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潜

    历史有新旧递嬗之趋向，人生有起转承合之走势。

    回想自己跨入大学以来，已有整整二十七个年头。这些年，虽说偏处一隅，但因怀揣了一份孜孜向学之心，以书信为媒，牵引着我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地认识世界，丰富人生，拓展心灵，更让我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由此结识、遇合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师友，并从中汲取滋润生命的质素和养料，由此获致了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

    藉此将自己一路学步的粗浅痕迹稍加梳理，既为勉己，于后来者亦庶或可鉴。就此散漫随想，东鳞西爪，权且敷演成篇了。

    一

    落笔之初，想起了亭林先生顾炎武。要说我与史学的最初结缘，当从识得顾炎武而起。

    套用现代话说，顾炎武是我的老乡。地处昆山东南的水乡古镇茜墩（又称千墩），留下过亭林先生“入则读书作文，出则登山临水”的青春年华。儿时的记忆里，我对古巷幽弄中的南北顾宅毫无所辨，但对这位大名鼎鼎的思想家已有所耳闻。

    不过，真正了解其人其事，迟至寄居古城常熟，就学苏州师专（今常熟理工学院前身）的时候。在读大二的1983年，多半是出于乡谊之故，我托好友姚群民从苏州大学图书馆借得一本《顾亭林诗文集》。本来只是随便翻翻而已，未曾想竟一下子着了迷。亭林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居一处，则习染而不自觉。”又说：“昔日之得不足以自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虽说三言两语，可对求学中迷茫和困惑的我，顿有豁然开朗之感。由此，顾炎武成了我第一个亲密接触的历史人物，也成了我喜欢历史的第一个切入点。

    渐趋渐入的学习，很快印证了“学，然后知不足”的古训。顾炎武一生笃志经史，崇尚实学，主张博学于文，明道救世，认为“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于诸经群史、历代典章、河漕兵农、天文舆地、艺文掌故、音韵训诂无所不究。其宏深淹博的思想和学问，让我如坠云雾，半知半解中无所适从。看来，知人论世，还得由点及面，先从明清段的历史加以铺垫。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借来了孟心史、谢刚主、郑天挺、王重民、傅依凌、戴逸等史家的专著，找来了明清之际的不少野史笔记，亦找来了全祖望的《鲒埼亭集》选注本等读物，比照参阅，抄史料，摘论文，日积月累之间，卡片竟积了一大堆；一本由谢刚主所著《增订晚明史籍考》被我当成按图索骥的必读工具书，几乎翻了个遍。那时候，馆藏的相关资料有限，而且借阅不便，我便就近常熟图书馆设在虞山东麓游文书院的古籍部查阅。不知怎地，初次闻到线装书那古色古香的味儿，居然让我越发喜欢古书古文。犹忆当时独自在寂静的阅览室翻阅查找，想着一墙之隔安有一处传说中的昭明太子读书台，院内竹木扶疏，偶有细雨淅沥，雨打芭蕉，感觉深处，似与古人有了可感可温的心灵对应。

    有所思，便有所获。先是由史家柴德赓（青峰）先生的《史学丛考》及清人笔记《天咫偶闻》中，辑得为《顾亭林诗文集》所未收的三篇遗札佚文。考证确实后，我把它抄寄给了编纂该集的四川大学中文系华忱之先生。不久，华先生来信给予肯定并惠赠宏编一册。从此有了我与学界中人的第一次书信往来。记得有一回，我向先生探询顾氏友人任钧衡等生平事略，先生旁征博引的学问功底，嘉勉后学的学行品格，着实让我感佩不已。渐渐地，有了写文章的欲望。开始写的一些东西，如呀呀学语，自己不满意，更不敢示人，总是屡写屡弃。直到一篇题为《顾炎武与山东之行》的稿子，写了大约七千多字寄出，本来也未抱什么希望。事隔二个月后，却惊喜地收到编辑部的来函，建议将文字压缩至五千字以内再寄回。那一刻的我，欣奋之情溢于言表。可要修改文章，我又不免犯愁了。初学懵懂，哪里懂得史料的取舍自如、论证的严密圆正，总觉得字字句句都是那么舍不得删改，一拖再拖后，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二

