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春和
汤松波在完成了省际分封的文化描述、二十四节气的古老时光聆听之后，又把诗意的文化想象构筑在“多元一体”（费孝通语）的现实格局之中，从而开拓性地把这种现实政治意志进行了登峰造极的诗意化安排。汤松波笔下的“东方星座”是由于地缘政治、部族关系、历史交融、国族观念、多域文化、国家意志等多重复杂因素重叠而成的“合理”图景，并用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对政治概念上的“国家”进行了爱国主义化约。为了构筑宏大的历史主题、现实意志和未来图示，汤松波自然考虑的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逻辑推演，放弃规范性价值追问可谓躲避当下局限的一种路径。在这种灿烂的、铺张的、文化的描述之下，“东方星座”成为了一簇只盛开鲜花的云团，任何历史符码都是参与其中的认同性力量，他的笔下每一种力量又都是前所未有的、怀抱内在号召的幸福和微笑。“东方星座”让我再次体验了其中浪漫主义的建构气质，流淌着千年不朽的族性文化，拒绝着当今异域价值的浴风沫雨。不但是一种现实意志合法性的强调，还是在想象性价值上对于族性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利益指向及其利益配置的关怀。因此说这本诗集不应该仅仅放在严格的诗学意义进行考量，其中的浪漫气质、意志张力、族国担当、革命情怀和拒绝对规范性价值的回眸都让我感到它跨越了诗学的边界。它迥异于当代以来的诗歌阅读经验，它是刷新的、是令我们目瞪口呆的燃烧起来的语词聚合。
“东方星座”表达的是一种认同性政治建构的现实意志。与参与性政治建构和分配性政治建构不同，认同性政治建构在中国主要有它的历史需要和现实需要，各族成员的国家认同才是现实政治的利益基础。因此，在现实政治构建过程中即有对于族性文化身份的政治模糊，又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对于族性历史、文化渊源和价值偏好的妥协。虽然不能看作是现实政治的利益取向，但也是现实意志在当前条件下的一种政治曲线，因为任何族群之间、族群与族国之间利益平衡的打破都将是国家框架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因此，汤松波在诗中浓墨重彩地给予了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合法性和文化合法性，正是不同族群的历史和文化合法性的存在才构成了现实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这不仅是利益共同体的形式架构，还是共同体在历史形成过程中逐渐历史化的客观事实。在一系列的历史风险面前放弃合法性建构、参与性建构和分配性建构的追问已经是一种族性传统，传统所带来的习惯面前，利益的风险规避往往会消解了规范性价值的深度置疑。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身的血缘、神话、信仰、文化习俗和价值偏好，每一种族性文化符号的传承不仅有着族性认同的历史动力，还是族性自身归位、界限于其他族性的独异性表达。然而“东方星座”的形成是对一组族性特异表达的整合，它的价值共识是利益机制的建构，从而通过非政治化的目标合并，最终既实现泛政治化的利益追求，又回避了族际之间、族际与共同体之间的龌龊和纷争。汤松波在诗中贯穿始终的热情其实是一种梦想的号召，这里不仅有着鲜花填满历史往事的美好记忆，还有着自身对于族性与共同体之间的和谐嘉许，同时在诗中嵌满了对于历史遗憾的想象性修补。在“东方星座”中这一云团的形成似乎是造化之功，让每一族性都开出独异的颜色都是为了对于云团的装点，而每一花朵的向心之力便是历史传承、现实利益和未来期许。诗意化的“东方星座”又是对于拒绝遗忘的立场的放弃，同时又逃离了美丽灾难的瑾慎意识，只留下对于现实开放领地的执著和热情。