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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呐鸥小说与新时期都市书写

2010-03-26 17:37:05来源:《南方文坛》    作者:

   

作者:傅建安

  刘呐鸥被誉为“中国新感觉主义先驱者”,虽然很多人认为他论颓废不如穆时英地道,论传统不如施蛰存扎实,但他在都市文学领域却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价值。在《〈色情文化〉译者题记》中,刘呐鸥表明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艺是时代的反映,好的作品总要把时代的色彩和空气描画出来的。”确实,刘呐鸥以一个浪荡子的身份漫游城市,用电影摄像机的镜头在现代都市中游走,捕捉着都市的动感与旋律。叙事的“开麦拉”随意游走,形成镜头的组合,产生蒙太奇效果。女主角们便变幻登场,这些“肉体发达”的“现代尤物”(李欧梵语)以其情爱方程式为都市做出生动的注解,与其他都市声色共同传达着现代情绪。他的创作笔法与都市现实语境的切合,使人们做出如此评价:“中国是有都市而没有描写都市的文学,或是描写了都市而没有采取了适合这种描写的手法。在这方面,刘呐鸥算是开了一个端”,“待刘呐鸥一出,大马路气质的文学终于找到了他的代理人”,也给当代都市书写带来有益启示。

一、 都市漫游

  在波德莱尔的作品中,瓦尔特?本雅明用他独特的眼光发现了“浪荡子”这一形象。本雅明认为:在波德莱尔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城市拱廊街上的绅士闲游者,当他们观察城市奇观时,仿佛是“在柏油马路上采集植物”这些浪荡子也就是生存于现代大城市中的都市漫游者。对于漫游者,张英进概述近年西方批评界的最新的理解把它同时理解为“一种社会人物(figure)、一种比喻修辞(metaphor)、一种研究现代性的概念(concept),” 刘呐鸥以他笔下的人物漫步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隐身于人群中,流连于咖啡馆、电影院、跑马场、酒吧、舞厅、百货公司,从一条街道到另一条街道,边走边看。这群从容闲暇的人懒散地、漫不经心地凝视着城市风光。他们的眼睛像照相机一样捕捉车辆、人群和欲望的流动,展现都市繁华富丽、动荡喧嚣、光怪陆离的物化景观。在对都市的奇观的窥视中,获得一种类似于“窥淫”般的快感。如在《礼仪与卫生》中对律师启明从外滩到中国人的商业区的见闻:

  还不到Rush hour的近黄浦滩的街上好像是被买东西的洋夫人们占了去了。她们的高鞋跟,踏着柔软的阳光,使那木砖的铺道上响出一种轻快的声音。一个Blonde满胸抱着郁金香从花店出来了。疾走来停止在街道旁的汽车吐出一个披着有青草的气味的轻大衣的妇人和她的小女儿来。印度的大汉短棒一举,于是启明便跟着一堆车马走过了轨道,在转弯处踏进了一家大药房。鼻腔里马上是一顿芳香的大菜。

  ……

  只隔两三条街便好像跨过了一个大洋的风景都变换了。从店铺突出来的五花八色的招牌使头上成为危险地带。不曾受过日光的恩惠的店门内又吐出一种令人发冷抖的阴森林的气味。油脂、汗汁和尘埃的混合液由鼻腔直通人的肺腑。健康是远逃了的。连招买春宫的簇簇的口音都含着弄堂里的阿摩尼亚的奇臭。好像沸腾了的一家茶馆张着一个巨大的虎口把那卖笑妇和一切的阴谋,商略,骗计都吸了进去。

