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京生

    本文试图通过列表，从中国古代文学家们的生活与创作轨迹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加以总结；看看地域、政治、经济、科举制度、作家经历等各种因素对于中国文学发展有什么影响。同时，这一列表也能方便人们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家有一清楚的，提纲挈领似的认识。由于中国古代文学非常浩瀚，一些文学家的生平已无详细记载，有的存在争议，本文也不可能详列所有作家，因此，本文只能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作一模糊研究。

    本表中所列人物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注》 为基础，以《中国文学史》 为辅，两书中缺少的史料从《维基百科》 、《百度百科》 ，及其他古代文学史等资料中寻找并补充。《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注》一书中提到的文学家全部列入表中。书中未提到的，但在《中国文学史》、《维基百科》、《百度百科》及其他中国古代文学史资料中收录的重要文学家被补充进去；书中未提到的，在《中国文学史》《维基百科》、《百度百科》及其他中国古代文学史资料中收录了，但是其文学成就不是十分显著的，本表未列入。本表以文学家为主，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书法家、画家等未包括。但是，属于其他方面的专家，同时在文学方面也很有造诣的人物，以及战国诸子百家，和其他朝代一些著名儒学人物也被列入。

    一、 中国古代文学家生平与创作列表

[NextPage]

[NextPage]

[NextPage]

[NextPage]

[NextPage]

[NextPage]

[NextPage]

[NextPage]

[NextPage]

    二、地域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

    以下表二为中国历代文学家地域分布统计：

[NextPage]

    从表二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学家最早多产生于黄河下游的山东、河南等省份。接着是黄河中游的山西、陕西等省份。从这种意义上说，黄河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一点没错。中华民族自古以农耕为主，中华文明最早产生于农业生产活动。炎黄两个氏族部落发祥于中国的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后来向着中原地区发展，是因为农业发展离不开阳光，也离不开水源，有宏大水源的地方，有利于农业生产，就有人类的聚集；有人类集中生活的地方，就有宏大的文明产生。然而，黄河是一条泥沙河，随着泥沙的淤积，洪水不断泛滥，治理黄河的问题始终是困扰人们的一个难题。

    从魏晋开始，虽然还是河南、山东人才辈出，但是，长江下游的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也开始有著名文学家出现。到了唐、宋两代，则出现了黄河、长江两条流域的省份文学家共同繁荣的大好局面。那以后，文学家的分布逐渐南移，到了明、清两代，长江中下游代替黄河中下游，成了文人荟萃，英才辈出的中华文明第二发祥地。从自然环境上看，长江流域地处南方，不仅水源丰富，而且阳光更充沛，长江三角洲甚至形成了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自然会成为人们更加喜爱居住的地方。

    到了近代，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珠江下游的广东省燃起了火炬。中国最早打开国门迎接世界文明的是广东，最早走出国门闯世界的是广东人，最早把中国引向改革开放的也是广东。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中华文明的发展由黄河流域逐渐走向长江流域，再走向珠江流域，这样由北向南，直至走向大海，与世界文明融为了一体。

    从中国文学家分布图上还可以看出：首都，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周围地区是产生文学家的最佳土壤，例如。唐朝的首都在长安，因此与其邻近的山西等省份就有大量文学家涌现。元朝建都北京，因此在北京就有许多戏曲家产生。明朝最初建都在南京，江、浙两省文学家就特别活跃。

    三、政治、经济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对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贡献最大？以下表三是对表一中所列各朝历时与著名文学家人数的统计。

[NextPage]

