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均平

　　内容提要：国外对审美乌托邦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审美乌托邦理论和文学艺术现象两方面，国内审美乌托邦研究也发展迅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从研究现状考察，是弥补以往乌托邦研究薄弱环节的需要；从词源学分析，乌托邦原初就有“美好”之义；从表现形式或文体渊源审视，乌托邦经常是以乌托邦文学或乌托邦小说等文学艺术形式形象显现出来的；从当下审美和文艺创造实践观照，是对乌托邦背离、消解和缺失的一种反拨；从本体论探讨，是由审美乌托邦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质、内容、地位和价值决定的。
　　
　　乌托邦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精神现象之一，是一个涉及广泛领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乌托邦及其精神植根于人的本质，为人所特有，是人类前进的精神原动力之一。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对指向完美的乌托邦的追求，就没有人类的进步。作为一种“元叙事”，它几乎贯穿人类世界的整个历史，构成了人类想象世界与现实生活里的特殊一隅。近年来，审美乌托邦作为乌托邦最重要的表现形态，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热点和新趋向。所以如此，有多重成因。对审美乌托邦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并且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学术任务。本文拟在对国内外乌托邦研究，特别是审美乌托邦研究现状简要梳理的基础上，概括阐明对审美乌托邦研究的初步看法，抛砖引玉，是为刍论。
　　
　　一
　　
　　国外对乌托邦的研究起步很早且源远流长。陈周旺《正义之善：论乌托邦的政治意义》认为，真正将乌托邦这一现象独立出来，对其进行审视和研究的成果，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文艺复兴时期有记载的乌托邦研究是一位名叫阿雷菲尔多的学者在1704年出版的拉丁文著作。其后有更大发展。路易斯·雷勃在1840年首次提出“乌托邦社会”概念，摩尔则列举了柏拉图以来的二十五种乌托邦，试图结合政治学的方法对之加以研究。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则成为这一时期乌托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恩格斯用“空想”来概括乌托邦的特征，认为乌托邦只是少数天才头脑中的产物，是非历史的，根本不可能进入历史发展进程，因为其道路是虚幻的。在恩格斯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成熟，乌托邦必然会被更科学和成熟的理论所取代。二战后乌托邦研究蓬勃发展，法国学者雷蒙鲁耶在1950年从心理学的角度首次提出“乌托邦精神”的概念，雅克·沙维尔在1967年出版的小册子中，结合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方法，对乌托邦的历史进行分析，拉斯基的《乌托邦与革命》则是运用社会学与政治学方法研究乌托邦的重要尝试。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危机、斯大林主义在苏联所受到的批判、欧美学生运动的失败以及福利国家的困境，表明乌托邦时代正逐渐走向衰落，哈贝马斯称之为“乌托邦力量的穷竭”。而乌托邦研究恰恰是在这一时期走向了成熟。赫茨勒在1923年出版的《乌托邦思想史》是较早的以编年史形式对乌托邦进行研究的著作，而卡尔·曼海姆在1929年出版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则运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区分，赋予乌托邦全新的政治意义。由此，乌托邦引起了学术界更为广泛的兴趣。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研究方法特别是由于研究价值取向上肯定、否定，既肯定又否定的不统一，乌托邦研究逐渐走向多样化。肯定者如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和《希望的法则》以及蒂里希的《政治期望》，都企图在信仰贫乏的年代高扬乌托邦精神，把乌托邦直接置于人类生存状态的终极关怀上。乌托邦对政治现实的超越，被看成一种意味着历史的创造和人的解放的积极力量。否定者如英国的哈耶克和卡尔·波普。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均从对立的角度研究乌托邦，把乌托邦与极权主义在价值层面等同起来，将乌托邦看成是对个人自由的压制和对人类理性的羞辱。还有一些“价值中立”的、持客观研究立场的学院派研究者，如曼努尔兄弟和库玛。曼努尔兄弟的《西方世界的乌托邦思想》和库玛的《现代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坚持对乌托邦作“整体性”的纯学术性考察，在肯定乌托邦的价值意义的同时，也探讨乌托邦的局限性。

