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小平
近期，乘着2010上海世博会的东风，文汇出版社有限公司力推的“海派文化”丛书大部分已出版。上海文化出版社也不失时机推出《上海市井》、《上海往事》等系列文化读物。事实上，不止是上海，全国各地都在纷纷推出相关城市读物，不少知名作家应邀加入这一行列，以写南京著称的作家叶兆言日前在《锺山》杂志上推出长篇散文《江苏读本》，对江苏省各中小城市做回溯式梳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加之作家们在其它写作领域也不同程度地体现着自己对城市的认知、理解，近年的城市文化写作似乎迎来了一股新的热潮。
“作家亲自参与城市历史的考据和历史记忆的梳理，固然值得赞赏。但倘使这中间缺少审美含化和心灵境界的领会，基本等于转行成了历史学者和文史工作的普及者。”针对当下风头正劲的“城市文化”热，青年评论家夏烈直言：如果作家无法用文学方式写出城市的精神和魂魄，仅止于用“零头碎布”填补自己的心理遗憾，满足自我的城市文化虚荣感，这无异于是一种无力和自欺的潜意识，对城市真正的认知和体现无所助益。
他的观点引起了一些评论家的共鸣。他们认为，“城市文化”热潮的背后，其实隐含着些许无奈：作家们迄今对城市的各式读解，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达成自己的愿望。是什么原因让作家与当下的城市始终呈现出一种疏离状态？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向来被认为是城市文化良心的作家在体现城市精神中的缺席，又将意味着什么？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部分评论家。
作家情感认知的同质化更可怕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作家、评论家们不约而同谈到一个事实:当下都市文学创作尽管看似热闹风光，总体上并不尽如人意。作家们对摩天大厦、霓虹彩灯等城市符号谙熟于心，却很难借此传达出类似老舍笔下的北京、陆文夫笔下的苏州那样的情致韵味；王安忆、方方、池莉、王朔等开启都市文化创作新风的作家，如果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描绘过同时期的城市，近年的创作则显然更热衷于用“往后看”的视角，写城市的历史或个人记忆中的城市印象；而在卫慧、棉棉、慕容雪村、安妮宝贝等“70后”作家笔下，城市面貌是单向度的，不无符号化、时尚化的意味，离丰富、多元的都市文学创作显然还有距离。
评论家李敬泽把出现此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都市经验”的匮乏。他认为，作家们尽管生活在城市，却普遍存在一个面对都市经验失效的问题。究其因在于，我们的文学对城市化进程这一正在席卷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感受方式和想象图景的现实，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中国文学的观念重心、审美系统的重心至今也没有完成向都市的转移。真正“在”城市，从城市的内部去看、去想，这在我们的文学中还没有形成传统。
青年作家徐则臣表示了相同的见解。在他看来，文学没有表现城市的“当下”，是很正常的事。“作家要在纷繁驳杂的世相中理清头绪有所发现，必须要充分地沉淀，有个距离和时间差。”但当下作家的城市书写总体上失之于隔膜，片面和单向度，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和都市文学传统的薄弱有很大关系。我们有个巨大的乡土文学传统，后来者写乡土，你起码有众多典范和前车之鉴。而城市文学不行，对当下城市化的描述，也许你得从头开始。”
他同时认为：全球范围内城市的同质化，也对当下的城市书写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老舍时代的北京和陆文夫时代的苏州，都有其独特的民俗和风情。而现在，这点民俗风情已不新鲜，它对人的塑造和规约也更小了。“所以说，在当下写活一个城市，不在建筑，不在民俗，而在能否写活这个城市中的人，写出来城市与人的独特的关系，其难度可想而知。”
在评论家朱大可看来，城市同质化，是影响作家城市书写的一个因素，但影响仅限于外在景观上的不同而已。“无论是北京、广州、成都或上海，市民性格、趣味和生活方式，都保留着鲜明的地域风格，它们之间的差异，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认为，作家跟城市的脱节，一方面在于当下的城市变化实在太快，各种亚文化的崛起，又使其变得复杂、多元，我们很难迅速进入它的核心；另一方面，今天的作家生活状态自闭，趋于小圈子化。一些都市作家热衷于充当饮食男女，沉浸于各种琐碎而平庸的快乐。“这种状态，让作家丢失了作为漫游者、观察者和思想者的契机，只会离真正的城市精神渐行渐远。”
评论家汪涌豪表示:把作家把握当下城市的无力，归结于城市的同质化有失偏颇。作家们偏好从相似的城市符号切入对都市的书写，究其因与他们某种特殊的期待视野与存在焦虑有关。“偏激一点说，那种对灯红酒绿的好奇，对名来利往的关切，以及对后现代状态下种种不确定性的无法克制的冲动，通过小说中人物的暗换，其实已清晰地呈现了作家本人的某些秘密。”在他看来，当下作家缺少古典时期的作家所具有的高过一般的认识视野与人性光辉。“一个作家，其情感认知与理想期待的同质化，道德力量与理想视镜的同质化，远比城市的同质化可怕。要这样的作家去透视形似的城市外相中曲折丰富的人性变相，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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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真正认知和理解城市
