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蓝 　

    2006年底，央视新闻节目中报道了一则《王三妮铸鼎》的消息，说的是河北一位叫王三妮的中年汉子，自己铸了一个鼎，名曰“告别田赋鼎”，以表达他对取消农业税的喜悦心情。鼎重约五百斤，王三妮匠心独运地把鼎上所铭之龙爪，改成了牛蹄子。在镜头前，王三妮仔细讲述铭文所用的一个词“慈爱”，他用这个词来讲述领导与人民的关系，王三妮说，他曾经反复推敲这个词，最后才落在母亲对孩子才使用的这个“慈爱”上。铁鼎凸显慈爱，估计这样的诗兴思维不是一个农民想得出来的。应该有高人指点才是。但我绝无埋没王三妮才情的意思。看来，他是很懂历史常数的。

　　班固在《汉书》中，针对九鼎之下落，下了一个大包围，收录了司马迁的说法，也补充了一条史料，说在周显王四十二年，即公元前327年，九鼎沉没在彭城（今江苏徐州）泅水之下。后来秦始皇南巡之时，派了数千人在泅水进行打捞，毕竟江水滔滔，无从觅处，只得徒劳而返。

　　从此事件再往前推，就进入到神话的浪漫流域。《春秋左传》中，谈到九鼎铸造的情况，治水的过程中，禹对各地的风土人情自然也有所了解，禹将天下分为九州，又铸了九只大鼎，一只鼎铭刻一州的情形。九鼎即九州，反映了全国的统一和王权的集于一鼎，显示夏王已成为君临天下之圣主，是顺应天命的。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作为炊事的器具，鼎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权力的宝器。独坐于鼎之上，稳如磐石，一心一意问鼎权力，魁首不能不心花怒放。

　　不料，妙事鼎顶鼎地鱼贯而来。2007年12月18日，媒体报道了“失传两千余年的中华传国之宝——大禹所铸九鼎，日前复原成功”的消息，并以“中华民族世纪工程”的名义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揭幕。“在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动下，以郑光先生为首席专家的九鼎复原委员会，先后查阅资料两千多万字，整理各门类专家手稿五百多万字，历时数年论证，终于使九鼎成功复原。”既然鼎已不存，如何“复原”？这种依靠文字记载激发出来的乌托邦蓝图，就叫“复原”？既然如此，99.9厘米的高度又是“复原”了什么样的价值尺度呢？何况，中国典籍里，有关鼎或九鼎的原始记载有数百万字以上的浩瀚篇幅吗？这类低级问题，对我这样的普通人而言，自然是关心的。

　　这就让我注意到，鼎的出现，一般有“自铸”和“献礼”两条道路。后一种属于民间通往宫阙的捷径，在这条“献宝”之路上，献鼎没有卞和式的高度危险，也没有清初向帝王“献书”的杀身之虞，更没有后来文人们“献言”的阳谋之术，充其量，是被置之不理。

　　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中心问题是禹，顾颉刚说“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这是民国十二年的事。至于后来被人附会，又“栽赃”于顾颉刚，说他考证出大禹的出生日等等，众口沸腾，如水泻地。至于顾制造谣言，说鲁迅的小说史抄袭盐谷温、而由陈源散播出来，使鲁迅恨之入骨，这似乎已经是题外话。但九一八事件前后，已有土肥原推行、白鸟库吉参加计划的满洲国运动，所以后来有学者认为，灭亡中国的运动，根本无须劳他们来灭古史了。2007年朱大可先生在《鼎：青铜时代的金属记忆》里认为，九鼎的这种非凡气节，为整个铜鼎家族蒙上了灵性的光环，所以得出了“顾颉刚单手击碎九鼎神话”的结论，乍看起来，多少就有些一厢情愿。

　　据《资治通鉴》载，武则天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夏四月铸成九鼎，徙置通天宫。豫州之鼎名曰永昌，髙一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兖、青、徐、扬、荆、梁、雍八鼎，各有其名，髙一丈二尺，受千二百石，各写其州山川物象，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二十一斤。《宋史》记载，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用方士魏汉津之说，备百物之象，铸九鼎，翌年鼎成。取九州水土内鼎中，置于九成宫；政和七年（1117年）后又用方士言，铸神霄九鼎。 翌年鼎成。曰太极飞云洞劫之鼐、苍壶祀天贮醇酒之鼎、山岳五神之鼎、精明洞渊之鼎、天地阴阳之鼎、混沌之鼎、浮光洞天之鼎、灵光晃耀炼神之鼎、苍龟火蛇虫 鱼金轮之鼎，奉安于上清宝篆宫神霄殿，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大举入侵，北宋帝后及宫中之物一并被掳，后再无下文。（参见邸永君《从九鼎到传国玉玺——中华金玉文化考略》）不料近千年之后，接力者终于浮出水面。余世存在《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里，围绕献九鼎事件，刻画了顾颉刚“巧妙却无力的申辩”。