  这两段以律师启明的视点阅读街道,镜头般完成了从具有异国情调外滩风光到低贱、肮脏、阴森的中国商业区的转换。漫游者通过展示性与偷窥性,突出都市视觉特征。

  他们浏览都市风光,也就是感知都市的过程。他们用自己的双眼来“观看”,用双脚去体验都市的地面。他们不只看都市的表层,而且也感受那些或伤感或颓丧的内心。所以,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人物(figure)”的漫游者,刘呐鸥小说文本带领读者感受认知都市,从而通过漫游性提供了与现实主义完全不同的空间实验。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比喻修辞(metaphor)”的漫游者,刘呐鸥运用瞬间碎片的拼接,形成感觉化意象的叠加来表现都市。如《游戏》中的开头——“在这探戈宫里一切都在旋律的动摇中——男女的肢体,五彩的灯光,和光亮的酒杯,红绿的液体以及纤细的指头,石榴色的嘴唇,发焰的眼光”,运用重叠的意象表达都市深层迷乱的情感体验。所以,张英进突出这些作家表达都市的奇特方法,指出他们像漫游者一样,“穿越异国情调十足的都市风景,寻找新的感觉(惊讶、过度刺激)、新的空间(经验方面的与文本方面的)、新的风格(写作上的与生活上的)”。传统现实主义的静态、闭锁的形态,让位于刹那的顿悟、片刻的梦魇、感官的变幻,从而使现实得到相应扭曲但准确地呈现。

  作为“一种研究现代性的概念(concept)”的漫游者,刘呐鸥力图超越当时的党派划分,他们在现代性的美学借口下求助道德的宽容,沉醉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颓废的生活方式。从捍卫艺术的角度,漫游者刘呐鸥代表着“颓废中最后一朵英雄主义的火花”(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

  刘呐鸥通过漫游者视觉性的消费都市,感觉化地建构文本,知觉性地捍卫艺术,体现出文本漫游性、创作漫游性与批评漫游性的重要特征,显示历来为人们所忽略了作品的特殊价值。所以,张英进认为其作品显示出“不寻常的、过于早熟的都市敏感性和美学现代性”。 [NextPage]

  二、女性隐喻

  刘呐鸥塑造了一系列在现代都市中如鱼得水的“现代尤物”,她们以其情爱方程式为城市作了生动的注解。在他的文本中,女性形成城市隐喻,诠释着城市、诉说着城市,女人也即城市。

  1.面貌模糊与城市“无灵” 这些女性都有着外貌上共同的特征,面貌模糊,只有统一的产品标签,那就是刘呐鸥一再强调的“近代都会所产”。

  如同方程式似的,不是具体的数字,而是有着共同面貌的x、y,刘呐鸥小说各篇当中的女性几乎可以互相置换,很多都没有名字,有些称为“她”,有些则如同方程式一样的抽象的代码,如密斯脱y、密斯A。这些女性身体被剥去了生命的个体价值,被编码进“中国近代都会所产”这个文件夹中,只赋予其“类”与“群”的意义,有些类似于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说的“赤裸生命”(bare life)。所谓“赤裸生命”就是剥去了意义的身体。她们的身体被拔去了生命形式和价值,永远只有外在的形貌、服饰,没有内在的心灵、情感。“灵被抽空后,肉体的特征就被显现了出来”。她们解除了一切传统道德的负累,享受着舒适的生活,追逐着身体的快乐,成为一群没有灵魂的快乐主义者。王尔德曾说:“一个人若要具有地道的现代风韵,就应当没有灵魂。”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近代都会所产”的“creature”迷失于都市,体现了没有灵魂的现代风韵。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有人把“creature”译成“尤物”,其实,刘呐鸥的文本中的“creature”与“温柔货”要比“尤物”更体现其“无灵”性。而这一特征与飞速发展着的上海城市个性的湮没,机械复制时代“光晕的消失”形成了感觉上的同一。

  2.快捷恋情与高效都市 方程式的发现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捷径。这批“近代都会所产”的“creature”以解方程式的形式消除了传统的繁文缛节,在情爱问题上体现出直截性。她们往往突兀而来,与情人发生一夜风流以后飘然而去。传统地老天荒的爱情解构为近代都市“邂逅式的爱情”。

  直线是现代生活的紧要的质素。直线的、机械的物质或生活方式占满了资本主义的都市文明。现代尤物在与异性交往中理性而直接地知道所需的凝视的眼睛与被凝视的身体。她们有着一个致密、明晰、善于将一切繁琐事情简单化的数学头脑,直觉地直奔主题。《游戏》与《风景》中的“她”都直线地处理好现在爱情人,明天开始爱“他”(指丈夫)的关系。《方程式》密斯A与密斯W听一次马连良或看一次talkie就可以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密斯S甚至与还不认识的密斯脱y直接上了婚床。在《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她”在接连约会了H与T之后,在他们两人还费尽心计想要独占她时,抛下目瞪口呆的两个男人,微笑着去赴第三个男人的约会。《礼仪与卫生》里礼仪与卫生成为感情交易的理由,《流》中的晓瑛理智地处理工作与爱欲的关系。她们达到目的无须空费无用的套话与感情,具有时下的简明轻快性。她们对爱的大胆直接使人似乎想到五四的个性解放,但是内里却失却了灵魂的主演。