　　国内对乌托邦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相对滞后。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文革”主要研究空想社会主义。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人的著作，都相继被译介出版。译介的主要目的在于使人们通过对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并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对立面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了解乃至批判，更充分深入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虽然也有一些学者专门从事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但囿于当时特定的目的，而且空想社会主义只是乌托邦思想演变发展的一个阶段或类型，因此，这种研究既未上升到整体和全面的乌托邦研究的高度，又在早期受到苏联学者很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文革”结束至90年代初，虽然乌托邦研究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步扩大，缓慢发展，不仅对西方乌托邦思想的一些新老代表人物如柏拉图、莫尔、布洛赫、弗洛姆、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等进行了初步研究，而且论及中国古代、近代的乌托邦问题，论及西方和西方以及西方和中国典型个案的比较研究等等。但出于对“文革”惨剧和苏东剧变的反思，就基本态度和主流倾向而言，大多以反乌托邦为主要取向，对乌托邦严厉拒斥和简单否定。90年代中期以来，不少学者认识到乌托邦的价值并对此进行了重新思考和再认识，不仅继续翻译评价出版国外研究乌托邦问题的著作，如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奈森·嘉内尔斯《乌托邦之后》，莫里斯·麦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等等，而且出现了大量的论文。据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检索标题包含“乌托邦”的相关论文：1979-2009年共有1427篇，其中1990-2009年共1371篇，2006-2008年共728篇，其中2006年150篇，2007年161篇，2008年201篇，2009年则达到了216篇。甚至出现了大量学位论文、出版了若干相关著作。据检索标题为乌托邦的相关学位论文114篇，其中博士论文19篇，硕士论文95篇。出版相关学术著作，如衣俊卿《历史与乌托邦——历史哲学：走出传统历史设计之误区》，陆俊《理想的界限：“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陈周旺《正义之善：论乌托邦的政治意义》，张康元《总体性与乌托邦——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贺来《现实生活世界——乌托邦精神的真实根基》，谢江平《反乌托邦思想的哲学研究》，陈刚《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周宁《永远的乌托邦》和《孔教乌托邦》等等。这些成果分别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对乌托邦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代表了世纪之交中国对乌托邦问题理论思考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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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个多样化的认识过程中，近年来，审美乌托邦作为乌托邦最重要的表现形态，在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地凸现出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热点和新趋向。学界对这个术语使用越来越频繁，研究面也越来越广，不仅发表了颇多论文，而且也出现了不少相关著作。