    从表三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发展呈现一种波浪起伏的曲线式的发展轨迹，很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春秋战国时期是第一个高峰，中国古人类酝酿了无数个世纪的文明终于在这一时期如火山爆发般涌动，诸子百家如群星璀璨，光耀四海。可是，从秦朝到西汉与东汉长达六百多年时间，中国文坛变得十分的沉寂，除史学家司马迁、儒学家董仲舒等少数著名人物之外，文学家的人数少之又少。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虽然社会比较动荡，但是文学家却异常活跃，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高峰。接着，隋朝再次跌入低谷。到了唐代，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一路高攀，上升至顶峰，李白、杜甫等一大批诗人吟诵出一篇篇千古绝唱，让世界都为之瞩目。宋朝继续延续唐代以来文学发展的势头，范仲淹、苏轼等大批词人继续为中国的文学发展引领潮头。到了元朝，一百多年时间，中国文学发展再次陷入低谷，此期虽然戏曲有所发展，但是戏曲家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到了明代，中国文学发展重新回升，但是却再没有能超越唐宋。明朝虽然有前七子、后七子等一大批文学家，但是文学成就不如唐宋那样辉煌。到了清朝，虽然也有大批文学家出现，但是文学发展相比唐宋来讲，属于低潮状态从事物发展的规律来讲，应该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可是，明清两代却没有完成这一超越。到了近代，本表虽没有对近代文学家进行统计，但是鲁迅、胡适等一大批近、现代文学家又把中国的文学事业带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然后，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文学发展又跌到了最低谷。直至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文学事业才再次向上发展。

    从这一波浪起伏的发展曲线可以看出，政治对于文学发展影响是巨大的。文学家的创作离不开自由的创作氛围，文学必须要在政治环境宽松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发展。纵观中国文学史，文学在两种政治环境下才能得以生存，一种是小国林立的时代，一种是一统江山，但是统治者政治非常开明的时代。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两个时代，是中国社会诸侯割据、小国林立的时代。由于战乱不休，社会动荡，各国统治者都在尽力拉拢人心，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军事、政治上的激烈竞争，导致统治者们对于文人的控制相对减少。这样“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使得文人学士可以纵横捭阖，在政治无暇顾及的夹缝中自由生存。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兴盛局面。魏晋南北朝则文学家们个性彰显，形成了魏晋风骨。光曹操身边就聚集了建安七子。竹林七贤行为如此放荡不拘，竟也能为当时社会所容。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为开明的时代，虽然是大一统的社会局面，但是盛唐期间，统治者励精图治，使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给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带来无限的生机，自然也包括文学领域。而相比起来，秦朝、隋朝是比较专制的朝代，秦朝甚至出现焚书坑儒这种毁灭历史文化的罪恶行径。这种专制统治不仅扼杀了文学的发展，也使其政治自身变得非常短命。西汉和东汉有长达六百多年的时间，但是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专制也导致了文学事业的万马齐喑。明朝中、后期，是比较黑暗的皇权统治，宦官弄权，文人时常遭受迫害。然而，明朝相比起秦朝、隋朝来讲，却算是开明的了。因此，明朝的文学发展介于唐、宋与秦、隋之间，属于不太好，也不太坏的。元朝、清朝是外族统治时期，汉族文人对其有所抵制，统治者害怕汉人不服从其统治，在一些方面采取高压政策，清朝甚至出现文字狱，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文学的发展。清朝虽然也有一大批文学家存在，但是他们中间一部分人是反清复明，失败后接踵隐居的隐士，如黄宗羲、顾炎武等；有的是终生不仕，一辈子贫困潦倒的落魄文人，如曹雪芹、吴敬梓等。这一时期文人虽然命运不济，但中国的小说倒是发展到了高潮。到了近、现代，虽然军阀混战、日本入侵，国破家亡，灾难一个接着一个，但是，国家政权的控制力降低了，文学发展却遇到了很好的机遇。正如人们所想象的，如果鲁迅生在文革时期，早已是刀下鬼了。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政治对于文学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如同政治这个案板上的一只羔羊，政治高抬贵手，文学就能放生；政治的屠刀一落下，文学就偃旗息鼓。我们不希望文学只有在春秋战国、魏晋南北那样国家分裂的情况下才能有所发展，我们期望能有更多的像盛唐那样的开明政治。在当今社会，我们更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民主与法制，有了健全的民主与法制，政治就会开明，文学就能少些危难，获得发展。