　　1942年，蒋介石六十大寿，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为讨蒋的欢心，发起寿辰献礼运动。这是仿效历代为皇帝“祝嘏献鼎”的国粹，以“献九鼎”为中心，要求从城市到乡村，由学校到工厂、逐渐酿成全国“献金铸鼎”的高潮。铭文由刘起訏起草，顾颉刚最后定稿：“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此九鼎，宝于万古。”此外，国民党各学校党部和工矿党部也分别写了献词，称颂蒋介石“天下所顺”、“勋重无疆”。献鼎仪式进行一半时，在现场一旁垂帘静听的蒋介石却让活动立即停止，大骂朱家骅：“这是无耻！”“太糊涂，是侮辱我！”“这种作法，不仅给我侮辱，也给党侮辱，怎样对得起总理在天之灵！”个中原委，尽管有诸多猜测，认为蒋是看到或听到美国以及朝野的复辟议论而怒火中烧。但我估计，朱家骅等人固然渴望谄媚获誉，事前蒋肯定是知道大概的，但不一定很清楚“献九鼎”是针对他个人的，一旦知道了，雷霆震怒，立即“心系民生”，也在情理之中。

　　顾颉刚刻意从九鼎的阴影下旁逸出走，但往往被一些好事者揪住。近年多有自由知识分子站出来为顾打抱不平，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过”也未必构成，不要老让大学者难堪嘛。在这样的因势利导下，我就对此很感兴趣了。其实，朱家骅与顾颉刚历来友善，私交笃厚，选择顾颉刚来担任铭文之终审一职，无论从学力、名声还是性情而言，顾均是不二人选。

　　据《顾颉刚年谱》记载，1943年1月28日，有“作《九鼎铭文》”的记载，但顾颉刚却否认九鼎铭文出于己手。他在一篇文章中曾申辩说：“1943年1月11日，中英、中美另订新约废除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这是抗战以来第一件可喜的事，我们精神都为之一振。全国大学党部和工矿党部议决庆祝，并由民生厂铸铜九座献给蒋氏致敬。因为我在中大，所以由中大的同学邀我撰鼎铭，适有历史系学生刘起訏曾作文言 文，我交给他做了。铭文中有‘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的话，也是实在的情形。我把刘君所拟的送去，说明不是我做的，但过几天报纸上登出来，仍写了我的名字，这是他们要引我的名为重的意思。”（《顾颉刚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页）实际情况是，当时顾在中大，中大的学生邀顾亲撰鼎铭，正好，历史系的学生刘起訏曾写过一些文言文，曾得到顾的赞许，于是顾就决定由刘起訏起草，自己最后把关。这很平常，就犹如如今的导师指导学生的作业，他们并没有忘记“共同署名”的研究策略：有了社会贤达的称誉，就拈须微笑；一旦事情不妙，就设法抽身而退。明哲保身的古文化已经烂熟于心，根本无须费力考证。所以，在很多读书人记忆中，顾颉刚不过是个学识打通古今、但不谙世事的呆子，其实，献九鼎风波犹如顾的梦魇，他多次陈述，意味非常，似乎显示出了书呆子学力之外的另一种功力。

