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志忠
洪子诚的学术文字有一种迷人的魅力，在当下的文学研究论著中非常难得。这就是本文的题目所示：建构复杂性的诗学。在《洪子诚学术作品集》出版研讨会上，曹文轩讲到了“复杂性”这个命题，我之所以不避撞车，还愿意就此再讲一点什么，我相信，虽然话题相近，但是，每个人的论述角度，应该都会有自己的指向。
复杂性，是洪子诚念兹在兹的一个着力点，打开他的论著，这个词总会撞入眼帘。
讲到“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创作远比其理论倡导要复杂得多，洪子诚指出：“‘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这样的概念、内涵和对象有的时候可能比较清楚，特别是在这种文学主张提出，或不同的文学派别论争的时候，它所张扬的文学观念，包括对这种文学的形态以及它的功能等的‘设计’，会阐述得比较清楚，也会出现一些实践这种‘设计’的作品。但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这样，特别是联系到具体的作家、作品的时候，情况更要复杂。”（１）接下来，他分析了这复杂性的四个方面：同一阵营中的作家在创作和观念上的差别；革命作家和别的派别的作家之间关系的错综复杂；同一作家在不同时期的创作主张和实践的调整变化；革命文学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
评价“百花时期”王蒙、刘宾雁等的创作的意义，洪子诚指出：“王蒙等的作品的价值，主要不是什么揭露‘阴暗面’，不是什么表现社会矛盾的‘大胆’、‘尖锐’，主要的价值是把生活看成一个复杂的整体去加以把握。”（２）做出这样的评价，其理由在于，没有这样的起点，没有这样的创作态度，对于建国以来反复提倡、强调的现实主义文学来说，想要走向成熟，那大抵只是一种奢谈；
谈到５０～６０年代的文学领导体制的复杂性，洪子诚指出，毛泽东对于当代文化和当代文学，以他的权力和威望，作用是直接和巨大的。当然，也并不是完全无边的。他对当代文艺问题的决策有巨大的影响力，但也不是完全由他的意愿所支配。除了他自己在不同语境下会做出不同的陈述，还在于其他人的折冲，“周扬这样的文艺界领导者，虽然一再地强调要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并塑造了他们毛泽东文艺路线权威阐释者和贯彻者的形象，但是他们在不同时期，对毛泽东的文艺观和策略、措施，有时候也有所保留，或者是从自身思想立场出发的‘误读’。”（３）
这三段引文，出于不同时期的不同论著，其共同的特色却都是力图扫除一种简化、僵化的思维方式，充分重视文学现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揭示其内在的差异和冲突，以此使似乎已经沉淀下去的文学现象再度激活，参与到当下的文学进程中来。“左翼文学”在８０年代以来一直处于非常冷落的境地，日渐边缘化，从事当代文学研究者，更是对其很少光顾，正是洪子诚将其与５０～７０年代的当代文学建构进行沟通，使得它成为今日治当代文学者的先修功课。４曾经轰动一时的“干预生活”的创作，时过境迁，它的历史意义何在，是一个需要重新确定的难题；跳过其“大胆”、“尖锐”地揭示生活矛盾的定评，肯定其在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追求上的关键作用，这就将其置于当代文学流脉的显赫位置。毛泽东一言九鼎，周扬呢，从延安时期以来，似乎就一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最重要的阐释者和执行者，展示其间存在的微妙差异，也让我们更加贴近地理解现实的错综复杂。
这让我想到了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中的一句名言，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这是小说的永恒的真理——这里的小说，我们可以将其替换为文学。无论是文学现象的生成，还是具体作家作品的解读，都需要充分地注意到其复杂性。说来没有多么高深玄妙，但是，就像昆德拉所言，在今人眼中，在先于问题并且排除问题的简单迅速而又吵吵闹闹的回答声中，这个真理人们听到得越来越少。昆德拉指出，在现代进程和大众传媒的密谋下，人类的生活和精神正在日渐减缩。白蚁式破坏性的缩减始终在侵蚀人的生活，最伟大的爱情最后也被缩减为一个枯瘦的回忆的骨架；人的生活被缩减为它的社会职能；人民的历史被缩减为若干事件，这些事件又被缩减为有倾向的评注……
这样的现象，在当下的中国，也是屡见不鲜的，鲜活的纷纭的现实生活和历史往事，经过一番“八股腔”的“概括”和“标题党”的“打造”，要么简化到家，要么面目全非，即便是在学界，那种一言以蔽之的粗暴和简陋，也是一种积弊甚深的恶习。尤其是对５０～７０年代的文学的省察，更是处境维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它们就经常是在几乎难以抗拒的一种简单粗暴的高压语境下艰难生存、顽强探索的。用今天人们喜欢使用的一个概念来说，文学有其独特的形式的意识形态，就是对于生活的和心灵的错综复杂性的本能的追随和描摹。创新是文学的生命，创新的核心所在，就是对文学把握生活和心灵的纵横能力的不断扩张和探索。因此，在那个经由政治的高度掌控和缩减的时代，文学成为人们追求和表达对现实和精神的丰富复杂性的几乎是首选的路径。反过来，它又为这种追求和表达，遭受了沉重的清算，直到文革时期的犁庭扫穴，全盘否定。新时期以来，对于这一时段的文学，并没有很好地进行深入的梳理，一方面是八十年代文学的追新炫奇吸引了人们的关注，一方面，对５０～７０年代文学又进入了新一轮的简单否定，只不过，这一次的否定，来自与“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相反方向，来自建立在新的“政治正确”立场上的批判者。还有一种态度就是无视其存在，回避相关的话题。经过几次三番的简化，它还能够剩下什么呢？