    经济对于文学的发展同样是巨大的。文学家的产生需要有良好的教育，需要有充裕的生存条件，这一切都离不开经济这个基础。历史上许多朝代都是建国初期整个社会奋发向上，经济很快地从战祸中恢复起来，稳定的社会为文学家的发展创造出了良好的物质条件。然而毕竟是封建的皇权统治，绝对的权利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到了中期，各种贪污腐败现象便开始丛生，经济开始衰退。到了晚期，没落的政治导致经济开始崩溃，这一朝代走向灭亡，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不变的历史循环圈。因此从历史上看，唐代初期的文学发展优于中期，中期又优于晚期。宋朝则北宋优于南宋。然而，经济对于文学的影响力毕竟不如政治那样强大。很多文学家的最大成就是在经济生活上贫困潦倒之时产生的。元、明、清等朝代初期经济发展也很繁荣，但是文学的发展却没有跟上。实际上，不仅文学受制于政治，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也同样受制于政治。政治对于文学的影响力是占主导地位的。

[NextPage]

    四、科举制度对于文学的影响

    纵观历史，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注重教育与文学。教育是指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教育，文学则是诗词歌赋。伦理道德和诗词歌赋甚至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醒目的两条主线。而这一切，都有赖于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功德无量的。首先，它促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学习儒家文化的风尚，培养了大批的知识分子，提升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第二，因为有科举制度，形成了一种公平竞争的社会机制，无论是皇室、士大夫，还是平民百姓，任何阶层的人都可以通过刻苦学习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这样，就有大量寒门出身的人可以进入上层社会，促进了社会机体的血液循环，吐故纳新。第三，用科举制度取代世袭制度，使社会精英能够脱颖而出，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才华贡献于社会。试想，如果没有这样一大批社会贤良参政社会，照亮历史，如果中国两千年历史都是官位世袭，纨绔子弟当道，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将会大大地落后于世界。在世界上许多民族在战争失败后渐渐走向消亡的时候，中华民族却能历经沧桑，即使是在外族统治下，也能以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不倒，这有赖于儒家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凝聚力，这其中科举制度对于儒家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儒家文化虽好，但是无人学习也枉然。人的本性是受功利思想驱使的，人们受着功利思想的驱使要想出人头地，就要通过科举一举成名。要想通过科举关，就要花大努力去学习儒家文化。学习了儒家文化，就能修身养性，接受文明教育。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圈。
由于科举考试内容很多是让考生写诗词歌赋，这就逼迫考生们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这无形中又对中国的文学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从表一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大部分都是进士出身，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跻身官场的文学佼佼者。他们的诗词歌赋都在当时社会堪称一流的。由于受儒家济世报国思想影响，他们在官场上寻求事业的发展，但是他们又书生气十足，难以躲避政治的险恶，因此，大部分文人都有过遭受打击的贬谪生涯，从屈原到柳宗元、刘禹锡、苏轼、黄庭坚、白居易等等，几乎没有文人政治生涯不曲折的。然而，正是曲折的仕途生活，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激情，启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使他们写出了大量的充满激情或哀怨的文学作品。正像人们所说：“贬谪与贬谪文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而重要的文化现象。……纵观漫长的中国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即由迁客骚人的低吟悲唱所构成。……这里交织着心灵的颤栗和血泪的流淌，更郁积着顽强的意志和生命的强力，这是真正的悲剧艺术。”。  如果没有科举制度，就没有这样一大批文人从政，也就听不到这样一声声激动人心的慷慨悲歌，整个人类历史也将会失去这样一道光彩。