　　《“疑古”史家——现代历史学家顾颉刚》一文（见高增德等编《世纪学人自述》（6卷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里，顾说：“想不到解放之后，一般人以‘献九鼎’做成我的罪状……这献鼎的事既不出于我的提议，又不出于我的设计，制成之后我不但未见实物，连照片也没有见。哪知隔了六年，忽然旧事重提，说我献鼎。我哪里来的铸鼎的工料钱？倘使我存心迎合，我岂不是早做了官了？再说，当时国共合作尚未决裂，共产党尚喊‘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而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未始不是共产党该庆幸的事，这鼎铭即使是我做也并不在今天犯罪。拿这件事来攻击我，并不能使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魏邦良先生在《蒋介石拒收九鼎的另一种说法》里指出，顾颉刚并非因为这一件事而“报之以桃”，事实上，朱家骅对顾颉刚一向都很关照。早在1934年，朱家骅就曾帮过顾颉刚一次大忙，解决了学术经费（《万象》2005第10期）。“我没有办法，就去见朱家骅，请他想法。他说：‘你们学术团体的刊物，照例只有得到教育部请求补助，但这种团体太多了，教育部平均分配，所得一定不多。好在你们讲的是边疆，而中英庚款董事会正要办边疆教育，你们回去备一个正式信来请求补助，我在董事会开会的时候，替你们提出讨论。’我听了他的话就做了，居然于1936年夏天由董事会通过在一年度内给我们一万五千元的补助费。我们学会的工作从此有了正常的发展，有了专 任的研究员，发表的文章自然有更充实的学术贡献。”（《顾颉刚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167页）

　　魏邦良的结论是：“既然朱家骅多次对顾颉刚援之以手，后者自然感激非常，自然会在别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情况下，欣然同意为九鼎作铭文。设身处地想一想，顾颉刚的‘投之以李，报之以桃’也属情有可原，只是后来不肯承认铭文出自自己的笔下，就缺少一份敢作敢当的勇气了。”（《万象》2005第10期）

　　那么，“不能使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的断语，应该还是有来历的。这让我想起了三个人：钱穆、陈寅恪、胡小石。

　　顾颉刚是极有个性的人，爱才之心不时从古奥的学识里旁逸斜出，显得颇有人情味。他阅读一篇文章，就发现了当年在图书馆作资料员的童书业，也发现了当时还是小学教员的钱穆。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回忆：“又一日，天一又偕顾颉刚亲来余室，是亦为余与颉刚之第一次见面。颉刚家居苏州，此次由广州中山大学转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返家小祝见余桌上诸子系年稿，问，可携返舍下一详读否。余 诺之。隔数日，天一又来，告余，颉刚行期在即，我两人能偕往一答否。余曰佳，两人遂同至颉刚家。颉刚言，君之系年稿仅匆匆翻阅，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因云，彼离广州中山大学时，副校长朱家骅骝先，嘱其代为物色新人，今拟推荐君前去。”（该书台湾版128页）

　　其实，就无须去翻看李敖《蒋介石研究》中《蒋介石和钱穆之间的一些臭史》之类的考据了，钱穆对蒋公自始至终抱有一种“遇明主”的亲和感，和煦春风，感铭五内，热浪翻涌，在所难免。读一读钱穆大作《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蒋公乃“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相比之顾颉刚终审的铭文，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慨。看来，顾颉刚是慧眼识知己的，知人，自然可以论史、论世。其实这些情况，在很多传统知识分子以及一些自由主义分子身上，是伴随着高深的学问而“薪尽火传”的。在他们看来，学术与道德立场是两回事，即使一脑壳扎进了体制的裤裆，吮痈舐痔，深入至盲肠，但这并不妨碍学术的飞黄腾达。于是，靠近权力，将火中取栗和谐为火里添柴，成为了问鼎学术的必要手段。维护现存的道统和制度，宽袍大袖的传统学人与西装革履的自由知识分子，围绕着九鼎跳起了欢快的狐步舞。伴随他们鼎立加盟的身影，就等于为三足或四足之鼎，再增加了又一只脚！[NextPage]

　　再看看如同歙砚一般沉默的陈寅恪。

　　在凸显国粹的“献九鼎”事件中，御用文人也曾征求陈寅恪先生的意见，希望他在此“盛典”中有所表示。先生的确表示了，他写了《癸未春日感赋》诗作答——

　　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时俱新。

　　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

　　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

　　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是此身。

　　面对民族危亡，党国政府的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先生感到痛心。诗句沉郁，宛如刀锋从骨殖剔过，展示了先生对党国政府的极度失望以及不屑与阿谀者合污的气节。其实，早在1940年，陈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第一次见到“蒋公”时，便“深觉其人不足为道，有负其职。”（吴宓语）宴席后，陈便作《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七律一首，表达了自己不屑为伍的胸襟。

