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旭阳

　　赫塔·米勒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女作家。这位出生并成长于罗马尼亚的女作家终其一生都在描述罗马尼亚特殊时期政治高压下30 多年的生活。诺奖委员会是如此解释这位女作家的历史意义：因其以诗歌的凝练、散文的直率和写实的手法描述了一无所有、无所寄托者的境况。

　　10月8日， 诺贝尔文学奖第八次降临到德国。

　　这天，一名台湾人家中安静了十年的电话，一下子成为了诺贝尔的华语地区专线。这名接线生便是陈素幸。因为赫塔·米勒获得本年度文学奖，作为唯一的一本米勒小说的华文译者，陈素幸成为被媒体“骚扰”的对象。

　　赫塔·米勒，这是一个在几乎所有诺奖博彩公司的榜单上都查无其人的名字。连大名鼎鼎的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也说，“我从未听说过这个作家。”

　　然而正是米勒，战胜了阿摩司·奥兹、菲利普·罗斯和乔伊斯·欧茨等风云作家；当接到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消息时，米勒自己也不知所措了好一阵，甚至以为他们“ 搞错了”。

　　在接受本报的电话采访中，陈素幸掩饰不住自己略带荒谬感的笑声，“我真的很尴尬，真的太少人了解她了。很多媒体来电话，我都回掉了，或者干脆躲起来，不敢接电话。因为我根本没有资格去评论她，我只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在一个没有人关注她的年代，机缘巧合地遇到了这样一个翻译工作。”

　　1999年，新竹姑娘陈素幸刚从德国特里尔大学拿到文学硕士，便接到了来自台湾时报出版社的翻译合同，翻译一本不知名的德文长篇小说《风中绿李》。几乎没有时间查阅作者的详细背景资料，为了在出版社规定的6个月内翻译好这部书，陈素幸随即埋头苦读起这本被她看作是“惊悚”小说的著作。

　　阅读、翻译、出版、上市，陈素幸的第四本翻译著作，和她之前译过的德文书一样，在走过枯燥的程序之后，默默地摆上了台湾的书店。此后，陈素幸与时报出版社也没有了更多的交集，这本小说和那个神秘的作者也成了她的过去时。

　　轻率的书商、年轻的译者和无名的德国女作家，这个怪异的组合导致了其后的十年，《风中绿李》成了米勒的中文长篇小说孤本。十年之中，也再没有人和陈素幸提起过这本书、这个作家，哪怕仅仅是一些针对翻译水平的文学评论。

　　陈素幸坦言，10年前，当她第一次接触到《风中绿李》的时候，台湾根本没有几个人知道赫塔·米勒。至于最初，时报出版社是如何与米勒的出版商达成协议，引进她的小说，由于时过境迁，可能也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而米勒的真正代表作品还有《我所拥有的我都带着》、《光年之外》、《行走界线》、《河水奔流》、《低地》、《那时狐狸就是猎人》等。米勒2009年出版的最新的小说《呼吸钟摆》获得了“德国图书奖”提名。

　　这位文学奖上又一位陌生人出现在世人面前时候，诺奖委员会是如此解释这位德国女作家的历史意义：因其以诗歌的凝练、散文的直率和写实的手法描述了一无所有、无所寄托者的境况。

　　被驱逐的黑衣女人

　　罗马尼亚人对色彩有着几乎极端的偏好，认为绿色象征希望，白色象征纯洁，红色象征爱情，黄色为谨慎，黑色则是不祥之兆。

　　赫塔·米勒来自罗马尼亚，但她偏爱黑色，黑色的礼服、黑色的眼影、黑色的皮鞋，黑色的一切。在她的作品之中，同样充斥着黑色深沉的寓意、反思，以及挥之不去的阴郁感和不断滋长的“绝望”。

　　赫塔·米勒，1953年8月17日出生于罗马尼亚西部德语区的小城尼茨多夫小镇，双亲都是德裔罗马尼亚人。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从德国斯图加特所在的施瓦本地区迁徙到了土地更辽阔、更肥沃的罗马尼亚西南部的巴纳特。在米勒生长的小镇，原本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还算富裕，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有着德国血统的外乡人的生活从天堂步入了地狱。[NextPage]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米勒的父亲曾加入纳粹党卫军，因此，战后的米勒一家和许多德裔罗马尼亚人一样，遭遇了闻所未闻的苦难。她的母亲曾被送往苏联位于乌克兰的劳改营，五年之后才得以重返罗马尼亚。而米勒自己也是在旁人的冷眼中度过了难熬的青春期。

