经验与思想都充分地历史化和对象化，并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对这一切进行审视和反思。倘能如此，也许我们就无需费心寻求客观的立场，而是可以主动、坦然地进入历史的空间。
对于“限度”的警惕造成了洪老师特有的反思精神。在他的研究中，常常可以看到一种站在“边界”上“反观”的姿态。这种“反观”，使得他的研究突破了当代文学研究中原有的某种单一化、本质化的思维方法和叙述模式，体现出一种带有批判性与怀疑精神的问题意识。借由不断的反思，可以造成对各种定论和成见的怀疑，以及对任何一种僵化的思想观点的批判，从而使得知识和观念的不断更新成为可能。包括对他自己的学术道路和方法，洪老师更是抱有苛刻和严厉的反思。在他那里，“自知之明”成为一种极为具体的落实。可以说，洪老师的反思，是一种站在自身可能性的边界上的反省，一种站在历史“真实”边界上的反顾，一种站在冲突与矛盾的对立的边界上的反观。这种姿态中特有的双向性的视角，就使得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成为可能。因此，在洪老师的当代文学史叙述中，充满了对于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好即坏、非真即假的怀疑和颠覆。在有的人看来，这可能是一种缺乏决断，但是，在尚未完成的对当代文学史的认识和叙述中，不断的怀疑、反思、补充、修改，应该是比决断更加重要的吧。
正是因为不断地反思，不断地追问各种“限度”（历史的、现实的、理论的、方法的）的所在，才会不断地产生问题，形成一种追问的力量。洪老师是喜欢追问的，他常常将一连串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比如：“在认识到‘文学’的边界和特质的历史流动性之后，今天，文学边界的确立是否必要，又是否可能？力求理解对象的‘内在逻辑’，抑制‘启蒙主义’式的评判和道德裁决，是否会导致为对象所‘同化’，而失去必要的批判能力？文学研究者在逃避‘没有力量’、‘没有方法’的责难中，向着严谨的科学方法倾斜的时候，是否也同时意味着放弃鲜活感，和以文学‘直觉’方式感知、发现世界的独特力量？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应该完全以思想史和历史研究的方式去处理文学现象和文本？而我们在寻找‘知识’和‘方法’的努力中，终于有可能被学术体制所接纳，这时候，自我更新和反思的要求是否也因此冻结、凝固？”（１８）等等。
洪老师总是充满“困惑”和“矛盾”的，但他的“困惑”和“矛盾”大多具有启发性。也许正是这些“困惑”和“矛盾”，催促他在他自称“并不热爱”的专业上不断前行并独树一帜。我想，这样一种充满“问题感”的研究方式，应该是一种力量的积蓄。对洪老师个人是如此，对整个当代文学——乃至更大范围——的学科而言，更是如此。
[NextPage] 注释：
（１）洪子诚：《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当代文学的概念》第１６５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洪子诚：《回答六个问题》，《当代文学的概念》第１２－１３页。
（３）（４）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当代文学的概念》第１２１页，第１２２页。
（５）见《回答六个问题》中冷霜的提问。《当代文学的概念》第７页。
（６）参见“问题与事件：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代的诗歌问题”，《新诗评论》２００９年第１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６月。
（７）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８３－８４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１月。
（８）洪子诚：《１９６０年代：殊途异向的两岸诗歌》，《新诗评论》２００９年第１辑，第１６页。
（９）洪子诚：《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第１６２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１月。
（１０）洪子诚：《当代诗歌史的书写问题——以＜持灯的使者＞、＜沉沦的圣殿＞为例》，《当代文学的概念》第１９０页。
（１１）洪子诚：《回答六个问题》、《当代文学的概念》第１１页。
（１２）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第８－９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１月。
（１３）见程光炜发言，《附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讨会纪要》，《当代文学的概念》第２１７页。
（１４）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当代文学的概念》第１２４页。
（１５）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当代文学的概念》第１２７页。
（１６）洪子诚：《回答六个问题》，《当代文学的概念》第６页。
（１７）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当代文学的概念》第１２８页。
（１８）洪子诚：《我们为何犹豫不决》，《当代文学的概念》第１６３页。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