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会成
生产过剩的年代，口味上升为时代情绪。《百家讲坛》这一泛学术同时也是泛娱乐的影像产品的出现正是对下述消费口味的迎合:人们不再满足于充斥荧屏的历史“戏说”，却又无意于或无能于转向严肃的学术阅读以探寻“正解”；在影像阅读成为主流阅读方式的背景下，中等学历以上的群体不肯放弃知识的装饰功能，甚至刻意维持“我在从事学术”的心理幻象，前提却是无碍于娱乐精神的发扬。而“戏说”的原型正是收音机时代的《评书连播》。从这个意义上，《百家讲坛》乃是《评书连播》的换代产品，产品换代的动力是消费口味的变迁。
《百家讲坛》与《评书连播》的可比性源于它们对历史想象的分享，或者说，它们提供了传媒时代关于历史想象的不同文本。《百家讲坛》诸坛主中声名最著者，阎崇年、易中天、于丹、王立群皆发声于历史学领域，而无论其本来的术业。
就接受方式而言，《百家讲坛》与《评书连播》的本质都是听觉的。光影的凭藉对它们是一种附丽，对《百家讲坛》甚至造成接受伦理的缺陷。由于《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无力像说书人那样，单靠口技和惊堂木来建立荧屏之外的情景叙事，他们只能诉诸过多的图像资料的插播，其实构成对受众想象空间的僭代与剥夺；符合影视规律的形象包装，在这里制造了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效果，垄断受众视线的穿立领衫的主讲人物化为强硬的绝缘体，阻断了导向思考与对话的通道。在这种绝缘的氛围下，现场设置的听众也彻底地道具化，从他们的脸上，连一丝会意的微笑你也别指望见得到。
因此，视觉传媒对听觉传媒的取代对评书是一种灾难。收音机作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家庭生活的组织原则，曾万人空巷地把千家万户吸附在同一个时段收听《岳飞传》或《杨家将》。电视机对收音机在客厅正中位置上的取代，意味着通过听觉间接构建的视觉想象终于获得了直观的呈示，评书造就的听觉传奇让位于“戏说”历史的视觉奇观。进而，当人们厌腻了“戏说”的过量供应，以“正说历史”为旗幡的《百家讲坛》便应运而生。
生产过剩的年代，口味上升为时代情绪。《百家讲坛》这一泛学术同时也是泛娱乐的影像产品的出现正是对下述消费口味的迎合:人们不再满足于充斥荧屏的历史“戏说”，却又无意于或无能于转向严肃的学术阅读以探寻“正解”；在影像阅读成为主流阅读方式的背景下，中等学历以上的群体不肯放弃知识的装饰功能，甚至刻意维持“我在从事学术”的心理幻象，前提却是无碍于娱乐精神的发扬。而“戏说”的原型正是收音机时代的《评书连播》。从这个意义上，《百家讲坛》乃是《评书连播》的换代产品，产品换代的动力是消费口味的变迁。
换句话说，《百家讲坛》与《评书连播》乃是同类产品。从产品广告上看，《百家讲坛》着力强调生产者的学者身份——至少是相当于副教授的中学高级教师身份，以示与民间说书人的知识位差。实际上，学者头衔只是产品销售的卖点，说明该产品的生产者是一个八级技工，而不是昨天才进厂的学徒工。至于在后现代的作业车间里，流水线上的生产者的技术职称对产品质量到底意味着什么，恐是不宜追问的问题。
《百家讲坛》命名的正当性来自前阎崇年时代担纲主讲的周汝昌、叶嘉莹、厉以宁、冯骥才、龙应台诸位。如果“百家”的本义要得到尊重，显然只有他们才能支撑起这个巨大的命名。然而，正是他们的有头有脸，决定了他们无法成为流水线上“无面目”的生产者。阎崇年的走红，标志着《百家讲坛》最终完成了从高级裁缝店向成衣车间的转化。此后，《百家讲坛》的生产流程以及制式规格都趋于定型:《中国民间四大爱情传奇》或《正说李莲英》之类的选题；浅入浅出的叙述风格——起于故事，止于故事，标志学术完整性的结论突兀得有如神来之笔，诸如“康熙大帝是中国皇朝史上的千年第一帝”；千篇一律的语言稀释策略——利用汉语句法可随意拆卸组装的特点，语言表达拖泥带水，拖沓重复；不厌其烦的悬念设置与抖包袱的曲艺伎俩——据此可以清晰指认其与《评书连播》的产品关联性。
后阎崇年时代的《百家讲坛》之所以采取影视圈虚张声势的海选方式遴选主讲人，遵循的是不名者易制的逻辑。只有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方能成为影像生产车间里任人“修理”(易中天语)的民工，或如马瑞芳所言，成为魔鬼之床上任人短长的牺牲品。
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接受越界发言的非分要求。一个搞文学批评的人，被要求去大品三国的历史余韵，尽管他更适合讲《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一个传媒学的研究者，被要求去掘取《论语》的未阐之义，结果把一部经纬天地人伦的修齐治平之策读成了心理按摩指南；一个眼界不出“李莲英是时代的产物，他的出现不论是祸还是福，但至少可以证明一点，穷人的孩子也能通过科举、高考之外的其他途径翻身”的中学教师，却俨然以专业史学家自居。
不消说，学者身份的有效性仅在术业有专攻的领域。当他们游离于专业领域之外，不惮于野外“打食”，而又以“专家”之名行之，或为娱人耳目不惜偏离专业精神而信口开河时，所谓“学者”身份的合法性危机最终以一种最原始的批评方式呈现出来——清史专家被掌掴的理由据称是“他在误导听众”。
当然，从投入产出的比例上看，遭受掌掴与每集6000字的台词背诵加在一起也是微不足道的成本支出。坛主们在学术之外却收获了学术之内的巨大好处。历史上或许没有哪一种学术启蒙方式比今天的《百家讲坛》更远离学术的真谛了，然而，“《百家讲坛》主讲人”却是比“教授”或“博导”更为醒目的学术头衔，把自家人运作进《百家讲坛》更成为广告时代高校扩大知名度的终南捷径。央视演播大厅里一进一出，进时尚是挤公交、家徒一壁线装书的一线教书人，出时已是又一个购别墅、驾奔驰，到处签名售书的学界新贵。正是靠了强势传媒化平庸为神奇的造梦魔力，局促于三尺讲坛上的授业者们得以天地大开，得以作为嘉宾跻身音乐盛典的颁奖晚会，得以在灾区的帐篷里与艺人们比肩诵诗。
而这被欢呼为学术的胜利，学术启蒙的成功。学术以这样的方式走出书斋，这到底是学术之幸，还是学术之哀？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