　　1973到1976年之间，米勒在蒂米索拉一所大学修习德国和罗马尼亚文学，与一个追求言论自由的德裔作家团体“巴纳特行动队”交往密切，完成了她最初的文学启蒙。也是在那一时期，米勒结识了后来的人生伴侣， 巴纳特行动队的核心人物、青年作家理查德·瓦格纳。

　　毕业之后，米勒到一家机械工厂担任德语翻译，她的主要工作是翻译从德国、澳大利亚、瑞士进口的机器的使用说明。在工作的第三年，工厂成立了一个叫“外交办公室”的特务机构，他们要求米勒加入。在被米勒两次拒绝之后，她的考官，一名叫斯坦纳的秘密警察对着她深沉地说，“你会后悔的，我们会把你丢到河里溺死。”

　　几天之后，当米勒再去上班时，发现办公室里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座位，但是她又不能回家。整整两天，她没有办公桌，没有椅子，孤单地坐在水泥台阶上，捧着一堆字典，度过每天八小时的时光。米勒努力地集中精神想翻译点什么，这样至少能证明她在工作，同事们一个个从她身边缄默着走过。终于，米勒被逼辞职，而她的父亲也在这一时期撒手人寰。米勒感到一种茕茕孑立的孤独和悲凉，只能安慰自己，至少自己还活着。从那时至今，她开始记录生活的所有经历。那些一小段一小段的记录，最终发展成了《低地》中的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小故事。

　　然而，离开工厂，秘密警察并没有放过米勒，迎接她的仍然是一连串的审问和质询，卖淫、做间谍、投机、搞黑市交易、毒害社会，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安在她的头上。一次，米勒在去理发店的路上被警察强行拖进了一间公寓的地下室。三个便衣不仅仅侮辱她，强迫她承认有罪，还逼着她吃下很多肮脏的东西。当米勒被几个审讯者踢出门外的时候，她终于忍不住栽倒在草丛中，大口地呕吐起来。

　　没有了工作，米勒不得不通过在幼稚园教书以及做德语家教谋生，经历着人生之中最为黑暗的岁月。米勒不断被秘密警察们跟踪、骚扰，甚至逼得她有了自杀的念头。那时，每一次回家，米勒都要事先把公寓好好检查一遍，看房间里什么东西被人挪动，冰箱里的食物是不是被人下毒，就好像是一场心理战，秘密警察们经常会趁她不在的时候，闯进她的住所，把她的衣服剪碎，扯掉墙上的画，肆意翻弄家里的东西。被监听、被控制的生活让米勒心中无时无刻不充满恐惧。

　　1982年，米勒的首部短篇散文集《低地》问世，该书和其后两年出版的《暴虐的探戈》描述了罗马尼亚一个德裔小村的艰苦生活，以及官员贪污腐败、欺压弱小的种种丑态。在米勒勾画的巴特纳边区山村中，没有田园牧歌，只有集权控制、恐怖、仇杀、鄙俗、暴力、民族主义以及个人崇拜和陈腐传统。毫无意外，米勒的书刚一出版，就遭到了罗马尼亚当局的审查、删减甚至查禁。但在联邦德国，她的小说、诗歌和散文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1987年，赫塔·米勒与丈夫、母亲一同被驱逐出了罗马尼亚家乡，前往陌生的西德。为了驱逐他们，村里的警察多次把米勒的母亲锁在他们的办公室，一整天不闻不问，任由她一个人求救、哭喊。而这一切，就是要吓唬米勒家人。

　　尽管赫塔·米勒离开祖国罗马尼亚20多年，但是她过往的生活经历却成了她写作的巨大财富和源泉。她说：“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生活便是在罗马尼亚集权统治下的那段经历。德国的生活非常简单，而就在几百公里外，便是那些过去的记忆。”

　　陈素幸对于米勒和她的文字已经日渐朦胧，但是她告诉笔者，在翻译《风中绿李》这本以第一人称叙述，充满诗意却非常小众的作品之后，那种政治高压下的生活、生命莫名消失的恐惧让她做噩梦。

　　这部书叙述了罗马尼亚一所女子大学宿舍里，一个从农村来的穷女孩与其5 名室友，在缺乏西方消费物资的生活中，用牙签搅拌着煤灰做“睫毛膏”，做着美丽的春梦。从性虐待到政治迫害，友情在生命被威胁的压迫中，终于扩散到生活所有的角落。朋友们一个上吊、一个坠楼，死亡在自杀与像自杀的谋杀之间再也找不到任何区别时，活着的人无法谈论也无法沉默，于是“一个人”将自己变成了“非人”，变成了残害同类的野兽。[NextPage]