于是在这个巨大的东方云团中看不到任何压迫性悲剧，每一朵鲜花的盛开不但有着历史根基的支撑，还有着共同意志的全面拥抱。当然我们并不是希望看到共同体之内的文化恣意，也不是要求共同意志的形式软化，而是在此惊叹于汤松波用文学之笔解决了“多元一体”的结构性难题，为我们呈现了一种政治隐退的星云范式。历史以来“多元一体”一直成为政治试卷中的费解难题，在处理族性文化与共同体利益之间的帕累托效率一直成为政治智慧的挑战。虽然现在的行政变迁已是沧海桑田，但面临的个体与族群、族群与族国问题与两千年前相比并无实质不同。如果说历史中的族群竞合是战争威胁、自然风险、权力扩张等多种因素的结果，那么今天星云的壮观显然增加了进步性程序。原因是现代社会早已走出了单一中心的、刚硬和固定的、统一和普遍的国法压制时代，公共治理由于众多的社会子系统的形成造成了功能分化。如此一来，由于信息和政治成本的限制，任何社会共同体也不得不去发挥族群系统的自治功能。所以说，现实中族群文化的灿烂异彩并不能完全说明现实意志的时代文明，而是现实意志利益权衡之后的公共选择。看来，汤松波深谙这种当代利益的主体角力，只有在一定场域内实现主体间性才能避免公共利益被多元利益肢解的危险。由于族群的历史任性致使其文化偏好在任何时代都可能斗志旺盛，甚至以蔑视一切世俗利益的方式存在，从而造成挑战公共利益的主要因素。如果平衡这些利益因素远非靠爱国号召能够有效解决，虽然单个族群并不去过多拷问利益共同的先验正义，但文化张力则是多元一体结构的主要预设。所以汤松波在诗中淋漓尽致地张扬了每一个族群的文化构成，诗意地表达了族群参与建构的文化权利，最后把共同体文化的灿烂归结于民族主义的驱动。
“东方星座”又诗意化地回应了每一族群的权利诉求，将其纳入社会正义与资源的公平分配，以此检验意志合法性与政治统治的等值对应。如果说消解族群权利扩张是为调控社会的必要抑制，那么回应其权利愿望则是诗人笔下的善意想象，是在开放的想象体系内追求愿望与诗意表达的逻辑统一。在诗歌中处理这一宏大的建构性命题肯定是一种惊心动魄的修辞历险，但注重个体权利、回应族群权利又是诗歌发生的基本人文底线，因此可以说汤松波的姿态是一种新的挑战性努力。历史以来的每一族群都为着个体以及族群的文化标识而生存，这是在任何旗帜的光照下而不容回避的事实，为权利而争斗则是人类的天命。鲁道夫·耶林强调“斗争是权利的天职，它应该总是在保障着和服务于享受。‘你应当累得满头大汗才吃到你的面包’。此一格言与另一说法具有同样的真理性;你当在斗争中发现你的权利。从权利放弃作斗争的这一刻起，它就放弃了自己。”正如市场交易的目的在于取得标的物以及标的物上的物权一样，个体权利的争取完全动力于个体对权利的拥有，权利的让渡又是另一种意义。这种诗歌理念的表达其实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现代宪政认为民事权利是价值的起点和终点，正如权利是人民参与和控制政治权力以保障民事权利的途径。在整个“东方星座”中如果忽视了这种每一个族群的民事权利，仅让其在云团的组成中开成一朵花的愿望往往会事与愿违，甚至发生在利益拥挤点曲线之上的争议危机。只有在建构“东方星座”时兑现其文化承诺、民主承诺、自治承诺、公共福祉承诺才是对集合预设风险的真实回应，才能同步于现代社会和公共权力的结构性变迁。因为仅仅文化权利、历史权利的强调还不足以解决现实利益的族际平衡，由于族性的文化张力会出现非程序化的心理冲动及外部运动，个人的自觉人格被淹没的同时秩序与意志的维系会骤然消失。汤松波不仅在“东方星座”中强调了每一族群的权利偏好，又使每一族群的权利诉求保持了平等。最为可贵的是共同体的权利并不是族群权利的简单加总，而是在每一族群权利伸张的同时对于公共利益和公共权利的调适。因为任何硬性的族际利益整合往往会引发激烈的合法性争议，只有在利益驱动下作出的公共选择才最接近于我们愿望中的正义。但是，任何族群与族群之间、族群与共同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一直就是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证诸历史，族际与派阀均衡就成为“多元一体”结构始终面对的法治选择。