    然而，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利弊共存的。科举制度也一样。科举制度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其鼓励了读书风气，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提高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一方面由于重文轻理，抑制了科学的发展。由于科举考试只考文，不考理，使得整个社会文人一致追求仕途和文学的发展，忽视了科学、经济等方面的发展。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落后于世界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科举制度把文人们都驱向了官场，形成了文人治国的局面，文学家的浪漫情怀、情绪化也影响到政坛，使得政坛充满变数。文学家和政治家是两类不同的人群，不是所有的文学家都能从政的。我们不否认有大批文学家在政治上很有建树。但也有一些文学家文学上很有造诣，而性格古怪，不善于从政，也不会管理国家，本来可以在文学领域独放异彩，但是却硬被赶往官场上赴汤蹈火，最后误人也误己。

    五、个人人生经历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谈到个人经历，首先要看家庭出身，中国传统文化很注重家庭出身。父母是孩子人生中的第一个老师，在交通不畅，社会交往不充分的古代社会，家庭影响对于孩子的早期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根据表一统计，出身官僚、富豪、贵族、书香门第等富裕家庭的有108人，出身没落地主、平民等家庭的14人，出身贫寒的35人，出身不详的94人，有争议的4人。从这一统计看出，有三类人的家庭出身在各种资料里都提到的，一类是特别有名的，自古就有专人为其记载，有关其个人资料就特别齐全。另一类是家境特别贫寒的，其完全靠自己的刻苦努力出人头地。后人对其发自心底地赞叹和佩服，以他的身世教育子孙，对他们的身世津津乐道，如孟子、范仲淹等。再一类是出身贵族家庭的。中国古代社会为官本位社会，人们都以出身高贵为荣耀，有好的家庭背景的人自然要自我炫耀。他的家世本来就显赫，加上他的文学成就，就更加彼此相互映照了。而很多出身不详的文学家，应该是出身在普通家庭的。父辈的艰辛他们看在眼里，他们立志要通过科举制度改变自己的命运。经过头悬梁，锥刺股的寒窗苦读，他们一举成名，从此进入社会名流的行列。对于他们的家庭，由于太普通，旁人不太注意，他们自己也觉得没有什么可赞颂的，所以，在历史档案里就少了这一笔。

    纵观古今，我们看到，家庭条件太好的，一方面可以给孩子提供优越的学习条件，一方面也培养孩子纨绔子弟的气息，所以自古“富不过三代”。然而好的家庭条件，特别是那些世代书香的家庭对于孩子的成长还是非常有利的，家庭良好的读书环境给孩子的影响是重大的。家境太贫寒的，无钱供养孩子读书，因此大部分贫穷家庭还是世代贫寒，一旦某个贫穷家庭出了个明星似的人物，就立刻会为社会传为佳话。这从某一方面，会给人造成一个假象，以为贫困就一定可以促使人们奋发向上，可是要知道，从这类一贫如洗的家庭走出的成功孩子与其所属社会阶层相比，比例是微乎其微的。倒是生活在一般家庭，经济不太富有，但是还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可供孩子读书的家庭，更能够飞出金凤凰。因此，在历代文人中，富裕家庭和普通家庭出身的应占多数。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唐传奇、元戏曲、明清小说等方面文学体裁的作者很多都家世不详。在中国古代，人们最重的是诗词歌赋，而新兴的戏曲、小说等是为正宗文学家不屑一顾的。就像美国的橄榄球，人们虽然爱看，但却绝少有富贵人家送自己的孩子去打橄榄球的。所以这类作家的生平别人不去注意，作家自己也会将其隐瞒的。