[NextPage]与这样的简化、缩减的思路相悖反，洪子诚的学术个性，在于对现实和文学的复杂性的充分关注，并且力争用贴近历史的方法，进行一种历史的还原和重构，建构起新的文学史框架。而且，这一框架，不是对７０～８０年代之交出现的诸种中国当代文学史论的增补——洪子诚自己就参加过８０年代初问世的已故张钟教授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概观》的撰写，若是单纯进行一番修订增补，自然是驾轻就熟，事半功倍；它也不是简单地写一部“异端”的或“对抗性”的文学史，夸大或者人为制造新的“二元对立”、“正邪两分”。洪子诚的态度是反对绝对化，强调差异性和多层性，由此对充分重视文学的复杂性做出了新的开掘。
对于文学的复杂性的强调，使得洪子诚经常使用“犹豫不决”和“含混”这样的词语描述自己的文学史研究态度，并且经常对自己的判断产生自我质疑，进行反思之再反思。这不是那种概念和逻辑上的“犹豫不决”和“含混”，不是有话说不清的托词，当然也不是客套自谦，而是面对复杂的社会和文学现象要做出清晰绝然的价值判断的困难。举个例子，在《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评说巴金《随想录》的自我忏悔之可贵与文学性的不足时，洪子诚既引证了爱尔兰作家叶芝这样的不问世事、艺术至上的追求，对巴金的“我不是一个作家”的宣告进行婉讽，同时又引述德国作家伯尔的例子，对这种“民族的良心”的自觉担当表达深深的敬意。与其说这是洪子诚的困惑，不如说这是古今中外文学的两难：“为人生”还是“为艺术”？“为自我”还是“为社会”？尤其是百年中国的风云跌宕中催生出来的文学，选择的天平经常是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又经常进行自我调整，没有绝对的优劣对错。这样的“犹豫不决”，在许多时候，都让我想到金庸笔下左右手互搏的老顽童周伯通，并且深有所思。
由对复杂性的追寻，我从洪子诚的学术论著中，会感到一种浓郁的诗意。是的，不但说，杰出的文学作品蕴含着诗意，出色的文字叙述，无论是文学、历史、哲学乃至经济学、社会学著作，都会显示出诗意盎然。司马迁的《史记》，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梁启超的报刊社评“新文体”，就是其绝好的典范。这是一个很高的高度，也是我尚没有完全想透彻、比较“含混”的一个命题。只是觉得这个说法值得拿出来与大家交流。洪子诚的诗意，不仅是说，他很“小资”，为人为文很讲究“情调”，越到晚近，他越是从严谨有余中超脱，变得潇洒和抒情起来，请读一读他的《“怀疑”的智慧和文体——我的阅读史之契诃夫》。这也不仅是说，洪子诚的文章含蓄蕴藉，非常节制，对个人文字的情感掌控非常强，却又喜欢在某些缠绕性的问题论述的结末处，在需要做判断时却引用一节或者一首诗歌，以此摆脱或造成新的“犹豫”和“含混”，形成“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留白。我的判断，借重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的“有机整体”论和莱辛在《拉奥孔》中“化美为媚”论，评析洪子诚文学史论述中的诗意的底蕴。我们通常对于《诗学》中的“有机整体”论缺少真正的理解，在以生物学为其学术根基的亚里士多德那里，“有机整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判准则。如论者所言，他的有机整体的概念就是从生物学那里引进的。他在论诗和其他艺术时，常持有整体的观念。他认为整体是部分的组合，组合的原则应是各部分之间的内在逻辑。他在《诗学》第七章里给整体下了一个定义：有头有尾有中部的东西。各部分紧密衔接，见出秩序。换句话说，也就是各部分在整体里不仅仅是不可少的因素，而且所处的位置也是不可移动的。第八章里，他更进一步阐述：“一个完善的整体之中各部分便紧密结合起来，如果任何一部分被删去或移动位置，就会拆散整体。因为一件东西既然可有可无，就不是整体的真正部分。”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断定悲剧是希腊文艺中的最高形式，因为它的结构比史诗更严密。此外，在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中，和谐的概念也是建筑在他有机整体观之上的。各部分的安排见出大小、比例和秩序，形成融贯的整体，才能见出和谐。（５）我要补充的是，“有机整体”是动态的、有生命的。由此，不但是合乎它的文学作品是美的，有诗意的，各种学科的叙述，只要合乎它，也同样是美的，有诗意的。