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苏里
重温经典，我2009年计划12部，每月一部。分别是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恩《常识》、奥威尔《1984》（外加赫胥黎《美丽新世界》）、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老子《道德经》、伯林《自由四论》、麦迪逊等《联邦党人文集》、科尔奈《思想的力量》、吉拉斯《新阶级》、韦伯《政治著作选》、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和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选取这些书，有两个考虑。当人们普遍感到迷茫失措的时候，看看有史以来，先进者们的思考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启示；尤其在整个社会人人幸福指数高攀之际，知识人应该取何种姿态，以不负人们的期望。我主要关注的，是后者。
知识人是知识的生产者、解释者、传播者，因此一个社会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知识人的艰苦工作。知识人因其责任心、勇气和良知而受到尊重。知识人是一个政治共同体集体记忆的恢复者，是当前各种制度、措施最重要的辨析者，是法律制（修）订最重要的参与者，是共同体未来利益最重要的阐释者。知识人的立场和姿态，不仅关乎自己所处政治共同体的福祉，甚至关乎整个人类共同体政治良善与美德的修行质量。由此回溯他们在历史上的角色定位，以及他们的所言所行，在当前，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马基雅维利，是近代政治哲学的开启者，他“教导”统治者，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统治者的最高境界，不是让人们爱戴他们，而是害怕他们。他第一次将政治的美德与手段截然分开，甚至将“凶德”视为美德。知识人败坏至此，莫此为甚。虽然马基雅维利影响深远，但并非所有知识人后辈都遵循他的榜样。潘恩、韦伯、凯恩斯等，在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为知识人树立了另一种榜样。潘恩，其实是个英国人。北美13个殖民地，是英国人的殖民地。北美独立，是独立于大英帝国。英国人潘恩，跑到自己国家殖民地鼓动独立，一纸《常识》，奠定了他北美独立最重要思想家的地位。他形迹可疑，有叛国嫌疑。有意思的是，他的母国在形势紧迫之下，也具有了某种超越性。否则潘恩回到母国，不受绞刑，恐怕也难逃监狱伺候。他后来坐牢，是法国人所为。凯恩斯也是英国人，1918年，作为英国政府财政部代表，参加巴黎和会。他无力阻止凡尔赛和约对德索赔中具有灾难性政治风险的条款，愤然辞职，花3个月写下了《和约的经济后果》——被熊彼特称为凯恩斯最伟大的著作。书中他给欧美政治家和民众算了笔账，并论证主动压低索赔，对欧洲乃至世界和平，有百利而无一害，警告贪得无厌将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虽然他的呼吁，受到舆论普遍欢迎，但无法扭转局势。无奈，全世界只能等着灾难降临的一刻。希特勒正是拿凡尔赛和约说事儿，煽动德国人对英美全面复仇的情绪。希特勒得手，灾难终于来了！韦伯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韦伯不同于他的前辈思想家，比如黑格尔、费希特、马克思和李斯特，也不同于他的后辈学人，比如海德格尔、施密特和施特劳斯。他深知德国的病根，急躁、莽撞、自卑，又妄自尊大，不可一世。他深切认同英美政治中的核心价值，希望德国最终能走上英美政治道路，成为政治上成熟、热爱自由、尊严地生活的民族。早在1895年，韦伯31岁，离德国第一次灾难降临，只不到20年。在就职弗莱堡大学教授演讲中他提醒听众：“事实上，今天，自由的精神已经很少进入沉静的书斋叩问我们的心灵了。”“我们年轻时代那种朴素的自由主义理想已经衰落”；他挞伐德国社会：在民族统一完成后，到处“弥漫着‘政治餍足’的气氛”，“祖国的任何一个角落现在都是丑态百出”。他警告：“转型时期的经济发展腐蚀着人的天然政治本能。”他断言，如果德国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必将给人类连同它自己带来灭顶之灾。韦伯一语成谶！德国没有在自满、自大中站起来，反而在1914年、1939年，两次将世界和自己拖进灾难的深渊。
1831年，因不满法国1830年革命后的现状，托克维尔与朋友找借口跑到美国，搞狱政调查。但他另有企图，从北到南，遍访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各乡镇，托氏看到的，几乎是一个“裸体的”美国，少有修饰的美国，是原初政治形态大部未被遮蔽的美国，是地方事务远远胜于联邦事务的美国，换句话说，是起步时代的美国，是生机勃发的美国。他将他的发现，概括为美国政治的乡镇基础：乡镇生活、乡镇政治和乡镇精神。在发表于1835年的《论美国的民主》中，对乡镇生活、乡镇政治、乡镇精神作了前无古人的阐发：“只要乡镇自由还未成为民情，它就易于被摧毁；但只要它被长期写入法律之后，就能成为民情的一部分。”“乡镇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在欧洲大陆的所有国家中，可以说知道乡镇自由的国家连一个也没有。”“乡镇组织将自由带给人民，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虽然可以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是它没有自由的精神。片刻的激情，暂时的利益或偶然的机会可以创造出独立的外表，但潜伏于社会机体内部的专制也迟早会重新冒出于表面。”托克维尔走出巴黎贵族政治小圈子视野，为后辈知识人重新找回德性政治的现实源头，留下宝贵的第一手文献，和他精辟的洞见。
奥威尔和赫胥黎，都是20世纪重要的知识人。奥威尔1948年发表举世震惊的《1984》，为甚嚣尘上的极权主义政权，描绘了一幅无处藏身的图画，为后人警惕它的泛滥，提出独一无二的告诫：极权主义毒素，不仅可能弥漫世界，它们甚至正在侵蚀我们的肌体。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出版得更早，但其勾勒的社会景象，更像是后“1984”年代，是人类社会演变历史的终结状态。《1984》把人类世界的事儿，穷尽了，尽管残酷。《美丽新世界》，好像说的不是人类的事儿，容易被忽略。《1984》的世界可怕，《美丽新世界》可能更可怕，且无法回避。
在一个政治傲慢、人人自满的年代，知识人保持清醒的头脑，显得尤其珍贵。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辈的阅读，注定不可能是私人性质。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