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早

    这两年批评界充斥着狠话：顾彬说当代文学是二锅头，现代文学是五粮液[17.86 4.20%]；朱大可老师说当代文学是垃圾场；还有葛红兵写悼词啦，叶匡政说“文学死了”啦，都是大伙儿在比狠……有谁比我狠？看过《唐伯虎点秋香》的人都知道，最狠那位的下场是什么。

    中国当代文学或许真的只是二锅头。是的，他们缺乏大师，缺乏高峰，但我不认为每个时代都应该拥有鲁迅和张爱玲——那还有啥希奇！有评论家说如今是“文学高原”，整体水平不低，但没有高山仰止的人物，我以为这是对的。随机抽一个成名作家，跟五四那拨儿青年PK，白话文水准还不见一个灭一个？

    所以这种比较只有娱乐性，学者放句狠话，大家都爱听。

    在这一场场放狠话拼狠劲的闹剧中，大众媒体似乎扮演着很不光彩的角色。因为它们的搅动，丑恶与分歧被放大了，公众因之对当代文学的信任降到了冰点；反过来，一直为当代文学忧心忡忡的批评家(如果他不是一个所谓的“表扬家”)对大众媒体充满着畏惧与排斥，他们当中甚至有人宣称：大众媒体是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敌人！

    这也属于狠话之一种。但狠话说多了也可能变成真理。在许多个案中，大众媒体与文学批评几乎已势若水火：批评家指责大众媒体误读、曲解他们的研究成果，或是拒绝当代文学的严肃追求，只在乎其中的新闻八卦；大众媒体则抱怨批评家们“不说人话”，无法提供他们需要的“新闻点”或“猛料”。而那些大众媒体欢迎的“批评家”，又往往在学术界内名声江河日下，以致很多时候无法提供媒体需要的公信力。

    我自己在大众媒体工作过，现在又研究一点当代文学，因此两方面的苦衷都比较能够理解。在我看来，目前这种尴尬局面的形成，固然双方都有责任，都有改进的空间。但从长远发展与可操作性来看，批评家方面需要做、可以做的事情，更多一些。

    批评家该为谁写作

    文学批评一旦进入媒体表达，往往会出现两个误区：一是将学院式的批评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大众媒体上，自以为赐公众以学理性的缜密分析、创新见解，完全不顾学者面对公众发言的特殊要求；二是将媒体批评认为是一种“低等级”的批评，只求哗众取宠，惊听四视，完全不顾其独立性或学理性，典型表现就是所谓的“放狠话”。

    文学批评与媒体批评并无高下之分，它们只是承载着不同的功能。我们熟知的学院批评是从“生产面”出发的批评，依托于作家的创作与研究的积累，目标是观点创新与历史描述；而大众文学批评是从“受众面”出发的批评，依托于公众的阅读与市场的运作，目标是制衡文学生产与消费。因此，写作不同类型的文学批评，必须确定不同类型的“假想读者”。

    中国目前的媒体尚处于发展时代，对事件的报道、评论容易呈现“一窝蜂”的现象。从长远来看，随着整个社会科层的完善与族群的分化，媒体从“大众化”进一步走向“分众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相对于日报、时政杂志、娱乐周刊这样一些“大众化”的媒体，文学类报刊无疑会让批评界感到亲切和易于沟通。不过，“文学/非文学”这种简略的划分，不能说明我们讨论的这一命题。因为文学报、文学期刊基本上都属于专业报刊，可以包纳在文学批评界这一“学术共同体”之中。我说的“分众”，划分依据在于受众的教育程度、阅读状况、审美取向。媒体的受众定位，对于其办刊方向和整体风格有着决定性影响，而发表于同一媒体上的文学批评，必然也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否则根本得不到应有的传播效果，甚至会出现反效果。

    从“分众”的角度考量，我们的社会最缺乏什么样的文学批评？首先，肯定不是学院文学批评，这方面我们有大量的研究者和研究文章；其次，也不是所谓为了“底层”的文学批评，文学及其批评，如同书籍一样，本身是一种精神的奢侈品。再次，也不是为了BBS、BLOG等网络传媒写作的普适的感觉式批评，那是广大草根爱好驰骋的疆域，批评家的介入必须谨慎而自律。

    目前最需要也最缺乏的文学批评，是为社会中等阶层而写的文学批评，这种批评面对的，是那些大专以上教育水平、有一定文学修养、对当代文学葆有相当兴趣的读者，他们没有专业的文学知识，也不需要任何文学界内部的消息，他们的诉求是一部可以让他们得到精神愉悦的作品，但他们在文学消费市场上感到困惑不解，无所适从，希望从媒体上的严肃评论中得到一些指引和帮助。

    这样一批读者，才是大众文学批评真正需要面对的“假想读者”。知道自己在为谁写作，批评家才能调整心态，调适立场，调换笔法，真正介入到媒体—公众的话语场中。台湾出版人詹宏志在讨论“大众文学批评”时，指出这类批评有三个特性：(1)它不一定在方法或结论上有什么新的发现，但应当能为读者和同行提供严肃的参考，这要求它有一定的学术含量；(2)它有媒体的依存性，必须发表于一个大众化的媒体；(3)它面对的是新鲜而立即的出版市场，其评论对象应当很容易被获得。 [NextPage]