　　也许，一个人的遭际就决定了一个人的性情。寅恪先生的祖陈宝箴在内忧外侮之时，立志惟新，卒振兴湖南。父陈三立“以吏能廉洁及气节文章颇负重名于当代”（《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他受父祖熏陶教育，一门数代忠义是他崇尚气节史学思想的渊源。而“贬斥势力、尊崇气节”也是宋代史学的重要特点，寅恪先生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重气节等也是与宋代史学思想一脉相承的。而这样的节操，可能在很多知识人眼里，不过是个人私见也。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古训，正变得如流云一样遥不可及。

　　“献九鼎”事件期间，国学大师胡小石恰好也在重庆中央大学。当时有一“民意机构”派人与胡小石商洽，许以重金，请他为蒋介石寿辰书写寿文。据说此举乃一箭双雕，一是因为胡小石已是民国最高学府中央大学最负盛名的学者（部聘教授）之一，金石书画、诗词曲赋日臻胜境；其二在于胡小石无党无派，毫无扭捏，寿文出自其手，既显风雅，更具“民意”。来人刚说明来意，胡小石即一口回绝。来人情急之下，脱口反问：“前时美军将领史迪威逝世，那次公祭典礼上的祭文，不是由先生写作的么?”胡小石回答：“史迪威将军来中国帮助我们抗战，所以我才为他写祭文。再说，我只会给死人写祭文，不会替活人写寿文。”来人闻之变色。（参见《国学大师胡小石》）

　　九一八事变后，与寅恪先生一样，胡小石目睹外患日深、民不聊生，常有愤世嫉俗之语。在《杂诗》中怒斥“狐狸亦当道，安问豺与狼?”，感叹“万哀天地夜，阖眼倘我存”。著名书法家衡阳曾家髯(熙)先生对胡小石曾有一评价：“其为人孤峻绝物，苟非所与必面唾之，虽白刃在前不顾也。及观其事师敬友则循循然，有古人风。”若以此观之陈寅恪先生，不是同样如此么？

　　对于文人与气节，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讲了一段十分沉重的话：“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此话远没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那般飞荡扬厉，但却是飞荡之思的人格基座！如此沉痛之言，连同那铸好的微型九鼎，兴许早已经湮没于历史的尘烟中了。但，有的人没忘。

　　风云突变的1976年10月份，沈从文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这事，等于是将陈寅恪的话来了一番现实化的理解：“按照近代政治的‘现实’习惯，总是把‘焦头烂额’的人尊为座上客，而不在意‘曲突徙薪’的建议，加以深入分析和考虑。也可说因此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本来特征——长处和弱点的认识，都还缺少应有理解。重视或轻视，都易过分，难得恰到好处。因此比较老实正派的，反而不如长于巧佞逢迎的吃香，受重视，有出路。只担心知识分子捣乱不合作，却乐于知识分子的逢迎捧场，也因之过去在蒋介石时代‘献九鼎’的名流，和在宋美龄身边作‘顾问’的人们，都成为吃得开的‘不倒翁’、‘×××’。而十分本分贴着国家需要默默低头做事的人，反而觉得硬生生的不好对付，不易制伏，别有用心……”（《沈从文自传·自传编零·一张大字报稿》，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版）读到这样并不遥远的话，我的心情是十分怪异、而又冰结的。其实，改天换日之后，置身九鼎阴影下的人们，并不需要像顾颉刚那样杯弓蛇影，杞人忧天，他们都是历史上的“善鸣”之人， 其赤胆忠心，问鼎者是明察秋毫的，是洞若观火的。被一些学者推为“胸襟开阔、雍雍大度”的清初统治者，也把当初弃暗投明者列入“二臣传”，实为愚蠢之举。看看不少大名鼎鼎的学人，如周作人、冯友兰、周一良、钱穆、胡兰成、舒芜以及所谓的“文革余孽”等等，从来不会因为过往年代的一些“不愉快”而遭到现实的唾弃。这至少说明与时俱进的鼎祚具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气度，如同金子之光一直普照于他们葵花一般学术或面庞。更何况，区区献鼎乎！如果再来一次“献爱心”盛举，鼎鼎鼎鼎顶顶顶顶，鼎力相助，未必是坏事也。

　　而置身在一个黄钟毁弃、瓦缶雷鸣的时代，遍地都是咋咋呼呼的国学大师、现代大儒、当代碑赋高手、学术明星狼奔豕突的影子，回想起陈寅恪、沈从文的平实之论，冰炭相激，但注定被“复原”的九鼎那激越的铿锵消解于无形了……

　　所以，我顶。我不能不顶！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