    家庭出身是一方面，对古代文人影响更大的是其个人的生活经历。从表一统计来看，除了生平不详的之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人都与仕途有缘。在历代文人的生活经历中，绝大部分人都有着半官半文的仕途生涯。在他们的仕途生涯中，又是绝大部分文人有着遭受贬官和流放的痛苦经历。然而，悲惨的命运没有使他们沉沦，相反，“他们将‘奋厉有当世志’的政治理想转变为‘聊以造物游’的艺术人生，把自己创造性的才华转移到文学艺术上来，在文学艺术的天国里找到心灵的归宿。……曲折的政治生涯，给许许多多文学家以磨难，而磨难促使他们发愤于文学创作，以至取得文学上的成就。李白好诗不在长安；杜甫晚年潦倒，而绝作多出于其间。”  不仅出仕的文人如此，那些终生不仕，一世潦倒的落魄文人更是如此。李清照身遭国难，而好词却由此而兴。吴承恩、曹雪芹一生坎坷，饱尝艰辛，却用辛酸泪换来了不朽巨著。为何文学家们的创作生涯与其政治道路如此相悖？历史上许多人都对此有过总结。司马迁认为：“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又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列修。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李贽在文中论诗：“其胸有如许无状无怪之事，其胸有如许欲吐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告语之处，蓄积即久，势不可遏”。  苏轼则在诗中写道：“诗人倒穷苦，天意遣奔逃”。 “诗人例穷蹇，秀句出寒饿”。  这样看来，古代文人的曲折经历倒是从反的方面成就了他们的艺术人生。

[NextPage]

    中国古代文人生活道路如此多艰，但是从表一统计来看，除了屈原、卢照邻、李挚、王国维等人以外，很少有自杀的。相比起欧洲来，中国文人就显得意志坚强多了。历史上，欧洲的宗教是反对自杀的，但欧洲的文人却自杀的较多。中国古代文化对自杀没有严格的禁止，但是，中国的文人却始终对生命充满希望，普通百姓则思想深处就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中国文人为何能有这样的思想境界？有赖于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教合一给文人学者带来的福音。在屈原的时代，人们受忠君爱民，以死报国思想影响，很多人在官场上赴汤蹈火，以杀身成仁为崇高，不少文人被害致死。这种精神很有些像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是否是这种精神的延续有待考证。到了陶渊明时代，陶渊明用自己的亲身生活为人们指出了一条远离仕途，退隐田园的新的人生道路。从表一统计来看，魏晋南北朝之前文人被他杀的较多，但是陶渊明以后就少多了。中国文化儒、释、道三教本来是相互冲突的，但是到了唐宋以后却三教合一，相互包容起来。很多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当仕途通达时，便奉行儒家的济世报国思想，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当政治上遭受迫害打击之后，便开始辞官、退隐，遁入佛、道，到大河山川中去享受独特的精神生活，以求精神上的解脱。中国的宗教对于人们的精神具有非常强大的救助功能，与儒家文化形成了鲜明的互补。这正符合《易经》中所说“一阴一阳”谓之道。在寂寞的贬官、流放，以及田园生活中，人们还可以通过写诗作赋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宣泄自己内心的苦闷，释放精神上的痛苦。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学艺术是人们最真诚的朋友，在你春风得意时，她离你远去；当你寂寞悲伤时，她却来到了你的身边，成为你最可依赖的精神寄托。由于有了这种精神寄托，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家们永没有绝望，没有绝望就没有绝路。相反，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人却是大量的。文革期间，中国的传统宗教被彻底地破除了，人们失去了这一精神寄托，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对人们精神的摧残打击是空前绝后的，因此逼迫大量的人走上了绝路。
从表一统计的年龄来开，春秋战国时期的文人很多都高寿，在七、八十岁左右，有的更高。而两汉期间，多数人都在六、七十岁左右。唐、宋期间，除了少数人早夭之外，多数人在五、六十岁左右，还有一些在七、八十岁或更高。明、清两代平均寿命有所提高，七、八十岁的人增多，但多数人还是在五、六十岁左右病死。表一中排除了自杀、他杀、年龄不详之外，对古代文学家寿命统计是二十多岁的2人，三十多岁的11人，四十多岁的17人，五十多岁的48人，六十多岁的52人，七十多岁的33人，八十多岁的20人，九十多岁的3人，一百多岁的5人，平均寿命五、六十岁的人在多数。五、六十岁，在古代来讲，应该是高寿了；若按今天人们的寿命来讲，这正是人到中年，人生道路上最繁忙的时期。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唐宋期间生活富足了，但是人们寿命却比春秋战国时期降低了，这是否和当今社会一样，社会越是富强，竞争越是激烈，压力也就越大，中年早逝的就越多？
从古代文人的生活经历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很多文人都与歌伎美女，风流韵事相伴随，并有大量表现男欢女爱，情人相思的爱情诗、小说等流传于世。例如《诗经》、《汉乐府》中的一些爱情诗句，王维的《相思》，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李白的《秋风词》，杜牧的《赠别》，白居易的《长相思》，李煜的《相见欢》，秦观的《鹊桥仙》，周邦彦的《解连环》，陆游的《钗头凤》，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等爱情绝唱令无数人倾倒。就连大英雄辛弃疾也免不了要“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来“揾英雄泪”。这使人们产生一种困惑，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宣扬的是禁欲主义，男女授受不亲，中国历史上是严厉禁止男女自由交往的。可是，却有大量文人沉溺于情场，周旋于歌伎舞女之间，并将其堂而皇之地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中国历史上妇女地位是低下的，可是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妇女的形象却是令人倾慕的。看来，这也很符合一种文化上的悖论。正像欧洲宗教禁止自杀，却有许多文人自杀一样。很多时候，主流文化所宣扬的东西，恰恰是社会真实现象的反面。孔孟之道宣扬禁欲主义，并非中国古人真的没有欲望，或者欲望真的被禁锢住了；相反，饮食男女乃人之本性，无时不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反观当代社会，各种扫黄运动不可谓不烈，可是各种色情场所依然我行我素，很多人热衷泡歌厅，包小姐，并以此为时尚。看来，这种风尚并非为当今社会所独有，乃老祖宗所传也。如果要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这也很符合波浪起伏的历史发展轨迹。人有七情六欲，这是一种本能的欲望。然而，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不加以节制，就会泛滥成灾，就会世风日下、道德败坏。于是，有了程朱理学来加以治理，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对其矫枉过正。人的天性压抑太久，就会出现反弹，于是又有文人的爱情诗篇来加以宣泄。历史就在这样一种一放一收之中度过了。就像不能没有黄河，但河水泛滥就会决口，就会出现治理黄河的运动一样。