  刘呐鸥采用汽车、石膏和金属作为身体的喻体,汽车在性爱方面隐含的是速度和力量,而石膏和金属的喻义包括了线条和质感。如《游戏》象征着都市情爱的就是“六汽缸,意国制造的一九二八年式的野游车。……驰了一大半天,连一点吁喘的样子都没有”,《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的“Fontegnac 1929”则更新潮,更现代了。这些都是保证都市情欲实现的现代性表征。史书美认为刘呐鸥小说中的这种女人和汽车的并置暗示了“这个城市的节奏就是现代女子更换男友的速度,就是现代女子对风驰的赛车的喜爱:一时的场景一时的罗曼史,一个充满飞车和短暂邂逅的都会”。“愉快地相爱”,然后快速地“愉快地分手”,构成都会的诙谐。现代的都会就是这样“一切都是暂时和方便”。刘呐鸥对女性情爱的刻画又一次表现了对“速度”的偏爱,诠释着都市重要特征——机械、速度与力。

  3.等价情爱与世俗都市 根据方程式两边对等的原则,“现代尤物”情爱消费遵循商品经济的等价原则。她们消费着他人,也作为商品被他人消费。作品《热情之骨》中当外交官比也尔对花店老板娘怀着神秘爱情的幻想时,她却以金钱消解了爱的浪漫与神秘。《流》中姨太太青云拿性与钱或利益相交换,《残留》中的秦太太在昏睡状态的意识流动中沦为“咸水妹”,以应付房租、电费、账单。这样商业化的人生追求,使性与爱相剥离。作为消费品的性移情于金钱,与金钱画上了一个方程式的等号。关于爱情,过去的想象已被破坏,现在的情爱没有诗。 [NextPage]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财富的积累与物质的极度膨胀标志着现代消费观的真正形成。在消费经济巨手的指挥下,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商品,具有了价值与交换价值。刘呐鸥描画的等价情爱性又与世俗都市构成隐喻。

  

  三、现代情绪

  刘呐鸥将都市女性的爱恋处理成情爱方程式,夸大了女性作为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性物”特征。作为可消费的现代型都市年轻女性,她们的态度要么使叙事者吃惊,要么使他感到忧郁和自嘲。这些如同妖魔般的女性令“太荒诞、太感伤、太浪漫”的瘦弱的中国传统男性受到诱惑的同时又害怕恐惧。惯于使用感觉气氛表情达意的刘呐鸥通过这个隐喻生动地传达现代城市的诱惑与危险。所以,当刘呐鸥所译保尔?穆杭的小说《懒惰病》形容他的女主人公“好像澳洲产的Mrinos羊底角一样”,将女性比喻为可爱的小动物时,刘呐鸥却采用山猫、老虎、母豹、鳗鱼、黄狐、青丝蛇等这些凶猛、狡诈的意象,暗示着都市的不可知性带给人的有力的震撼。

  1.人类文明的日常震惊 综观上海20世纪的发展史,这个近代都会给人的是目不睱给的惊诧之感。南京路的繁华,上海外滩的改造,现代传媒业的发达,蓬勃发展的工商业,繁花似锦、多姿多彩的都市生活,这些显性特征与隐性内涵充斥着都市,竞相以奇异性刺激着人们的感官心理。所以茅盾《子夜》中乡村的木乃伊吴老太爷一到都市就被“都市精怪”所风化。

  面对着日新月异的陌生的环境,刘呐鸥用“一只老虎跳将出来”《游戏》,“两匹黄狐跳过去了”,一条“正出洞的青丝蛇”《流》,“一个乐手,把一枝Jazz的妖精一样的Saxephone朝着人们乱砍”(《游戏》)等动感意象来表达人们惊颤体验。不仅是新异,都市又常常以罪恶的面貌出现,冷酷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使都会充满虚伪与尔虞我诈,处处存在着陷阱般的诱惑,到处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靠性。把都市写成一个怪物的笔法极力表现出强大的都市给人的重压。所以,波德莱尔说:“与文明的日常震惊相比,森林与草原的危险还算得了什么?”