　　就国外而言，对审美乌托邦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审美乌托邦理论和乌托邦文学艺术现象两方面。有研究者曾对作为审美乌托邦组成部分之一的乌托邦文学研究的情况作过较细的梳理，认为：虽然乌托邦文学的历史久远，但将这一文学现象自觉地上升到乌托邦的层面进行研究，还是近代才开始出现的。国外自觉意义上的乌托邦文学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起，缓慢地发展，到近20年形成高峰。西方（包括苏联）出版了近百种研究乌托邦文学的著作，乌托邦作品多达2000余种，有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对乌托邦文学进行整体研究的，如保罗·哈斯恰克所著的《乌托邦／反乌托邦文学：文学批评参考索引》，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总揽式的研究指南，基本涵盖了20世纪近一百年来英美及世界各国用英文表述的乌托邦文学研究资料来源，为研究提供了便利。英、美著名的文学史，都对西方各国乌托邦文学作过分阶段的、比较简要的介绍和评价。1995年斯诺格拉斯主编的《乌托邦文学百科全书》，将西方世界（主要是欧美）的乌托邦文学作品、主要人物、主要作家、常见主题、常见类型收录其中，试图作全景式的扫描。对乌托邦文学进行分阶段研究的专著，有戴维斯的《乌托邦和理想社会：1516-1700英国乌托邦作品》，阿贝鲍姆的《十七世纪英国的文学和乌托邦政治》，奥尔森的《科学的王国：1612--1870文学乌托邦和英国教育》，利斯的《乌托邦想象和十八世纪小说》等等，而布克尔的《作为社会批评的小说：现代文学的反乌托邦冲动》以及琼斯等编的Ⅸ女性主义、乌托邦和叙事》等等，则对乌托邦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了研究。除了专门著述外，还有大量的文学研究刊物及登载其上的大量研究论文。美国的《乌托邦研究》期刊，专门研究世界范围内的乌托邦文学作品-英美一些主要文学研究杂志、期刊，也刊登或摘登了近七十年来英美七十多种刊物上的有关乌托邦文学、乌托邦文学作家和作品的批评研究论文。有人感叹：“只要你向gooale这类搜索引擎键入‘乌托邦文学’或‘文学乌托邦’（utopian literature or literatary utopia）这样的字眼，至少会发现有十万个以上的网页或网站在等待着你去访问。想想，十万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作为审美乌托邦研究一个组成部分的乌托邦文学研究兴旺尚且如此，作为审美乌托邦研究整体的盛况就更可想而知了。

　　就国内来说，审美乌托邦研究也发展迅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据统计，在近年发表的700余篇论文中，约有50篇在标题上直接使用了审美乌托邦的提法，如邹强《乌托邦与审美乌托邦》、颜翔林《论审美乌托邦》、马睿《走向审美乌托邦》，刘月新《意境与审美乌托邦》，赵文薇《劳伦斯审美乌托邦的本体论研究》等等，有些虽然未在标题上直接运用，但所论对象或问题，实际应属审美乌托邦研究，如王一川《语言乌托邦之诞生——语言学转向与20世纪西方美学》，刘康《普遍主义，美学，乌托邦》，姚文放《美学与乌托邦》，刘晓文《乌托邦精神与忧患意识》，刘月新《艺术接受与乌托邦体验》等等。还有大量研究乌托邦文学、艺术的论文。有的从总体上研究乌托邦文学，如姚建斌《乌托邦文学论纲》和《乌托邦小说，作为研究存在的艺术》，赵渭绒《试析世界文学中的乌托邦现象》，覃庆辉《论世界文学中乌托邦的审美意义和现实价值》，李志斌《欧洲文学的乌托邦情结》，李霞《西方乌托邦文学的发展与变异》，等等；有的研究不同国别、时期、思潮、流派的乌托邦文学，如麦永雄等《乌托邦文学的三个维度：从乌托邦、恶托邦到伊托邦笔谈》>，刘象愚《反面乌托邦小说简论》，田俊武、王庆勇《从天堂到地狱——论乌托邦文学在英国的发展和嬗变》，董晓《乌托邦与反乌托邦：苏联文学中的两种精神》，胡传胜《水泊梁山与肉蒲团：中国文化的两个乌托邦》，伍方斐《论新时期小说欲望叙事的乌托邦倾向》；有的则从作家、作品类型等方面研究乌托邦文学，如王维燕《金庸笔下的性别乌托邦——论（神雕侠侣）中的两性世界》，胡昌平《幻灭的乌托邦——“革命+恋爱”小说之革命论》，《<神曲>：诗性的乌托邦》；有的侧重中西乌托邦文学的宏观或个案的比较研究，宏观如徐爱琳《中西文学之“乌托邦”现象概论》，伍辉《解读英国文学中乌托邦类型的中国形象》，微观如王曼平《“桃花源”与“乌托邦”》，彭小燕《走近“乌托邦”——<边城）、（魔沼）比较探析》，有的研究乌托邦艺术，如《从乌托邦到怀旧——新世纪中国电影的情感变化》、《乌托邦舞蹈的证据》、《乌托邦和歌舞世界》、《爱情乌托邦——流行音乐批判》、《建筑与乌托邦》、《园林乌托邦》、《京剧乌托邦》、《乐园：游的乌托邦》、《电子乌托邦》、《数字乌托邦》、《网络乌托邦》、《明星崇拜与乌托邦》等等。在研究乌托邦的学位论文中，审美乌托邦研究也占了较大比重。如在19篇博士论文中，就有高伟光《英国浪漫主义的审美乌托邦情结》，李小青《永恒的追求与探索：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嬗变》，周黎燕《中国近现代小说的乌托邦书写》，张伟《詹姆逊与乌托邦理论的建构》，孟岗《消费时代的身体乌托邦——比较文论视域中的“身体写作”研究》，欧翔英《西方当代女权主义乌托邦小说研究》等13篇可以视作审美乌托邦的研究。在95篇硕士论文中，就有50余篇也属此类。