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燮君

    “戏从史出”理应遵循“历史规律”，“千古绝唱”不能离别“历史跌宕”，“说史钩沉”应该凝聚“历史智慧”。　　

    近年来，在戏剧、电视剧和电影等文艺领域，历史剧和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十分活跃，金戈铁马卷起史尘，浪漫诗情吞吐前人，帝王宫廷消遣历史，恩恩怨怨穿越虚实。出入历史，良莠不齐；各家评说，见仁见智。学界和文艺评论家对历史剧的概念、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史”与“剧”的解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各抒己见。乐观者认为，“凡历史剧，都姓剧，剧即戏也，是戏就不是历史真实，不以传播历史知识为首要功能，戏剧是艺术作品，艺术作品便可由艺术家以自己的体验与感受去认识历史和诠释历史，虚构情节，构思艺术形象。”抨击者指出：“时下有相当所谓的历史剧作，在营造历史环境与时代背景时缺乏历史常识，或没有历史根据，在结构情节与塑造人物时，胡乱编排，随意褒贬，既违背历史，又不合情理。”

    以历史的名义“出入历史”，理应肩负起责任。

    一是“戏从史出”理应遵循“历史规律”。诚然，“史学叙述”与“文学叙述”不同于“历史本体”，“历史剧”也有别于“历史真实”和“历史叙述”，但是既然是“戏从史出”，理应依托历史，遵循历史规律。“艺说历史”不是“调侃历史”，“戏从史出”不应颠覆历史。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认为，后工业社会的中心是组织新技术，从商品社会向消费社会演进。法国思想家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说到，这个崭新的近代埋葬了传统的历史，但这些历史却作为特殊的符号供人消费，这种历史“不是产自一种变化的，矛盾的，真实经历的事件、历史、文化、思想，而是产自编码规则要素及媒介技术操作的赝象。”有的学者尖锐地指出：“在全球化的浪潮滚滚袭来的当今时代，随着以消费、娱乐、休闲为时尚的大众文化的全面飙升，历史也成为一种抢手的文化商品进行着赤裸裸的拍卖与消费。”应该警惕“消费主义”建构的“快餐文化”对历史严肃性的消解，“娱乐时代”的“戏说历史”对于历史规律的无情远离。戏从史出，理应遵其规律；出入历史，应该以史为鉴；熔铸古今，还当尊重史脉；文艺创作，不忘负起责任!

    二是“千古绝唱”不能离别“历史跌宕”。以正确的历史观进行文艺创作，不能让历史人物游离历史环境，不应让历史故事进入“虚拟状态”，不该让历史轨迹脱离历史脉络。上海昆剧团的四本昆剧《长生殿》实现了300多年来完整演出全本《长生殿》的文化夙愿，可谓“笛韵婉转传经典，一曲霓裳显绝恋，民俗风情拨唐弦，跌宕史诗埋艰险。”与之前吟咏的李杨故事相比，《长生殿》“去掉‘奸情’，只保留‘爱情’”，显然，已走出了“历史的真实”，进入了“艺术的角色”；同时，又进入了“历史的跌宕”，构建了“千古的绝唱”。《长生殿》之所以能超越在它以前的同一题材的作品，除了“摆脱了困境”，完整地、艺术地、传统地提炼和叙述了李杨爱情故事外，还直入“历史的跌宕”，“对野心家安禄山、大奸臣杨国忠的描写异常成功”，展示了安禄山和“安史之乱”的历史场景。在全本《长生殿》中，李杨爱情故事线清晰动人，“安禄山和‘安史之乱’是造成唐王朝由盛到衰、帝妃爱情悲剧的原动力，在演出整理本中，凸显了它那贯穿的、跌宕的、快节奏递进的戏剧性，以及特有的浓烈和强悍场面。”正是李杨爱情故事和历史跌宕的“双线并行”，“两条线索互为经络和血肉，舞台呈现完成了长眠300年的剧作家洪昇先生的夙愿。”

    三是“说史钩沉”应该凝聚“历史智慧”。“说史钩沉”的文艺创作还应艺术地反映文明的成长和历史的智慧。“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智慧，能够启迪新智。话剧《商鞅》在历史悲剧中智慧地倡导改革，昆剧《班昭》在大寂寞、大悲哀中智慧地画出了“从来学问欺富贵，真文章在孤灯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肖像，京剧《廉吏于成龙》智慧地表达了中国百姓对于清廉为政的向往……成功的实践为历史剧和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如何凝聚“历史智慧”、肩负起历史责任提供了引人入胜的智慧。
　　　　
  （实习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