    不过，经此一遭，却亦增加了我的勇气和信心。只要文章有了自己的见解，总会得到别人的认可。恰在这个时候，读到亭林先生对私淑弟子潘耒的忠告，以为读书不多，不可轻言著述。此言有如醍醐灌顶，转觉迷悟。初涉文史园地，岂能急于求成？要紧的是历练自己扎实的基础和宽厚的学养。

    此后，我不再轻易动笔了，而是一头扎进史书堆里，汲汲于博观厚积。一年过后，读了荀子《劝学篇》所云“真积力久则入”，确切地说是读了严复集里的一段文字，我终于若有所思地给自己改“头”换“面”，取名“沈潜”。

    记得严复在一篇《论世变之亟》的著名政论文中说过：“取人人尊信之书，使其反复沈潜，而其道常在若远若近，有用无用之际”。当时的我不求甚解地望文生义，感觉饶有兴味，古音中“沈”与“沉”相通，与“浮”相背；“潜”与“藏”相连，与“显”相对。“沉潜”一词整合起来，意在保持一种“沉”的状态、“潜”的心境。扪心自问，向学如我辈年轻人，不正需要这样一种“沉潜”的精神磨砺么？考求历代文献，《诗小雅》曰：“潜虽伏矣。”《尚书洪范》有“沉潜刚克，高明柔克”之说。《说文解字》注：“潜，涉水也。”后人引申“没水以涉曰潜”。明人吕坤《呻吟语》有句：“沈潜之人多幽兴，其诗澹，读之令人寂静，动深远之思”，将“沈潜”与“疏狂”、“清逸”、“冲澹”并称为诗作的多种不同风格。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曰：“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民国印光法师更以“沉潜杜默，则其益无量”示勉弟子。

    要说顾炎武倡导学术必须有关当世之务，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弊病。其考古证史，辨真伪，明正误，审源流，释疑义，钩玄稽沉，辑佚补阙，正是体现了扎扎实实的沉潜学风。

    “沉潜”的真义所在，应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生活态度。沉潜与张扬，本是生命情境中相辅相成的个性组成。也许，年轻的生命最渴望率性由真的张扬，但张扬的个性里更需要养深积厚的沉潜。尤其为学之道，学步之路，最少不得按一颗“沉潜”之心。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一如人生的起伏。沉潜中，以寂静的内心与尘世喧嚣保持距离；沉潜中，以甘坐冷板凳的精神蕴酿涵泳。唯有此，才可能避空疏之学，行笃实之功。但处当今充满浮躁的社会，沉潜的坚守，需要“涉水”而行、“蛰伏”而为的勇气和毅力。选择沉潜，难免要在孤寂中历练，忍受沉潜的落寞。但能在沉潜中倾听自我的心音，不随时尚而迷从，不因困顿而沮丧，博观厚积，内敛涵养，方能彰显从容的人生。

    如此看来，沉潜是一种境界，远非我初学者所能企及。但有皈依沉潜的向往，生活的每一天都觉得格外充实。从此，书真正地溶入了我的生活，求知的渴望一发而不可收。古人曰：“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从浮光掠影的泛读到慢吞细嚼的精读，从专业外的积累到专业内的开掘，每一本好书，都是一位可以对接感应的知己，都有一颗能够相启共发的心魂。就说读顾炎武诗文的体会，洋溢作者笔下的那种情境、气势和精神，着实让我深深得入迷，由此推而广之地浏览当时其他人的文集，越读开去，越能体味那段鲜活的历史、那些元气淋漓的个体生命。一个农家弟子，在书海里遨游，书林中漫步，不知不觉间，潜移默化地染了一身浓浓的书卷气。

    三

    遥隔三百多年的顾炎武，在我循诵先哲遗编及时人评论后，愈益感到了形象的丰富与生动、真实与亲近。生当明末清初的历史鼎革时期，顾炎武抱匡时济世之志，践坚苦卓绝之行，其生前留下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和《音学五书》等名著，酬古通今，发人未发。凡此个中堂奥，虽绝非我能深得其解，但读他自称“采山之铜”的力作《日知录》，短则九字，长则五千字，一千多个条段至博且深，精详不苟，让我从中懂得了卡片的真正价值不仅在量的增加，更在于质的提炼。至于亭林“广师”海内，交遍大江南北，“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的踪迹，更让我明白了得江山豪气之助、得师友问学之助的重要。