如邹强《雅典娜之光——法兰克福学派审美乌托邦研究》，陶淑兰《总体性追求与审美乌托邦的建构》，冯学雨《席勒、马尔库塞审美乌托邦之比较》，吴爱红《艺术：乌托邦的守护神》，范亚丽《网络艺术与新审美乌托邦》，朱海军《浅议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精神及其表现》等等，而且这些论文都是新世纪以来写成的。更值得关注的是相关著作陆续问世。如李春青《乌托邦与诗——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与文学价值观》，宋伟杰《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马睿《未完成的审美乌托邦：现代中国文学自治思潮研究》，武跃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个人乌托邦倾向》，武庆云《中国和英语文学乌托邦中的女性作用》等等。这些成果不仅涉及审美乌托邦的理论形态和形象形态，而且涉及不同国别、思潮、流派、作家作品、不同的类型及倾向等等，特别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及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审美乌托邦思想的研究，更成为这一研究趋向的一个显著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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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审美乌托邦研究有着多重成因和重要意义。

　　首先，从研究现状来看，走向审美乌托邦研究是弥补以往乌托邦研究薄弱环节的需要。应该说审美乌托邦研究是既具有基本理论研究性质，又具有重大现实实践价值的前沿性文艺美学课题。如前所述，近年来审美乌托邦问题虽然受到学界较大的关注，发表和出版了一些相关成果，为进一步探讨提供了继续研究的生长点，但从总体来看，目前关于乌托邦的研究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文化学层面或角度研究得较多，而从美学角度，在审美层面上研究较少。在审美和文艺范围内，局部的、个案的研究较多，而整体的全面的研究则极为罕见，具体现象的研究较多，而理论的研究则很少，至于对审美乌托邦的“元理论”研究，则就更少了。这种状况与审美乌托邦的实际地位和影响极不相称，迫切地需要从理论上给予全面系统的研究。对这一重要理论、实践问题，在研究思路上，应在乌托邦和审美乌托邦问题上的多重矛盾、悖论的统一和超越中，更注重从认识论到价值论，从社会学到美学，从政治理论到艺术理论，从外部研究到本体研究，从一般性研究到特殊性研究，从局部零散研究到整体系统研究，特别突出本体性、特殊性、比较性和系统性。从而在更深广的学术视野和更宽厚的学术基础上，推动乃至实现应有形态的审美乌托邦理论的建构。在研究方法上，应在对象与方法的相互制约和相互适应中，总体运用辩证思维和系统方法，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和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以价值论方法为中心，融合语义分析方法、形态学方法，比较方法和个案分析方法等等方法，真正实现方法上的一元与多样的统一，力求达到对审美乌托邦问题的全方位理论把握。
 
　　其次，从词源学分析，乌托邦原初就有“美好”之意。众所周知，乌托邦一词出自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写于1516年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简称《乌托邦》）一书。莫尔根据古希腊语臆造了“utopia”这个词。此后“乌托邦”被人们不断地阐释、解读，乃至有意无意地“误解”和“误读”，或在修辞意义上使用，其含义不断扩大泛化。除上文所列之外，尚有《艺术教育乌托邦》、《自由乌托邦》、《生态乌托邦》、《绿色乌托邦》、《空间乌托邦》、《对话乌托邦》、《物质乌托邦》、《市场乌托邦》、《时尚乌托邦》、《明星乌托邦》、《安全乌托邦》、《医学乌托邦》、《气功乌托邦》、《汽车乌托邦》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时至今日，仍众说纷纭，歧义迭出。以致有人说“乌托邦仿佛是个‘大箩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使我们难见其庐山真面目。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utopia”是由“u”和“topia”两部分组成的。“u”来自希腊文“ou”，表示否定，“topia”来自希腊文“topuS”，意思是地方或地区，两部分合起来意指“不存在的地方”。同时，“u”也可以和希腊文的“eu”联系起来，而“eu”有好、完美的意思，于是“utopia”也可以理解为“eutopja”（优托邦），即完美、理想的地方。这里乌托邦的词义呈现出“美好”与“乌有”的二重悖论性意义结构，这些双关含义本来都是乌托邦的应有之义。但当乌托邦一词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展，成为人文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各种想象中的理想社会或理想境界的通行语时，人们由于种种原因，把乌托邦视为一种从来未实现或永不可能实现的虚幻的或不切实际的构想，是“空想”“幻想”及“无意义”的代名词，往往忽略、遮蔽乃至消解了其本身具有的双关义中的“美好”内涵，而仅剩“乌有”之义。在这个意义上说，审美乌托邦研究不过是把被忽略的重视起来，把被遮蔽的敞亮开来，把把被消解的恢复过来，还乌托邦以本来的完整的面目。