莱辛论述诗歌的美学特征时讲道：“诗在描绘物体美时赶上艺术，那就是化美为媚，媚是在动态中的美”，“在诗里，媚终于是媚，是一纵即逝而却令人百看不厌的美。媚是飘来忽去的，一般说来，我们回忆一种动态，比回忆一种单纯的形状和色彩，要容易得多，也生动得多，能产生更强烈的效果。”当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创作的实绩，在许多时候都是缺乏诗意的，但是，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却可以做得有声有色。既然在单一观念指导下的文学仍然有差异，就会有矛盾冲突，既然有多层性，时代的和政治的力量作用于文学，就会在不同层面产生不同的作用和效果，深入考察这种差异和多层性的相互作用，注重各种动力要素的冲突和调谐，就建构起一种动态的、富有历史感的运演模型。洪子诚引用特雷西的话，就是考察“那些被作为事实陈述的事情是如何成为事实的”，把即成事实的静态分析变成由内在诸种作用力下产生的动态建构，重点落在了“如何成为”的过程。大到“一体化”的文学生产机制的形成，小到于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分析，皆是如此。就像洪子诚所言：将那些看似已成定论的往事，通过对其复杂性的梳理，重新唤醒，赋予其以新的生命，“在我们过去的文学史中，那些我们经常使用、习焉不察的事实、概念、评价，是如何形成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构造’出来的？……通过这种‘清理’，能够使过去那些表面看起来很严密、统一的叙述露出裂痕，能够在整体板块里头，看起来很平滑、被词语所抹平的‘版块’里头，发现错动和裂缝，然后来揭露其中的矛盾性和差异。这种方法是在原先已有的叙述的结论上发现问题，或者说，把既有的叙述‘终点’作为出发的‘起点’”。（６）这样，不是平面化地在既有的文学版图上进行新的跑马圈地，而是深入到这版图的地表下面，研究其地质运动和地壳的形成过程，以独到的目光激活历史，召唤幽灵的复活，为当代文学研究，都注入了一种生命的灵性，真正呈现其作为有机整体的生命特征。它不是经由时代和作家精心打造出来的绝代风华，在“美”和“艺术”的成就上或许有着匮缺，但是，它穿越风风雨雨一路走来，波澜曲折，峰回路转，却显示了一个顽强求索的生命。就像洪子诚在回答那些将中国新诗看得一无是处的贬谪时所言：
[NextPage]即使是９０年代的诗，它被有的人说得一无是处，但是，它们中有许多曾给我安慰，让我感动，帮助我体验、认识我自己和周围的世界，表达了在另外的文学样式中并不见得就很多的精神深度。而且我还看到，有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投身”于诗，在诗中找到快乐。这种快乐不是去偷去抢，去为非作歹，去腐化堕落……他们为了探索精神的提升和词语的表现力而孜孜不倦。这一切，就为新诗存在的价值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然而有力的证明。说真的，在当今这个信仰分裂、以时尚为消费目标的时代，这就足够；我们还能要求它做别的什么？（７）
注释：
（１） 洪子诚：《左翼文学与“现代派”》，《当代文学的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３５页。
（２） 洪子诚：《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４７页。
（３）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９６页。
（４）洪子诚在拓建５０—７０年代文学研究的新格局上居功至伟。同时，如其在《我们为何犹豫不决》一文中所言，社会现实的转捩对文学的召唤，红色经典的复出，对毛泽东时代的怀旧，也是重要原因：
今天，对于“当代”的革命文学，以及对２０世纪“左翼文学”这一流脉的重新关注，也包含了对现实社会问题焦虑的出发点。８０年代主张或同情“回到文学自身”的学者，到９０年代真诚表达对“人文精神”的衰落的忧虑，就是这方面发出的最早信号。后来，又有对作家要关怀现实的呼吁，有“无产阶级写作”的提出，有对具有批判活力的文学的呼唤，期待“批判的艺术会找到它焕发活力的场所”。“批判的艺术”，也就是质疑“合理化成为观察世界唯一角度”的艺术，不是“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循环”，而是“作家变革自我和变革世界的双重实践”的艺术。在２０世纪中国，这种“艺术”在许多时候带有“左翼”的倾向和色彩。因而，在今天，对这种文学的“历史”所作的重新审察，就不完全是一种自恋式的“怀旧”，而具有思考现实问题的动机。这种追索和审察，自然包括这种文学在它的过程中曾有的失误，它的自我损害，和它在当代的“异化”。
（５）转引自“水木清华”网站之《〈诗学〉读书笔记》，http://www.smth.edu.cn/bbsanc.php?path=/groups/literal.faq/Drama/M.1112542022.c0
（６）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８５～８６页。
（７）洪子诚：《在北大的课堂读诗》序言。“左岸文集” http://www.eduww.com/lilc/go.asp?id=1825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