    另外，自古很多诗人都奢酒，现代人很多将其解释为他们用醉酒来作为抵御精神痛苦的一种武器。可实际上，喜爱醉酒之人往往是出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的需求。生理方面的需求是酒精对一些人具有刺激和兴奋作用，例如李白在宫中做诗，就不是因为痛苦，而是因为兴奋之举。精神方面的需求也是不同的，人们在欢庆的时候要饮酒，痛苦的时候也要饮酒。痛苦之人是借酒消愁，需要利用酒精的麻醉作用。在文化生活相对落后的古代社会，酗酒之风不仅盛于文人，武人、官人、民间更盛。应该说，一些古文人爱醉酒，生理、心理两方面的因素兼而有之。

    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由于中国古代文人大多从政，而中国传统社会又是一个政治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因此，中国文学史在整个中国文明史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纵览中国古代文学史，可以使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能有所了解，并掌握他们之间的一种内在的联系。

    葛晓音、周先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
 
    尚永亮，《贬谪与贬谪文学》，甘肃：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任京生，“文章憎命达”，《文学世界》，2000年。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报任安书》。
 
    李贽，《焚书杂说》。
 
    苏轼，《次韵张安道读杜诗》。
 
    苏轼，《病中大雪，数日未尝起》。

    本文特别感谢赵梅老师的诸多良好的修改意见。

    （编辑：李锦泽）


    版权声明：

    本文系北京文艺网独家稿件。欢迎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北京文艺网）及作者，否则必将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