基于当下城市书写的颓势，如何改变此种现状，成了评论家们关注的重要话题。对此，朱大可倡导作家应该有一种“漫游的激情”。他认为，漫游可以改变作家的固化视界，获得全新的都市经验。“一些都市摄影师做到了这点。他们扛着照相机在大街小巷里穿行，日复一日，不倦地观察和记录城市的变化。这些摄影漫游者应该成为作家的榜样。”
在汪涌豪看来，取一种追随式的记录姿态显然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作家在书写城市时要有自己的理解、批评与反思。“很显然，城市不仅是生活场所，某个物质化的具体符号，更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特别的心态。陆文夫写苏州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笔下关乎某种生活方式与理想，而这背后，更有一座城市的深厚的气场。”
他同时表示，在不漠视城市的同时，我们还要警醒自己不沉浸与迷失，因为城市扩散着现代人的精神孤单，更滋育着许多势利浇薄的人性罪恶，所以它需要有“值更者”敲醒它的困睡，有“守夜人”批判它的沉沦。“卫慧的创作就是一个典型。她从与乡村文明很切近的小地方来到上海，其间经历复杂的种种，正是城市小说绝好的题材。然而，她对城市的拥抱方式，消解了反思和批判的维度，最终使小说沦为张扬性和欲望的文本。由此可见，在面对城市时，作家应该要求自己有一定的精神高度。”
评论家张柠注意到一个现象:当下作家写都市，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到一种先入为主的判断中去，他们都试图占据道德制高点，认为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是“罪恶”的、不道德的。“这种简单的价值判断，不应该是文学所为。如果作家是一个天真好奇的、有疑问的人，他就应该试着去尊重和理解城市，应该真正与它相遇，观察它，熟悉它。把它当作‘主人公’来写。惟其如此，我们才可能写出真正体现现代都市品格的文学作品。”
在对王安忆《长恨歌》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做出对比后，评论家罗岗表示:当下作家对城市的书写偏于抽象，缺少对细节的把握。在他看来，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感觉结构被细节所纠缠，往往停留在片断化的阶段，如果要突破碎片的感知，重新想象城市的整体面貌，那么就需要设想一个超越于城市的“制高点”，从而可以“鸟瞰”全貌。王安忆《长恨歌》在这点上做到了。但却疏于从“制高点”的“鸟瞰”到“细节”的“堆砌”的转换。“这种转换要求作家能从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中提炼出心理符号，同时将更大的社会背景纳入到这套心理符号中去，这是理解和书写城市的关键所在。”
对城市有文化意义的领悟，就是文学的成功
随着文学的日渐边缘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作家作为都市精神体现者的地位，正受到冲击。很显然，体育明星、娱乐明星等对当下的城市有着更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事实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作家的写作带来了影响的焦虑。对此，青年评论家王晓渔表示：进入都市时代，作家就已经不再是城市精神的唯一体现者，摄影师、导演、画家、建筑师都在分享这一职责。从这个角度来说，作家的弱化是一个必然趋势。
徐则臣认为，在一个大众传媒发达的年代，谁能最大程度地覆盖传媒，谁就是“明星”，谁就可能成为所谓的“代言人”，这也是“眼球经济”。“所以，明星成为城市代言人很正常，但成为城市代言人并不意味着就能成为城市精神的代言人。如果一个作家真正写出了某座城市的精气神，那么若干时间后，当喧嚣的尘埃落定，当明星们终成为过眼烟云，能代表一个城市精神的，我想还是作家。”
汪涌豪表示了相同的见解。他认为，如果我们的作家真正关注城市文化的创造，以此创作出反映城市独特的心态与精神成长的小说，必然能让人看到一座在东西方文明几度交汇中一路过来的城市的前世今生，并进而饶有兴趣地去设想它的未来。这样的作家肯定比明星更适合成为某座城市的形象代言。“遗憾的是，当下的作家，大多止于表现城市的物质符号，很少真正用心，或是缺少能力去描绘、把握人们的生活百态与复杂心态，以揭示城市的性格与气质。”
夏烈则表示：真正的作家不会刻意为某座城市而写作，他们总是为人物的，但那人物必然活在那个时代的那个城市里，作家能感同身受地对变幻中的城市和城市中的人有文化意义的领悟，那就是文学的成功。“很显然，作家写人物和城市，与形象代言无关。作家是为内心的敏感写作的，他只忠于自己也相信文学的来自原始的神奇。为外在的目的写作，已经疏离了作家精神，更谈不上去代言一种城市精神了。”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