　　再次，从表现形式或文体渊源来看，乌托邦经常是以乌托邦文学或乌托邦小说等文学艺术形式形象显现出来的，这为审美乌托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和有力的历史支撑。克瑞杉·库玛曾指出：从定义上讲，所有的乌托邦都是小说·与历史著作不一样，前者处理的是可能的世界，而不是实际世界。就这个意义而言，它们同想象的文学的所有形式相似。库玛的概括并不一定准确，但它至少说明所有的乌托邦都有审美的因素，与文学都有形式上的某些相似性，而乌托邦小说或乌托邦文学则更无疑义。乌托邦文学在西方源远流长，其渊源可追溯到柏拉图的《蒂迈欧篇》，至少自托马斯·莫尔以来已成为自觉运用的一种叙事文体，至今其创作、研究方兴未艾。乌托邦文学在我国也丰富多彩，刘明华《大同梦》，孟二冬《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理想》，朱海军《浅议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精神及其表现》，《水泊梁山与肉蒲团：中国文化的两个乌托邦》等等对此作了初步研究。不仅如此，有些学者已直接提出了关注和研究乌托邦文学的文学性和审美特性的问题。从他们对乌托邦小说和乌托邦文学的界定可以看出这一趋向。如姚建斌认为：乌托邦小说（含反乌托邦）是一种叙述体的文学样式，它借助高度惊人的想象力展开叙述，以独特的虚构笔法描绘一个理想社会或它的反面为中心，通过与旅行或航海等相关的故事情节的描写，深刻地反映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或对噩梦般的未来的拒绝，以艺术的手段来研究人的存在。李小青则倾向于用一种宽泛的、具有包容性的方式，将乌托邦文学看成是一种普世人类追求的反映，是绵延不断的传统，它的核心价值是批判现存社会状态、追求美好生存的乌托邦精神。这一核心是恒定的，其表现方式则是丰富的、变动不居的，也就是不限于小说，而中心内容关注社会，但不是仅仅着眼于制度的整体设计，也表现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个体生存状态，以折射对社会的批判或憧憬。作为一种文学表现形式，乌托邦文学的本质是虚构，对读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精神领域，更多地具有安抚、教育和批判的功能，力图让人们心中的希望之火永不泯灭。虽然审美乌托邦和乌托邦文学或乌托邦小说不能简单地等同，但乌托邦文学或乌托邦小说具有审美特性或是审美乌托邦的重要表现形态则是显而易见的。这实际昭示了在乌托邦文学丰富的历史根源的基础上，走向审美乌托邦研究已成为拓展和深化乌托邦研究的必然选择。

　　第四，从当下审美和文艺创造实践观照，是对乌托邦背离、消解或缺失的一种反拨。对当前审美和文艺创造现状不如人意的状况，不少学者和批评家作过痛心疾首和触目惊心的描述。如凤群、洪治纲指出，在晚生代作家群中，拒绝乌托邦式的写作几乎已成为一种时尚。他们以绝对认同的方式再现、复制庸常的现实人生，甚至首肯、鼓噪那些为实利而东奔西走的都市平民的价值形态。作为创作主体，他们普遍地放弃“知识精英”这一理想化的社会角色，撤离了自我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中坚分子的生存区域。在背离乌托邦的诗意观照之后，不仅使他们的写作陷入了无法超越既成现实的怪圈之中，同时也使他们失去对各种生存现实进行审度和批判的勇气。不仅实际上大大地削弱了他们自身的艺术表达空间，使他们的许多作品都在既成现实面前变得更加忍气吞声，成为现实生活的简单复制，而且缺乏对人的存在性进行必要的深层分析。不仅导致他们的作品普遍缺乏创新的审美倾向，也使他们丧失了应有的激情及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更令人遗憾的是，晚生代作家不仅没有对自己所处的写实困顿有所警醒与反思，相反，大多数作家还仍然陶醉于对市场化所引动的那些争名逐利的社会现象进行热情的追踪和临摹，或者干脆以更激进的思想推销欲望化的生存法则，唯恐自己的时势意识和价值观念落后于大众心态，从而把乌托邦精神当成了一种嘲笑的对象。像晚生代作家这样明确地拒绝甚至嘲讽乌托邦精神存在的必要性，把乌托邦从自我心理结构之中剔除得干干净净，这无疑是一种失败的写作。所以晚生代作家尽管人数如此之广（同时崛起的约有十余人）、作品如此之多（几乎占据了当前所有重要刊物的显著位置），却无法同余华、格非们相抗衡。他们既没有什么公认的富有经典意义的作品，也没有一个具备领袖性质的人物，这的确是一种悲哀。金秋也指出：反乌托邦情结作为中国“后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一种精神向度，表现在不少作家醉心于精神与情感的卑微，排除一切价值观念，拆解人类的艺术良知，永无节制地渎神弑神，消除精神的乌托邦情怀。