    正当我面临大学毕业的最后阶段，一个偶然的机遇，铸就了今生难忘的远行。

    话说1985年初春，当时的上海《书林》杂志刊登了赵俪生先生《我为什么总在写顾炎武的传》一文，文章既表达了对顾氏其学其行的崇敬，同时认为其学行相通是很多学者没有充分认识的。早先拜读先生《顾炎武传略》、《寄陇居论文集》等论著，其独特的思想个性和研究视角，让我深受启发，又暗自心仪。读过此文，心同所感之下，我不揣冒昧地给先生投书求教，信中坦陈了自己学习中的一些所思所想。未料一周后，先生随即寄来了热情洋溢的来信。信中把我视作志趣相投的忘年朋友，邀我利用寒暑假日去他家里读书，住吃免费；并准备将所藏亭林友人的诗文集让我统统读过，做出笔记。先生还告诉我曾先后两次来过常熟，第一次参观了曾家花园和赵家花园，其中对曾园碑刻长廊内伊秉绶所题“古之遗爱”四字印象最深；第二次则在游文书院读了三天书，又去城外看了王石谷、柳如是、钱牧斋、曾朴、翁氏父子、黄大痴（公望）的墓。展读先生书信，喜出望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过后不久，先生又多次赐函，关询我毕业后的志向，勉励我打好基础，学好理论。赶在当年盛夏，承蒙学校和亲友的资助，我终于第一次来到了西北。

    陇上远游，注定是我一生无法忘怀的记忆。且不说一路扑面而来的风景让我大饱眼福，更有与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历史学家对晤交谈的情景，至今犹在目前。循着先生函告的方位示意图，我来到了毗邻兰州大学的先生寓所。在其客厅兼书房的宽敞居室里，先生出示了新著《顾炎武与王山史》的手稿，出示了王山史《砥斋集》、李因笃《受祺堂诗集》、傅青主《霜红龛集》等珍藏刻本。短短十多天，我所沐泽到的，不仅是先生谆谆教诲的话语，更有先生卓然特立的人格魅力，堪称二十世纪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其人其文，已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广泛推崇。不慧如我，又何其有幸得前辈之垂爱？！看来，与先生缔结的这份忘年交谊，正有顾炎武从中媒介呢！如今，斯人已逝，遗泽犹在，先生以顾亭林、钱牧斋等诗句书赠的对联和条幅悬诸舍下壁间，每天朝夕相对，感物会心。但有友朋远近而来，见我珍存的近二十封先生遗墨和多种题签专著，听我道出老少相识的感人故事，无不为我的际会因缘而欣羡，更为老一辈学者扶携后进的品格而起敬。 [NextPage]

    让我感动的还不止于此。

    那一年的深秋，一封寄自复旦大学的来信，又一次让我喜不自禁。此前，因拜读著名文史学家、书法家王蘧常所著《顾亭林诗集汇注》时，偶见其中顾氏别名的笺释有误。虽为小识，我又不敢放失，于是惴惴不安地写了信去。没想到，时隔半年，先生竟抱病给我复函，既以“少年好学，欢喜无量”相勉，又以“赅洽”之辞对我的考证表示赞同。细看先生落款“深夜”的章草体墨迹，怎知他已是年逾八旬的老辈！字里行间，先生绝不以权威自居，谦虚诚挚、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令人由衷钦佩。较之当下学界浮夸、虚饰甚至造假之种种怪现状，夫复何言呢？先生谢世已有多年，每瞻遗墨，试想当年先生体弱多病，为此中夜伏案的情景，该是何等的虚怀若谷！所以，事后虽有爱好收藏名人书札者向我高价索购，岂知于我是一笔相伴终身的无价财富呵！1986年，我以《顾炎武别名小考》为题，据以《柳南随笔》、《蕉廊脞录》等史籍的有关资料摭拾成文，并承《文学遗产》1987年第2期发表。这篇不足六百字的短文，成了我最早见为铅字的习作。虽然微不足道，却有自己弥足珍视的馨香回忆。

    四

    学步之路，倘若坚持不懈，终归愈走愈宽广。但个中艰难困苦总会不期而遇，在所难免。

    1986年9月，我报考了华中师范大学助教进修班，所学攻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生课程。但在当时，我的心思全在明清史方向，确切地说是对顾炎武的兴趣。

