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迦陵
这个曾在文字和文学的国度所向披靡的魔术师，最终无法抵抗时间的侵蚀，败给岁月，败给年迈，败给疾病，败给生老病死这条寻常规律。他在盛夏来临前离世，留下未成文的《劳拉》，一场未竟的魔法——那138张卡片原是魔术师的道具，然而随着他离开，被孤零零留下的它们成了最寻常的纸牌。
“它在我脑中已经有了清晰的模样。在我昏昏沉沉的白日梦里，我在一座四围是墙的小花园里朗读它，听众有孔雀，鸽子，我过世已久的双亲，以及葱茏的柏木。一群年轻护士环绕在我身边，上了年纪的家庭医生坐在不远处的角落里，我几乎看不到他。可惜我念得疙疙瘩瘩，并且咳嗽不断，使我可怜的《劳拉》没获得它应受的欢迎。我希望当它完成并被妥善出版后，会有聪明的读者来欣赏。”
那是1976年12月，病中的纳博科夫向《纽约时报》的书评编辑描述他正在创作中的小说《劳拉的手稿》。然而，除了他梦中的草木花鸟和故人，再没有听众能有机会聆听劳拉的故事，第二年7月，纳博科夫在洛桑病逝，留下138张写着段章残句的卡片，这是终究未能完成的《劳拉的手稿》。
30多年过去，纳博科夫的遗作《劳拉的手稿——一部小说的碎片》在争议中浮出水面，无论它的面世是否是“妥善的出版”，它大抵很难获得妥善的评价或作家曾期望的“应受的欢迎”——《劳拉》是被纳博科夫留在身后的孤零零的棋子，魔术师已经离开很久，它们再也没可能在他的棋盘上进退。
那138张卡片原是魔术师的道具，然而随着他离开，被孤零零留下的它们成了最寻常的纸牌。
年轻时旅居柏林和巴黎时，纳博科夫一度以给俄文报纸出填字游戏谋生，他一生的写作，也恰似一道让人眩晕的填字谜题。他一生用铅笔写作，所有的小说诞生在卡片上，那些3×5寸纸片上涂鸦般写满了即兴的句子和段落，经常有涂改、拼写错误或者混杂了俄文的英语单词；这些纸片成了他的士兵、战马、王后和国王，列队在他思维的棋盘上，等候调遣，防御或者进攻，摆出让人眼花缭乱的迷宫棋局。
《洛丽塔》或者《普宁》，《微暗的火》或者《透明物体》，它们就是纳博科夫的玲珑棋局——让我们至今揣摩、无人能应的，是他奇诡飘忽的棋谱，而非那些寻常棋子。他知道他的叙事迷宫让人癫狂，亦得意于他用文字兴建的海市蜃楼，所以他曾这样描述自己：“我已经成了一个巫师，长着巨鸟的头颅，戴着祖母绿的手套，身披宝蓝色羽毛织成的法袍。”
《劳拉》本来可以是纳博科夫的又一次魔法仪式，一盘奇兵驰骋的棋局，然而，他没有时间了。当他描述他混沌的梦境时，已经意识到自己正陷入一场和时间的竞赛，他急迫地想要把脑海中已经成型的故事诉诸笔端。1977年初，他接受《纽约时报》书评编辑的私人访问，那时“他仍然热情健谈，但看上去身体不太好。”事实上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正一步一步走近死亡的大门。
这年春天，BBC拍摄他的纪录片，镜头下的他是灰色的，皮肤黯淡松弛，气喘吁吁，老态颓唐。那时的他已经站在流沙上。这个曾在文字和文学的国度所向披靡的魔术师，最终无法抵抗时间的侵蚀，败给岁月，败给年迈，败给疾病，败给生老病死这条寻常规律。他在盛夏来临前离世，留下未成文的《劳拉》，一场未竟的魔法——那138张卡片原是魔术师的道具，然而随着他离开，被孤零零留下的它们成了最寻常的纸牌。
在《微暗的火》中，诗人被谋杀，留下未能成文的一首长诗，“写在80多张中等大小的索引卡片上”。纳博科夫创作的故事，成了他个人命运的谶语和预演。
“烧，还是不烧？”这个问题在漫长岁月里困扰着纳博科夫家的未亡人。
也许就像名伶不愿世人见自己在后台疲惫憔悴的模样，纳博科夫留下遗言，要求家人烧掉《劳拉》的断章残片。“烧，还是不烧？”这个问题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困扰着纳博科夫家的未亡人。妻子维拉不愿意又不得不忤逆丈夫的临终要求，因为她舍不得，她已经很老了，需要偎着回忆的温度捱过孤独的余生，他留下的纸片是她尚且能够握住的一段过去。
1991年，维拉·纳博科夫过世，她把丈夫的手稿留给了他们唯一的儿子德米特里。对德米来说，父亲的文字和手稿是他的灵魂在人间的代理。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德米的全部人生是纳博科夫的对立面——纳博科夫讨厌音乐，德米做了歌剧演员；纳博科夫讨厌汽车，德米热爱赛车，热爱在圣马力诺的弯道上狂飙，直到一次严重事故同时终结了他的歌剧演员和赛车手生涯。
纳博科夫是流亡浪客，无论走到哪里，骨子里仍是俄罗斯人，崇尚侠义浪漫，喜好自然。
德米是一个美国式花花公子，能说会道，在棕榈海滩挥霍着他的金钱和青春……然而在纳博科夫死后，德米一头扎进他的作品，把他父亲早年的俄语作品翻译成英文，因为这是他走近他、留住他的唯一方式，在文字的世界里，父亲不会离开，他总在哪一处等着他。[NextPage]
