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玉圣

    今天，公元2009年3月11日，是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先生飞往新疆石河子大学任教的日子。

    对于他要到石河子大学支教的消息，卫方一直保守着秘密。因而，很多朋友都被蒙在鼓里，据说连他的老领导和朋友朱苏力院长也是如此。我自己之知道卫方要去石河子的消息，是在3月8日，当时的心情相当复杂，无以言表。第二天，3月9日傍晚，我刚刚讲完一下午的课，一开机就收到赵国君先生的短信，当时热心的国君正在张罗为卫方饯行的晚餐聚会。我当然得去。在往聚会的路上，又短信邀请我和卫方共同的好友满运龙先生和宋绍富先生。在北京，哪怕是好友之间的聚会，也大都是提前两三天预约，因为大家都不是有闲之人，除非特例，是很少当天张罗聚会的，怕的就是时间排不开。结果，运龙在天津出差，绍富是先参加了一场朋友的聚会又特地赶过来的。我因为住远郊，待赶到蓝旗营时，饭局已经开始了。其中有周大伟、许志永等老友，还有几位不曾谋面的新友，看得出来也都是“鹤粉”。

    酒是大伟带的地道的茅台，菜是可口的湘菜，我一直吃个不停（因已戒酒，只是象征性地喝了一点点儿）。整个饭局，两个多小时，但除了象征性地互相敬酒外，我几乎没有说话，连卫方也觉得我有些沉闷。其实，自己不光是沉闷，还颇有一些抑郁。

    和卫方认识、交往，已经超过十年了。在跨学科的朋友中，卫方是始终给我关心最多、支持最大的兄长之一，我也由衷地钦佩、理解卫方的事业和人生追求。除了法学教学和研究外，和同辈法律学人相比，在我这个非法学的人看来，卫方有其与众不同的三大特殊贡献：

    第一，办刊。除了和刘军宁先生等合作主持《公共论丛》外，卫方还先后多年主持编辑《比较法研究》和《中外法学》，并分别将其打造成中国的法学期刊重镇，有口皆碑。以学者的身份而办学刊，如陈平原教授之创办和主持《学人》和《现代中国》、许章润教授之创办和主持《清华法学》和《历史法学》、刘东教授之创办和主持《中国学术》、邓正来教授之创办和主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荣新江教授之创办和主持《唐研究》等，均堪可称道，但这些均为以书代刊式的连续性学术出版物即学术集刊。与相对比较自主、自由的学术集刊相比，如何把体制内的刊物办成名副其实的学刊，卫方无疑是首开风气之先行者。

    第二，编书。除了参与策划《外国法律文库》《当代法学名著译丛》《美国法律文库》等大型丛书外，卫方还主持了《司法文丛》《上海三联法学文库》《宪政译丛》（与梁治平合作）以及《比较法学丛书》（与高鸿钧合作）等法学专业丛书。

    第三，启蒙。不光是在法学界，即使是放眼整个学术界，卫方恐怕也是做讲演最多的学者。在大学里讲，在律所讲，在法院讲，在部队讲，在中学里讲，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东西南北中，都留下了这位操着南方普通话、潇洒倜傥的山东汉子的足迹。无论是讲司法改革还是宪政理念，以学术回报社会，以智慧启蒙大众，都显示了卫方这位布道者独一无二的古道热肠、赤子情怀。他的《复转军人进法院》《三六九等说教授》等名篇，声名远播，堪称经典。

    学界中人，尤其是法学界，特别是那些功成名就者，往往取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相比较而言，自称“口蹄疫患者”的卫方，本乃谦谦君子，却特立独行，常常因仗义执言而“总捅娄子”（简称“总统”）。对于一塌糊 涂网站被关的抗议、罢招研究生的声明，都是卫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与抗争。对于周叶中师徒剽窃案，卫方也是为数不多的立场鲜明、公开持批评态度的法学家（此外还有方流芳教授、许章润教授）。在维护学术正义的同时，他也招来了明枪暗箭。作为朋友，在为他而深感自豪的同时，也总是为他捏一把汗、担一份心。

    本来，卫方是决意要“孔雀东南飞”的，而且已经在钱塘江畔购置了新房，还辞掉了北大的教职，但莫名其妙的是，本已签约的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终于还是未能履约。由此而使卫方事实上处于准失业状态，并引发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后来，在去年的12月9日，卫方终于又回到了燕园，戏剧性地从老教师变成了新教师。至于浙大何以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坊间虽有各种猜测，但终归无以对证。终于，卫方在重返北大未久，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被学校冠冕堂皇地派往石河子支教。由此，“流放新疆”一说，遂不胫而走。

    其实，新疆是个好地方。浩瀚的沙漠，吐鲁番的葡萄，伊利的牛奶，鄯善的哈密瓜，库尔勒的香梨，还有喀纳斯湖、楼兰古城、天池，能歌善舞的新疆姑娘。而且，据说石河子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热情好客的山东人。卫方此行，乃独自远赴西域，但以他的谦逊、热情，相信西出阳关仍有故人。

    卫方执教石河子大学，很可能是给石大做的最好的免费的广而告之。知道卫方者，也就连带开始了解和关心起这所内地所知寥寥、地处北国边陲的的大学；而且，石大的莘莘学子有福了。只是苦了我们这些仍然混在京城的难兄难弟，要想和卫方一聚、把酒当歌，就不是那么方便了。

    呜呼！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