    被媒体选择，也选择媒体

    很多学者都觉得自己在一亩三分地上自耕自食，大众文学批评的效果，全是大众媒体选择的结果。“百家讲坛”选择了易中天，新浪博客选择了白烨，对学者的选择是由大众媒体的猎奇特性决定的。一个严肃的学者不大容易进入大众媒体的视野，更加不容易成为焦点。

    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大众媒体不会将学理性或权威性作为自己的终极追求，它们更在乎公众的反馈与认同，在学者与公众之间，他们当然会更倾向公众意见。

    可是，大众媒体并非铁板一块，学者也并非绝无选择。

    这里我要借用一个经济学术语“边际效应”，来说明媒体表达对文学批评的作用方式。

    所谓“边际效应”，是指消费者在逐次增加一个单位消费品的时候，带来的单位效用是逐渐递减的(虽然带来的总效用仍然是增加的)。边际效应并不一定从一开始就呈递减趋势，就如收集一套邮票，在集齐之前，每得到一张邮票，边际效应都呈递增趋势，最后一张的边际效应最大。之后再碰上重复的藏品，边际效应就又变小了。这里，存在一个“临界点”，以临界点为中心，可以画出一条山峰形的曲线。

    根据我的观察，文学批评在进入由各类媒体组成的“公共空间”后，其获利多少，也存在着这么一条“边际效应曲线”。在一定范围内，文学批评既葆有其独立性，它的影响力也随着媒体传播的扩大而相应扩大，从而影响公众的阅读状况和审美取向。而一旦越出这个范围，情况就完全不同。因为媒体有自己的意志，媒体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并非全属“合谋”。在文学批评越过边际效应最大化的临界点，其本身希望传达的内容，会因为“假想读者”与真实读者之间的错位，大大降低传播的效果，如果发生文学批评与“公众意志”逆反的情形下，媒体表达反过来会伤害文学批评。

    我们试举两起传媒/文学事件为例。一起是“韩白之争”；就文学批评的角度而言，白烨对“80后”的评价至少是一家之言，无可厚非，这样的文章出现在文学期刊，甚至普通纸媒的副刊版上，也毫无问题，但一旦这篇文章进入网络传播领域，又不幸被放在引人注目的位置(新浪博客与韩寒是此中的关键性因素)，它表达的观点，与网络世界反权威、重感觉的特性构成逆反，立即就遭受了铺天盖地的指责与詈骂。饶有意味的是，传统媒体在白烨关闭博客之后，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宣称“韩寒大获全胜”。这起事件，不仅对于正常的文学批评是一种伤害，对于“80后”、“文坛”、“批评家”等符号的定性也有极大负面作用。

    另一起事件是“梨花体”。诗人赵丽华的几首“废话体”诗被放到网上，掀起了对“梨花体”嘲笑、戏仿的狂欢浪潮。网民对“梨花体”的文化消费，同样满足了多数人对于颠覆权威、破解神秘的心理欲求，但这种完全不讲前提、不顾后果的群体性狂欢，完全遮蔽了诗歌界、评论界对于语言探索及诗歌多样化尝试，虽然有一批诗人、诗歌评论家出来为赵丽华辩诬，仍无济于事。这种看似热闹的诗歌消费，较之于冷落诗歌与诗人，对文学的伤害更大，它促成了公众对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定性想象。

    要避免媒体表达对文学批评的伤害，文学批评界必须自我掌控文学批评传播的范围与途径，严守文学批评的边界。为什么还需要文学批评

    为什么学者还要辛辛苦苦地从事大众文学批评呢？

    呼吁一种独立的、合格的大众文学批评，从根本上说，是为公众文学阅读提供一种制衡作用，借以对抗三种负面的影响读者的力量：(一)作者的自恋；(二)媒体的“专制”；(三)广告的“暴力”。

    前一段，我参加了一个公众文学阅读调查，结果显示，真正无从选择的，是那些消费当代文学的读者，抵达他们那里的当代文学信息，片面，混乱，变形。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没有一名消费者能作出明智的选择。

    正是由于许多专业批评家对大众文学批评的不熟悉与放弃，导致大众能够看到的，多半是出版商出资收购的鼓吹文章，与媒体基于自身利益提供的购买指南，从而出现公众对当代文学的想象严重偏差，这对提高公众阅读水平极为不利，反过来也会降低当代文学的创作水准。

    从这个角度来讨论“垃圾场”的命题，或许不能说这块地域里一无是处，而是标准淆乱不清，好歹人言人殊，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场”的老师们，不要只顾着放狠话，切实地做一点事，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一同来沙里淘金吧。不要忘了，捡垃圾，可以捡出一朵金蔷薇，也能捡上福布斯富豪榜。

  (编辑：许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