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岩泉

　　日前，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有些当代作家，他们把文学看成玩具，但是文学是非常严肃的东西。另外，作家应该勇敢，应该敢于公开提出社会的问题。德国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人的精神危机越来越严重，现在人们不是去找牧师、神父解决精神上的问题，而是去找哲学家，找作家。中国的作家不像西方作家对社会、对公共事务那么关心、那么深地介入，西方作家经常会直接出来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我觉得，这值得现在的中国作家学习。

　　笔者想到曾经参加过的某市文学理论研讨会，会上有作家发言说：如今的文学真是越来越“任重道远”了。可是，她偏偏又辜负了我们对她的热切期望。长期以来，许多人对文学的理解已经超出了文学本身的范畴，使得文学难以负重。于是主张“逃避崇高”、“远离现实”。

　　还有作家提出：“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文学。她既不是政治的附庸，也不是情感的载体；她自身并没有能力载道，亦不想喋喋不休地言志。”他说，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那只不过是诗人杜甫的自作多情。因为，花并不能感时溅泪，鸟自然也难以领会人的离愁别恨。说什么“文学若是太贴近时代与事件，也就夺走了人家新闻记者的饭碗。有的人很善于有感而发，前天发生‘9·11事件’他赋诗一首，昨日‘美伊战争’他也填词一首……再后来，冰灾、汶川地震，他更是挥泪诗千行，行行尽悲伤！貌似与时俱进，其实予诗拒进。”

　　如此“高见”，笔者不敢苟同。正像爱默生所言：殊不知，艺术如果不与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事物并驾齐驱，如果它既不实用也不道德，如果它的立场不与良心相关联，如果它不能使贫穷和愚昧的人感到崇高之声的鼓舞，它也就没有达到成熟的境界。

　　而在那些所谓的超现实主义作家看来：易卜生的《人民公敌》不是文学，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不是文学，诸葛亮的《出师表》也不是文学，杜甫的“三吏三别”就更不是文学。因为，它们都和社会、政治、军事、人生贴得太近了。按照这些人的话说就是“背负着这么一个沉重的包袱”。

　　若是照他们的观点来界定什么是文学？恐怕古今中外没有几部作品可称得上文学作品，也没有几位作家能算是作家、文学家了？就连最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文学”的注解：“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也得彻底地删改了。

　　似乎只有那些被剥皮抽筋挖囊去肉，不食人间烟火只堆华丽词藻的东西，才是他们认为的真正的文学；也只有那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学究们，才是货真价实的作家、文学家。文学，岂能不关注社会？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