具体在汤松波的诗中无法展开这样理性和逻辑的制度探讨，况且理性和逻辑又是埋葬诗意的坟墓。但“东方星座”意在用另一种语言维度洞开这样的规范性价值欲望，意在使“东方星座”在一种温和的、文学化的诗意想象中拥有美丽的逻辑盛装。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历史事件等多种原因致使诗歌已逐渐逃离了公共主题，当然其中进入心灵深处的话语立场在任何时候看来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是诗歌对历史和地域主题的疏离则显出传统诗歌精神的萎缩，尤其在炫技性写作的擂台赛中我们无法见到诗歌应有的自由。相对而言，汤松波近年来一改八十年代个人写作中的灵山秀水，而是把笔触放在了更加辽远的时空格局，从此释放久违了的浪漫主义情怀。他除了在历史与文化之中的独立穿行之外，还把诗意的关注重点投放到现实关怀。今天他对于五十六个民族的巡礼式吟咏我们不能将之简单地归结为平面铺排，而是在更大的诗意构想中完成着一种与历史文化的对接。由于人在本质上又是不断追求意义的存在，所以无法满足于公共权力的阶级化以及资本的肆虐对于意义世界的吞噬。对于任何一个成熟的诗人来讲，在意义空间逐渐失落的语境中他已经无法安心地为自己写作，或仅为几个亲人写作，他的突围定然受到流行诗坛与后现代语境的双重围剿。因为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的主流诗坛在“怎么写”的诗技训练之下已经完全犬儒化了，另一个极端的语言症候便是对于诗歌传统的“非此即彼”。汤松波能在世俗主义的裹挟下杀出重围，同时又冒险进入这种宏大现实主题的创建框架，不仅需要一种文本勇气，更主要的是他搁置了诗意价值的深度质疑。为了抒写一个云团的整体记忆和整体想象他把所有个人的细微经验、知识谱系和个体感受全部纳入了这种多元一体的结构之中，让文本模式完全超越在个人的私利算计之上，尽管私利算计是每一种社会动力的逻辑前提。因此说他的诗意关怀并不仅仅是建立在认同性的意志结构之上的现实需要，还是一种个体的族群利益关怀的权利需要，更是一种诗歌表达合法性的文本需要。尽管在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合法性”并不是一个法律范畴，而是指社会成员对其共同意志自愿认同的心理学范畴，正由如此，诗歌的诗意表达则无法完全拒绝现实意志合法性的价值考量。
萨义德在论述《东方学》时曾经强调：东方并非一种自然存在。它不仅仅存在于自然之中，正如西方也并不仅仅存在于自然之中一样。我们必须对维柯的精彩观点——人的历史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他所知的是他已做的——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且将其扩展到地理的领域：作为一个地理的和文化的——更不用说历史的——实体。“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汤松波在“东方星座”的文化权利、历史权利与族性权利的建构中溶入了一种朴素的理想和道德情怀，这不仅是他多年来言说方式的转向，还表达着构建社会和谐的现实立场。但愿这种浪漫主义情怀没有构成对文本诗意的淹没，因为用诗意进行这样的现实格局建构是前所没有的。这不仅考量我们的阅读习惯、诗意感悟、间性耐力和想象维度，还是对我们的文本批评提出的跨越文本范式的挑战。近几年来，汤松波已经完全从词语的玩味中解放出来，相对于八十年代的激情燃烧来说又是一次同位上升，只是今天的空间更阔大、更辽远、更能背负历史的重托。在此，应该与机会主义者划清界限的是汤松波在语言努力上一直沿用了同一纬度，与同时代诗人的前卫或媚俗相比，汤松波一直保持了八十年代的理想和热情。作为诗歌来讲需要这份真挚，不管他执著的道路如何，那怕为我们提供了试错的例证。但毕竟真诚对于诗坛来讲已显得弥足珍贵，这种不息的理想情怀在沉寂成词语化石的诗坛更像是一把燃烧的火炬。
（编辑：范文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