　　“ 这本书，读着读着，就会让人很害怕，因为你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那些人心中的恐惧。米勒对语言太敏感，她的文字充满杀伤力，你不用采访任何人，仅仅阅读她的作品，就可以直接看清楚她的内心、了解她的一切、了解她经历的一切。”

　　德国当代文学专家马可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赫塔·米勒是个才华横溢又极端内向的作家。在高压统治下生活了30多年的米勒，她没有屈服，却形成了缺少安全感、不喜欢与陌生人交流的性格。从她沉迷黑色的风格中，人们就应该想到她的为人和性格是怎样的，她热衷于将所有的黑暗彻底地表达出来。

　　为什么是赫塔·米勒？

　　对于普通德国人，赫塔·米勒所描绘的世界，是他们所知之甚少的铁幕、围墙另外一边的生活；对德国总理默克尔，这是一份礼物。在获知米勒获奖之后，她神采飞扬地说，米勒的作品是她生活的结晶，作品描写了集权、压迫的残酷和威吓所造成的恐惧，同时也讲述了那些大无畏的人们难以置信的勇气。

　　十年前，波兰出生的德国人君特·格拉斯在斯德哥尔摩敲响了德国战争反思的铁皮鼓；十年之后，来自罗马尼亚的德国人赫塔·米勒穿着黑袍手拿火把钻进战后欧洲民主的最深渊。诺贝尔文学奖的十年轮回，再次光顾德国，是巧合么？

　　同济大学德国文学专家袁志英教授谈到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不无感慨地说：“诺贝尔文学奖的欧洲中心论，或者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思想仍然存在，所以评选委员会从感情上很容易偏向于使用欧洲语言的作家。恰逢德国统一和东欧剧变20周年，米勒文章中深含的政治内容恰恰迎合了评委们的心态，在这里，艺术价值不是全部的评判标准。”赫塔·米勒的出现也并非意外，米勒所代表的人群，本身就具有双重的身份——在罗马尼亚，他们是说德语的少数民族；在德国，他们又常被称作是“被驱逐者”或是“外国移民”。作为二次大战中深受纳粹贻害的受害者，他们的德国人身份让其在战后东欧国家遭遇了很多磨难。

　　关注自由民主，关注移民话题，关注跨文化、跨民族的社会问题俨然已经成了诺贝尔文学奖衡量文学家成就的新尺度。不难看出，作为“边缘人”的米勒，为何能够受到瑞典人的青睐。

　　除了题材吸引人，出众的语言表达同样是助其摘得诺奖的必要条件。虽然质疑和批判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是几乎所有人都不否定赫塔·米勒在语言运用上的成就。

　　“我不是评论家。在翻译的时候，我没有觉得她很伟大，而只是觉得这个来自罗马尼亚的作家很特别。她的德语和一般德国作家不一样，词句搭配很奇特，用的词都很老，具有古典的意味，小说写得像诗歌一样深刻蕴意。” 陈素幸说。

　　歌德学院德国艺术评论家李健鸣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发现赫塔·米勒者。她念念不忘第一次读到米勒作品时的震撼。“1991年，我们当时在中国搞一个德国当代文学的翻译比赛，在学校的图书馆，我看到了刚刚在德国出版没有多久的《低地》，作者的文笔，既有女性的诗意，更具有男性的力量。给我的感觉只有震撼，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有思想和语言力度的德国女作家，以至于我逢学习德语的人便推荐米勒的书。1992年，我们的翻译比赛，选用的正是她的文章。”

　　今年，米勒刚刚出版的最新小说《呼吸的钟摆》在德国市场上已经售罄。这部书写自真人真事，内容来源于作者来自罗马尼亚的德国已故诗人、毕希纳文学奖得主奥斯卡·帕斯蒂尔的交谈。帕斯蒂尔在青年时代曾经被流放于俄罗斯，米勒在书中还加入了自己母亲在劳改营中的经历，两个最擅长诗意叙述的作家，共同完成了这本以放逐的罗马尼亚德国人为题材的小说。然而，一些德国文学批评家认为，这部最新小说并没有超越其之前的作品，看米勒的书，永远是语言要好过故事本身。

　　米勒曾说，这个诺贝尔奖是颁给她的作品，而不是颁给作家本人。对于获奖的感言，米勒想到的只是她在强权下度过了30余年，身边许多亲友没能活着挺过去，“每天一早带着恐惧醒来，害怕到了晚上自己已经不存在了”。

　　或许米勒的故事、米勒的语言，只是在单纯地向人类发出警告，警惕那些噬人的心兽，别再回到她找不到出口的那个恐怖年代。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