    在先，借阅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谢刚主的《顾宁人学谱》和张舜徽的《顾亭林学记》，其中对顾氏交游均给予了相当关注，并各有不少论列。受此启发，我便循其诗文集里提到的人物，试着加以全面考索和梳理，为此先从顾炎武在昆山、常熟、吴江、吴县、太仓、嘉定等周边地区的交游逐步做开去，积了近二十万字的札记。兰州之行与赵俪生先生谈及于此，先生以为缘着顾氏友朋的若干线索，可以追寻出很多东西来，其中未发之覆多多。这就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所以，临行武汉前，我发愿写一本《顾炎武交游录》的书稿，想利用进修时期努力完成。抱此心愿，也就不难想象，到了武汉后的我对近代史还根本说不上有什么兴趣，主要精力几乎全都集中于此。

    说起当时的这部书稿框架，计划中除总论概述外，按区域分江浙皖、闽粤湘、赣鄂豫、晋冀鲁、陕甘宁等部分，次第展开铺叙。为此绘制了顾炎武交游路线图，编制了交游录所涉人名笔画索引，并整理了三十三种清代传记有关人物索引。据以来新夏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张舜徽的《清人文集别录》和《清人笔记条辨》所提供的相关线索，我先在华师大图书馆查阅；后来听说湖北省图书馆藏有不少珍本，我便去办了阅览证，并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甚至请了假，缺了课，几乎天天往那里去，泡在馆内披览搜寻。由于不少古籍没有标点，每次抄录时先要加以句读，然后落笔。因此，一天下来眼花手酸，却又抄不了几页。印象中，一本张穆的《顾亭林先生年谱》，花了二十来天才抄毕。就这样，自秋徂冬的前后近半年内，总共手抄了七本资料。虽说为此苦为此累，但在自觉不自觉间，“甘坐冷板凳”的精神亦因此愈磨愈坚。

    有幸的是，在外求学的一年半里，我又结识了时任中国历史文献学会会长、著名历史学家张舜徽先生。

    原来，就在我从常熟去武汉后不久，赵俪生先生知我所向，遂向华中师大文献所张先生推荐。先生接函后，当即拄了拐杖来历史研究所找我，但因报名表上用的是我的学名，先生不得其详，又往学校注册部门探询，结果“查无此人”。事后，赵先生将张先生的复函一并附寄给我。惊诧之余，我赶紧与先生取得联系，并预约往先生府上探访。近一小时的晤谈间，先生对我用功于顾炎武极表赞赏，当即开列了一些文集、笔记，建议我去文献所查阅，并就我请教宋明理学、乾嘉汉学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此后多次在路上与先生邂逅相遇，先生常问起我进修的学业，问起我在省图书馆的资料查获情况。回想桂花飘香的华师校园里，先生的瞩望和关切，一直是推促我孜孜向学的动力。

    大约1987年夏天，为应付所修专业的课程论文，我不得不将顾炎武课题搁在一边。后因业师唐文权先生对我所写关于近代文化团体南社的论文多有称赏，触动了我的兴趣转向，这一转，便是整整十五年。如今，对顾炎武再也无暇无力顾及，但心里仍有一份挥之不去的情结。每每看到相关论文论著，总要浏览一番。前年读到赵园新著《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竟至于爱不释手；几年前读到周可真所著《顾炎武年谱》，既为作者用力之勤而敬佩，亦为我当年的半途而废而惭愧，更感叹于自己迄今没有象象样样写过一篇有关顾炎武的文章。

    不过，这似乎并非至关重要。

    在我看来，与顾炎武结缘的几年里，由其人其文逐步推开去，终究使我打下了一点粗浅的文史底子，亦在为学为人方面悟得了一些济助人生的道理。就像鲁迅在《华盖集》中所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可以说，借以明清野史笔记的大量阅读，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我对历史的别一种兴味和感悟。在此期间，来自文史界前辈的关心与厚爱，来自他们学问人生的操守与信念，来自他们耿介敦厚的为人之道、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更有虚怀若谷的高尚品格，使我在学步的迷途中得以较早地熏染了一份学术的志趣和理念；包括与赵俪生先生在内的一份份忘年之交，更成了我馨香在心、历久弥新的感动。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收获，一种滋补生命营养的收获。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