进入80年代中期，“理想”与“崇高”日渐尴尬，并成为文坛中人执意嘲弄和消解、颠覆的最大对象。无论是新潮和后新潮小说家们的革新和试验，先锋诗人的“表演性”写作，还是新写实小说家对“直接经验”的追求，新批评家对主体已死亡的文化策略的选择，都表明后现代主义是以文化因子的方式渗透、存在于中国文坛之中。作家们接受“怎样都行”的创作主张，刻意消解文学最本质的思想启示和审美的双重功能，任意摧毁文学赖以存在的历史和现实依据，将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虚无化，从而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文化品性。其表现为：深度意义的消失，历史意识被抹去，主体的跌落等。对这种审美和文艺创造状况造成的根本原因进行反思时，不少学者和批评家不约而同地把它归结为乌托邦的背离、消解或缺失。因为，乌托邦就是一种理想，是一种纯精神性的、对存在目标的形而上的假设，是从未实现的事物的一种虚幻的表现，是一种不在场的存在。在审美心理结构中，它只是作家主体的假想之物，是为了满足人们对精神理想的某种期待。也正因为这样，人类才始终在乌托邦的构想中保持了一种尚未实现的可能性理想。乌托邦精神之所以至今不死，人类之所以还要时常提及这种形而上的乌托邦情怀，正是人们需要拒绝理想、情感、爱情、艺术、友谊等等生命特质不断被物化的命运。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这种乌托邦情怀正是其不可或缺的审美内质。在文艺创造中，无论是在精神深层和宏观整体的理想层面上洞悉和确立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种种新的可能性动向，还是话语方式的选择与话语深度的建构，乃至艺术表现细节的创造性处理，乌托邦精神都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关键作用。真正的乌托邦精神的确立，可以帮助作家拓宽表达视野，引导他们洞悉人类存在的多重可能性，并支撑他们对抗物欲增值的现实对人心灵的盘压，对抗经验主义的平庸和工具理l生的世俗化状况，保持作家自我独特的声音，拥有自我独立的艺术理想而不被社会热流所吞噬。这种乌托邦精神的守卫者在近期的文坛上不乏成功的范例。这些论析，虽然不无偏激、失谨之处，但总体来看，应该说是针砭时弊，切中要害的。它从审美创造实践的侧面凸现了审美乌托邦的重要意义。

[NextPage]　　最后，从本体论来看，走向审美乌托邦研究，是由审美乌托邦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质、内容、地位和价值决定的。乌托邦及其精神植根于人的本质为人所特有，是人类前进的精神原动力之一。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对指向完善的乌托邦的追求，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审美乌托邦则是乌托邦最重要的表现形态，是人们对完美的历史化永恒追求的情感形象表现及其理论表征。无论是在宏观上进行美好理想社会的建构，还是具体进行美的欣赏、美的评价、美的创造和美的研究，审美乌托邦都居于不可替代的地位，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审美乌托邦的研究内容大多是学界未曾探讨或未曾系统深入探讨的，因此，很多问题是有待突破的难题。如审美乌托邦何以可能？即审美乌托邦的存在依据和基础是什么？换句话说，有没有审美乌托邦？虽然学界已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广泛地使用这一术语，但并不能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解决这一问题难度很大，它至少涉及审美乌托邦与乌托邦、审美乌托邦与审美理想、审美乌托邦与审美主义、审美乌托邦与人文精神、审美精神与艺术精神、审美乌托邦与审美现代性，审美乌托邦与审美意识形态，审美乌托邦有没有独特的性质、特征、作用等等一系列问题。又如，审美乌托邦主要包括哪些形态类型？从横向静态来看，到底它是只有理论形态还是只有形象形态，或者兼而有之？从纵向历史发展看，它有哪些主要的历史形态？等等。再如，中国到底有没有乌托邦和审美乌托邦？如果有，它与西方的同异是什么？为什么？等等。为此，在研究的主要内容上，应根据新世纪乌托邦研究发展走向的迫切要求，针对审美乌托邦研究相对薄弱的现状，多元综合创新，在分析、鉴别、比较的基础上，科学地借鉴和吸收中外相关研究成果，对审美乌托邦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全面探讨审美乌托邦的理论渊源、多重基础、性质特征、形态类型、功能效用、当代趋向等诸多规律及中西异同，建构体现时代水平和应有形态的审美乌托邦理论，丰富当代乌托邦理论和美学理论。审美乌托邦研究虽属基础理论研究，但却具有突出的前沿性、前瞻性和现实针对性。它对于全面辩证地认识乌托邦及审美乌托邦，自觉合理地发挥审美乌托邦的作用，活跃审美活动，推动审美创造，塑造完美人格，促进当代审美文化健康发展和尽善尽美的和谐理想社会的建设，都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