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英杰
季羡林先生遽归道山，身后留下上千万字学术著作，堪称季老最可宝贵的学术遗产，有待于后人承继遗绪，薪火相传。而作为一位民国时期留学德国，归国后致力于东方学研究，教书育人数十载的现代知识分子，季老的精神遗产同样值得重视。特别是像季羡林先生这样经历了近百年沧桑岁月的学者，不失为洞窥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与精神历程的典型，有心者更不能不有所关注。
在这方面，相关论述已经不少。只是此时此刻，似有进一步求解之必要。譬如有学者给季羡林先生作传，为他的一生提炼出八个字——“清华其神，北大其魂”，将他看做清华、北大两所著名学府的精神象征。还有人认为，季羡林是北大精神亦即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这些观点自有其道理在，不过稍嫌粗略，缺乏更为清晰具体的界定。个人感觉，求解季羡林先生一生的精神依归，可能还需要从他个人文字里寻求答案。
季老晚年留下大量随笔，不乏对时代和人生的感悟与反思，或可见证他的思想嬗变与精神历程。而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季羡林先生大半辈子所践行的人生哲学，主要是两个字：容忍。这两个字既是季老的处世方式，也是他学术人生的精神所在。
1946年，35岁的季羡林从德国留学归来。经陈寅恪先生力荐，他被北大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学系的系主任。其后，季羡林在北大度过了3年“毕生难忘的岁月”。由于工作和学术上的关系，在这期间季羡林和胡适先生过从甚密，常有当面交流请益的机会。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专程前往南港拜谒胡适的陵墓。他后来回忆道：“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看来，彼时彼刻季羡林心情万分复杂，欲言又止。
季老内心的秘密并不难解读。1949年以后，随着社会激荡，多位知识分子先后遭遇“华盖运”，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批完俞平伯批胡适，最后批到了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陈寅恪头上。在一系列批斗面前，季羡林保持沉默，“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晚年忆及，他说：“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回忆陈寅恪先生》)但是，仅仅保持沉默而不能为这些他所熟悉的师长们辩白，这不能不让他感到有所愧疚。这大概就是他站在胡适墓前，感到心情“不足为外人道也”的一个缘故。
保持沉默，既是不妥协，却也是一种容忍的态度。季老的后半生，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走过的——在频繁的“政治运动”面前如此，对发生于身边的人事亦如此。比如去年发生的“藏画盗卖风波”，季老事前并非不知情，后来也称“丢画两三年了”，可他刚开始并不愿积极寻求答案；对于“身边人”的一些“小动作”，他甚至还刻意装作没看见。季老曾说：“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忍者，相互容忍也。”毫无疑问，容忍确乎季老所践行的一大人生哲学。
季羡林先生早年求学于清华，回国后又在北大教书数十载，清华、北大的人文精神自然在他大脑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季老讲过，自己一生中碰到了6位对他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在国外的有两个人，即他的博士论文导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教吐火罗语的老师西克教授；在国内的有4个人，即冯友兰、胡适之、汤用彤和陈寅恪。概而论之，对他的治学方式和人格精神同时带来深刻影响的，非陈寅恪和胡适之莫属。
陈寅恪先生是季羡林学术和人生道路上一个举足轻重的榜样人物。由于在清华期间旁听了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才会动了主修梵文课的念头。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写道：“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正因如此，陈寅恪所汲汲追求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不可能不对季羡林产生人格感召作用。
季羡林在北大展开学术和教书之旅，也和时任北大校长胡适不无关系。胡适对季羡林的学术水平颇为欣赏，直至晚年还曾评价：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在这位大学者面前，季羡林“经常如坐春风中”，胡适之的人格魅力，也为季羡林所津津乐道。胡适曾云：“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晚年胡适又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于追求自由的同时保持容忍的精神，这也正是季羡林重要的人生写照。
但总的来说，这种容忍精神超越了季羡林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这乃时代使然，也是个性使然。当然，季羡林总是在容忍，有时候却也遏制不住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追求。在动荡年代，他对批判知识分子的行为保持沉默，对加诸自己头上的不公平待遇保持沉默；到了晚年，当历史的教训逐渐为人们所遗忘，他却愤然写出反思大作《牛棚杂忆》。还有，季老晚年多次提出要还自己“一个自由自在身”，这同样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对时代的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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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季羡林先生从来就没有忘却前辈学者、师长们的教诲，不敢丢掉清华、北大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只是出于时代和个性缘故，他更多是以一种容忍的姿态走完自己的一生。还应当指出，季老本人对这种容忍精神并非持悲观态度，甚而含有积极主动的意味。大概季老总是相信“这个世界会好的”，对于社会天翻地覆以及个人荣辱起伏，方才能够保持一种宽容和忍耐的乐观精神。这恰和胡适之先生晚年提出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思想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一语见诸胡适《容忍与自由》(1959年)一文。胡适在文章中提到：“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这番话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正逢台湾地方当局借机打压胡适、雷震等人发起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就此胡适认为杂志“应该检讨自己的编辑方法是否完善”。有论者指出，这篇文章既是胡适对台湾当局的一次“上谏”，更是“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袖对同志们发出了一种规劝，指明一条‘温和’的道路，以期获得政府的‘容忍’”。(楼魏华，《书屋》2001年第9期)
季羡林所持容忍精神的境界，或没有达到胡适先生所言的地步。他只是在容忍时代加诸个人身上的种种不幸，同时期待着，这种容忍最终能够等到和换来社会的进步。这体现和表达了季老的一种心声：对这个时代多一些容忍和耐心，社会总会朝着更好的方向渐进发展。说到底，这种容忍精神是一种温和的改良主义。这就是季老留给这个世界的一笔重要的精神遗产。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