  2.现代文明临死的苦闷 1928年10月,保尔?穆杭来华,刘呐鸥在《无轨列车》第4期编译了《保尔?穆杭论》,文章说穆杭作品的故事底下有的是现代文明的临死的苦闷,对于人类的末路的潜伏的寓意。然而,“把现代文明作为不可救药的丑陋之物加以断然拒绝,就跟肤浅地赞美它一般无二,也是一种市侩的态度”。所以,刘呐鸥在1926年11月10日致戴望舒函中说:在我们现代人,Romance究未免缘稍远了。……缪赛们,拿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形式换了罢,我们没有Romance,没有古城里吹着号角的声音,可是我们却有thrill,carnal intoxication, 这就是我说的近代主义,至于thrill和carnal intoxication,就是战栗和肉的沉醉。在这个意义上,刘呐鸥笔下的女人是时代的代表者,她们以都会女人特有的对于异性的“强烈的、末梢的刺激美感”表达着机械、速度与力的都市的thrill和carnal intoxication,而“太荒诞、太感伤、太浪漫”的瘦弱的男性永远是“时间的不感症者”。她们迷失于探戈宫,沉醉于物的快感与肉的刺激,映衬着心灵的空虚与苍白。“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主题是失落和离异,那么另一个主题就是艺术的解放”,在文学现代性的意义上,刘呐鸥通过尤物型的女性形象表现现代都会失落与离异的主题中一个个不安定的灵魂,从而实现艺术的解放并完成着波德莱尔所言的“现代生活的英雄主义”。杜衡批评刘呐鸥作品“还有着‘非中国’.即‘非现实’的缺点”,其实正是刘呐鸥的优点,准确地传达了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上海的无根的都市感。

  “在文学中,城市与其说是一个地点,不如说是一种隐喻”,与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对城市的描绘不同的是“现代主义似乎去掉了那种‘自然的、无法避免的结局’,而用‘不真实的’城市代替了‘真实的’城市……不真实的城市则是放纵和幻想、奇特地并列在一起的各种奇特自我的活动舞台”。刘呐鸥通过他笔下的人物及其他新感觉的艺术手法进行放纵和幻想,从而传达出一个感性的城市。所以,李欧梵解读刘呐鸥典型的女主人公是第一批都市“现代性产物”:“凝聚在她身上的性格象征着半殖民地都市的城市文化,以及速度、商品文化、异域情调和色情的魅惑。由开她在男性主人公身上激起的情感——极端令人迷糊又极端背叛性的——其实复制了这个城市对他的诱惑和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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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都市书写
  
  作为流连于都市的浪荡子,刘呐鸥漫步街头,四处皆顾,在都市的瞬息变化中捕捉都市的永恒。钱理群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中评价说:“新感觉派小说之‘新’,在于第一次用现代人的眼光打量上海,用一种新异的现代的形式来表达这个大都会的城市与人的神韵。”刘呐鸥聚焦于都会女性方程式般的爱恋,描画出都市的“色彩与空气”,从而奠定了他在都市文学中的开山地位,并在半个多世纪的都市文学发展中鲜能有超越者。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再次进入快速的都市化进程。阔别已久的城市意识又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刘呐鸥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在被文学界遗忘了半个世纪之后,受到重新关注。

  20世纪80年代的都市文学作品建构了迎接改革开放来的经济神话,许多作家写出都市全新的生活状态与生活节奏,也写出急于获得都市认同的焦灼与迷惘。池莉、方方、范小青等则对都市市民生活进行世俗关怀,写出“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生活的无奈与执著。都市的发展进程使许多人离开家园,四处漂泊,于是精神漂流也成为新时期都市的重要主题。张欣“深陷红尘,重拾浪漫”,在商战风云中使人重新回味都市白领的中产阶级品味,邱华栋写出都市异化主题下的“物质女孩”、“平面人”、“公关人”、“时装人”,在后工业语境下,卫慧等“新新人类”则以其波希米亚玫瑰进行着欲望的狂欢。 

    (实习编辑:罗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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