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剑峰
“不以个性为出发点的诗歌，只不过是集体的声音，这集体不仅将诗人扼杀，而且扼杀一切个性，同时也扼杀了自身。” ——阿多尼斯
昨天，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在北京举行颁奖仪式，诗人北岛、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中国翻译家赵振江分别获得A、B、C三个奖项，三人分获8万元奖金。北岛未能出现在颁奖现场，其夫人甘琦代为领奖，并转达北岛的致词。一年内二度来华的阿多尼斯也在颁奖现场发表了演说。两位国际著名诗人不约而同地从各自国家诗歌面临的危机谈起，矛头都指向商业化与传统体制。
“中坤国际诗歌奖”是目前国内奖金最高、同时影响力也最为广泛的民间诗歌奖项。“中坤国际诗歌奖”每两年举办一届，分别授予：全球范围内母语为中文，且创作成就卓著的诗人1名（A奖）；全球范围内母语为非中文，创作成就卓著，作品已被译为中文，且对中国当代诗歌写作有重要影响的诗人1-2名（B奖）；全球范围内对诗歌交流有突出贡献的中、外翻译家，批评家，出版家，诗歌活动家1-2名（C奖）。奖金金额为每位获奖者8万元人民币。
北岛：
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
颁奖依A、B、C三个奖项的顺序进行，由著名诗人牛汉、著名翻译家仲跻昆、屠岸分别为获奖的中国诗人北岛（甘琦代为领奖）、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中国翻译家赵振江颁奖。
北岛夫人甘琦在领奖现场转达了北岛获奖致词，北岛在致词中基于自己和同代诗人的经验简略概括了当代诗歌的曲折历程，回忆了1970年代他们这代诗人的冒险，北岛说：“我想至少我们做了一件大事：彻底颠覆了官方话语的统治地位，解构了词与物的固定关系，恢复了汉语的自由与尊严，并推动了这一古老语言的现代转型。”[NextPage]
“汉语诗歌走在现代转型的路上，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尽管向前的路不一定是向上的路——这是悲哀的宿命，也是再生的机缘。” ——北岛
而目前创作中存在着词与物“脱节”的深刻危机，他认为，“四十年后的今天，汉语诗歌再度危机四伏。由于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由于全球化导致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汉语诗歌走在现代转型的路上，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尽管向前的路不一定是向上的路——这是悲哀的宿命，也是再生的机缘。”
阿多尼斯：
在诗歌面前只有两条道路
阿多尼斯的致词立足而又超越阿拉伯现实，着眼诗歌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普遍而深邃的关联，集中阐述了诗歌作为“撄犯者（Transgression）”的必要和可能。谈到诗歌危机，阿多尼斯说：“在当今，许多人都在谈论诗歌之死；然而，真正的死亡在于附和或相信类似言论。问题不是诗歌之死，而是在这个文化上只生产死亡的社会里，或是被死亡文化消费的社会里，我们如何写作？”联系到自己的阿拉伯背景，他继续反问：“在一个没有创作自由的社会里，我们如何写诗？”在他看来，诗人和诗歌只能成为“撄犯者”，“在诗歌面前只有两条道路，要么是作为消费品而写，要么是作为撄犯者而写。选择前者，诗歌一降生便已死亡；选择后者，诗歌一降生便被遗弃，沦为边缘。然而，一个真正的诗人别无选择，只有走上撄犯之路——去根本地、全面地撼动这个社会制度赖以建立的非诗歌的文化基础，尤其是其中与家庭、妇女、传统、宗教、民族封闭、种族冲突、人的权利与自由有关的一切。不仅要撼动社会的制度，更要撼动这一制度的根基。因为仅仅改变制度并不能改变任何本质，这已被20世纪后半叶的阿拉伯政治实践所证实。因此，诗人应该超越政治的质疑，去作本体的（Ontologique）质疑。”
而要进行这样的撄犯或撼动，在他看来，其首要条件便是自由——“批评、发现与表达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一种无休止的运动，不仅超越外部的界限，而且不停地超越自身：重新审视自我行为，在观念和行动上永远立足高远。”“不以个性为出发点的诗歌，只不过是集体的声音，这集体不仅将诗人扼杀，而且扼杀一切个性，同时也扼杀了自身。”[NextPage]
为此，阿多尼斯谈到了阿拉伯诗人面临的问题，或许也是全世界诗人在不同程度、以不同形式面临的问题：阿拉伯社会如何摆脱视诗歌为诱惑与迷误的宗教观念？如何摆脱视诗歌为歌颂、商品或消费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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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致词（节选）
1972年年初，我把刚完成的《你好，百花山》一诗初稿拿给父亲看，没想到他责令我马上烧掉，其中一句“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把他吓坏了。我看见他眼中的恐怖，只好照办。此后我再也没把自己的作品给他看。
我想借助这一往事，请在座的各位跟我一起回溯源头，寻找汉语诗歌当年的困境。在那年头，词与物的关系被固定了，任何颠覆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生命。不得不承认，我们当时处在一个多么低的起点，仅仅为捍卫汉语的基本权利而斗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当时既不知道前有“九叶派”，也不知道后有“第三代”。或许正是由于绝望和对绝望的反抗，一系列诗歌事件发生了。
1973年，芒克写下“太阳升起来，／天空这血淋淋的盾牌。”（《天空》）。同一年多多也写下“你创造，从东方升起，／你不自由，像一枚四海通用的钱！”（《致太阳》）。今天人们很难想象，为太阳重新命名意味着什么。
1969年郭路生的诗开风气之先，并随“上山下乡运动”广泛流传，一场地下诗歌运动蓄积待发。如果把这一年作为分水岭的话，那么这四十年来我们到底做了什么，走了多远。我想至少我们做了一件大事：彻底颠覆了官方话语的统治地位，解构了词与物的固定关系，恢复了汉语的自由与尊严，并推动了这一古老语言的现代转型。
然而，四十年后的今天，汉语诗歌再度危机四伏。……词与物，和当年的困境刚好相反，出现严重的脱节——词若游魂，无物可指可托，聚散离合，成为自生自灭的泡沫和无土繁殖的花草。诗歌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这甚至比四十年前的危机更可怕。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