早在母亲去世前，德米就开始研究那一百多张卡片，他甚至在1990年代末尝试把《劳拉》的片段组装成文，写成了一本76页的小书。漫长岁月里，父亲留下的残稿是他最秘密的私藏：“在他留下的文字里，他不会死，他温存的目光依然注视着我，陪伴着我。”这是儿子对父亲迟到的致敬与和解。
然而精神世界的秘密之花总要遭遇现实的霜雪——70多岁的德米特里·纳博科夫需要偿付他早已习惯的奢侈生活和随着年纪增长越发高昂的医疗费用，他需要钱，他把父亲的书稿连带父子情感牵绊贩卖给了出版商，置换他的生活保障。
他在某个草木葱茏的花园里喃喃讲着这个故事，可是我们谁也听不到……
我们所见的《劳拉》远不是纳博科夫的遗嘱，它更像是一个错愕的休止符。没有人能代替他绘出他脑中的画面，那138张卡片是棋盒里散乱的棋子，我们不知道这棋局如何开始，如何结束。
在这百来张卡片上，我们能拼凑出大略的情节：菲利普·怀德是中年发福的神经科医师，受着消化系统疾病的困扰；芙若拉是他年轻貌美的妻子，水性杨花的姑娘；在芙若拉的众多情人中，有一个年轻的小说家奈吉尔·德林，以她为原型写作《劳拉》，他试图“以书写的方式毁灭一个女人”。
小说家也可能是整个故事的叙事人，在一段类似前言的断章里，他自诉已经患了癌症。因妻子频繁的婚外情而受着煎熬的怀德，也在悄悄地写着小说，这是“一个崩溃边缘的神经科医师的遗嘱”，在其中他试图“像旁观者那样打量着我的肉体、灵魂和整个存在”，对他来说，书写自我就是消灭自我的方式，“在半梦游的状态下，我在心底的黑板上绘出自己的画像，然后擦掉他，擦得不留痕迹”。
纳博科夫曾在《劳拉》标题旁看似随意地写下过一个副题：关于死去的乐趣，似乎，文本书写与个体消亡之间的关系，成了他在人生尾巴上执着的命题。一个是试图以书写的方式把爱人做成木乃伊的小说家，一个是自怜自怨、希望借着书写能让自己死去以后从头再来的医生，因为同一个女人，他们互相牵扯又互成镜像——指向死亡的书写是他们分享的乐趣。
当书中的劳拉以“不可思议的疯狂方式”死于非命，芙若拉仍活着，在某个角落打开了《劳拉的手稿》。这是书写无力改变的现实世界，抑或，芙若拉已经在文字中象征性地死去而后重获新生？这成了纳博科夫无意识留下的谜面，而谜底被彻底地封印在他的魔盒里。
医师和小说家的关系是另一个更大的谜局。在一个类似终章的段落里，医师死于心脏病突发，他的《遗嘱》辗转落入小说家之手，他决定将它出版。在这个语焉不详的段落里，纳博科夫纵容我们去遐想，也许医师从来不曾存在过，他和他的手稿都是小说家想象力的产物。
这就延续了《微暗的火》至今不停息的争论：有人说，这个故事里编辑不是真的，他是诗人的想象，或者倒过来。于是小说家把医师作为原型写进《劳拉》，就像是纳博科夫在黑暗中得意的微笑：他创造角色，创造与他有关的一切，然后把他写进自己的故事里。这时候，小说家就成了作者的自况了。
在他尚且年轻时，纳博科夫曾遗憾“《为芬尼根守灵》是悲剧性的失败”，因为这时的乔伊斯太自我沉溺了。而乔伊斯的轨迹，成了他不能幸免的命运跑道。自《阿达》以后，他心里的那扇门就渐渐关上，门的那一头，是他一个人的乡愁和梦魇，他独自在内心的黑暗与光明之间游荡——
阿达12岁，打量着她身边那个乱糟糟的、“一切都被允许”的世界；《透明物体》里休深爱的阿曼达，是照片上10岁那年的她；《看那些小丑们》里的小女儿贝尔12岁，与父亲存着一种“也许错误，也许危险，也许荒唐，但仍然清白的关系”；很久以前，有个叫洛丽塔的小姑娘，12岁，她是亨伯特的生命之光，欲念之火。《劳拉》也是这样，芙若拉24岁了，可她“纤瘦的身材，好像还没来得及发育的12岁女孩”。
在纳博科夫暮年的写作中，“12岁女孩”成了一个烙印。也许有八卦分子会翻着弗洛伊德的书给纳博科夫号脉，这正好一脚踩在他的陷阱里——他平生最恨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归纳了分门别类根本就是荒唐的”，所以在他故事里频繁过场的12岁姑娘，根本是对那位“维也纳江湖郎中”的挑衅。
他晚年执着地书写那些摇弋在女孩和女人之间的生命，是为了她们的纯真，为了纯真的丧失和无辜的沦陷。在纳博科夫封闭的世界里，道德退场，但他又从来不是劳伦斯或者普鲁斯特的同道，如果可能，他是站在萨德的阵营里：他们都是残忍的人，以摧枯拉朽的气势的过境，然后在废墟上写出一个“哀”字。
凌散如《劳拉》，依然存着心酸眼亮的时刻，譬如当纳博科夫写芙若拉和丈夫欢爱时：“她背对着他，他扶着她，仿佛一个慈爱的陌生人护着雪橇上的孩子滑下短坡。”他仍是使唤文字的魔术师，让它们在尘埃中散出微光，在卑微和污浊中升起悲凉意。
《劳拉》该是他又一次的梦呓或狂语，我知道他在某个草木葱茏的花园里喃喃讲着这个故事，可是我们谁也听不到，那花园四周环着高高的围墙，那是你我都无法穿越的黑暗的玻璃。
（实习编辑：崔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