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刚

　　虹影继《饥饿的女儿》之后，又推出了一部自传性小说《好儿女花》，将过去的两个时代紧密地连在一起，揭示了女性的隐秘和创痛心理。

　　余华在《兄弟》的后记中感叹：“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相信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有同感：从全民的物质贫乏到富裕阶层的形成，从残酷的阶级斗争到一切向钱看，从单一的、禁欲的灰蓝色彩到灯红酒绿、欲望横流的盛世狂欢，从低矮的小平房到比比皆是的摩天大楼，中国人在1979年以前和以后过的似乎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在时间的感觉上也经历了一个大的飞跃：从农业社会一步跨到了后工业消费社会。所以《兄弟》才要分成上下两部，用来展示两个时代根本上的不同。可是，在被盛世祥云环绕得飘飘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不要思考两个时代的历史与政治的传承、挥之不去的创伤以及个人与家族历史的隐秘流传了呢？这两个时代真的就是那么截然不同、被鸿沟相隔吗？

　　虹影的《好儿女花》，作为她的自传《饥饿的女儿》的续集，从一开始就提醒我们过去四十年来“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在实质上是有连续性的。和《饥饿的女儿》一样，《好儿女花》讲的也是个人的故事，以充满感情的、直白的、袒露的、有时甚而是惊世骇俗的风格讲述母亲和女儿的关系，一方面悼念亡母，一方面为自己作为女儿和人妻的过去四十年的经历作结。恰恰是这样表面上与大历史无所关联的个人叙事，将过去的两个时代亲密地连在一起，以个人的幽灵般的记忆扰乱大历史的线性思维。除了以戏剧性方式在2009 年出版的张爱玲遗作《小团圆》以外，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还没有读到比《新儿女花》更能揭示女性隐秘和创痛心理的作品。从白薇的《打出幽灵塔》，到丁玲的《沙菲女士日记》，到茅盾的《虹》三部曲，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一直到王安忆的《长恨歌》，大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杰作也都注重描写女性心理、关注母女关系，可是他们总是不可避免地强调时代和历史进程对女性心理的影响，而不是试图构筑一个女性自己的历史、心理的沧桑与变迁，导致他们进一步强化了线性的历史叙述，而将女性琐碎化。

　　虹影的新自传从母亲的去世开始。家族的每一个人，包括叙述者自己，从四面八方赶到重庆奔丧。在眼泪、悼亡、宿怨、争吵的纷攘混乱中，在丧礼的风光热闹中，总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让叙述者不能释怀，引得她不顾姐妹兄弟的不快而不断追问母亲去世前的生活的真相。似乎一个欲解的谜团还不够，另外一个谜团，关于她的小姐姐和一个男人的情爱关系以及她自己的婚姻情爱，不断地和第一个谜团混在一起。在解开这两个谜团的过程中，整个家族的龌龊和秘密都被晾晒在阳光下：被姐妹们引以为耻的母亲和多个男人——包括作者生父——的关系，大姐的贫穷和贪婪，侄女的单亲孩子，小姐姐和一个名叫“小唐”的英国华裔教授的情爱纠葛，以及叙述者自己从年轻时第一次打胎到在英国的情爱经历。

　　不过，我们很快就清楚了，这些秘密的逐一水落石出只是叙述的手段，而不是叙述的目的。对于母亲的身世的探寻，意图在于构筑一个女性的身体和心理的历史，既和大历史互相平行，又和大历史互相交错互相影响，这才是真正的目的。在这个女性历史的背后，是母女之间、姐妹之间的爱、宽容、理解及最终的谅解——再多的龌龊也掩盖不了的至情至性。这样的处理也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读者的窥淫欲望。一方面，对别人家族历史秘密的窥视的确是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读者很快就会发现，表面上的性的混乱的背后，是女人被生活重负和政治迫害所强加上的耻辱的十字架。沉重的女性的耻辱感很快瓦解了窥淫欲。最典型的例子是文革中母亲和单位派性小头头的关系。表面上，这是母亲又一次的乱性，可是背后的真实是母亲为了解救一个朋友而不得不作出的牺牲，被强奸，被施虐狂折磨，所谓的两情相悦的性的快乐根本不存在。

　　叙述者自己的记忆碎片和叙述者作为一个跨国界的作家的现实生活点滴，将整部自传渐渐地引领到最后的高潮：母亲去世以前生活的真相。叙述者痛苦地发现，虽然中国，特别是重庆有了经济上的大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虽然她用自己大量的稿费资助了家族的很多人，母亲还是在她生活的最后阶段沦为一个拾荒老太太，整天在重庆越来越多的垃圾山里寻找可吃的食物。有很多原因造成母亲凄凉的晚景，包括老年痴呆症、多年积蓄被大姐偷走，等等，可最重要的原因，是母亲对于饥饿的惨痛的记忆和挥之不去的生存的恐惧。她拒绝相信60 年代的饥饿已经不会在中国重演，极力想通过拾荒来为她的儿女们储存食物。吊诡的是，这个让人泪下的细节揭示的不仅仅是母亲的心态和生活经历，更为关联的是中国当下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现状：当全国都在实行城市化的大跃进、拆除所有的老旧建筑、用新的摩天大楼和高速铁路来消除对整个民族饥饿的、贫穷的和耻辱的过去的记忆时，个人的记忆常常顽固地拒绝合作，常常停留在让人恐惧和不安的过去。这些个人的记忆，或关于饥饿，或关于政治迫害，或关于身体和心理创伤，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作为对并不遥远的过去的提醒，而且更是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个人的呐喊，来顶撞并冲消狭隘的一切以经济发展为首的迷思。

　　第二个谜团，关于叙述者自己离开母亲和中国以后的生活，比母亲的隐秘还要令人震惊、不堪和羞辱。“小唐”，小姐姐的情人，原来就是叙述者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那个人。尽管两姐妹做出了很多牺牲，小唐还是在玩腻了以后，在中国另外找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研究生。令人吃惊的是，叙述者并没有太多的怨恨，而是尽量提供理解和谅解——不是从个人的角度，而是从历史的角度。小唐的家庭和他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决定了他的心理的扭曲。

　　这本自传体小说的语言比《饥饿的女儿》更为成熟、有力。句子短促，大量地使用俚语和谚语，造成视觉感更强，对心理的连续和断裂的表达更为精确。尽管故事复杂，人物及线索众多，但并没有让读者产生零碎感或混乱感，因为两个谜团成为叙述组织的中心。

　　犀利，坦白，直露，这部自传成为虹影继《饥饿的女儿》以后又一部重要作品。她代表的不仅是自己的声音，也是所有同时经历过政治迫害、贫穷磨难和消费社会享乐主义的女性的声音。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