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维新
自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隔”与 “不隔”这一文学命题,众多学人对该命题的内涵进行了探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他们因忽略了“隔”与 “不隔”是王国维立足于“境界”这一审美形式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而提出来的审美尺度这一现象,所探得的“结论”难免失之偏颇。所谓“隔”,实质上是指人们在审美过程中产生的共鸣有障碍(包括迟滞与不自然),“不隔”是指共鸣产生的自然与流畅。
【关键词】 王国维;隔;不隔;境界
一、对当前几种典型阐释的辨析
“隔”、“不隔”作为审美命题,在《人间词话》正文中有三处提出:第三九则、四○则、和四一则。另在第三六则中也有“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隔雾看花之恨”之句。由于传统诗话、词话贵“妙悟”而缺乏系统的、实证的、概念与范畴严密的理论阐述,“隔”与“不隔”的内涵何指,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笔者试对几种比较典型的阐释作一辨析。
1、“隔”即是“隐”,“不隔”即是“秀(显)”。这种观点,早在“隔”与“不隔”提出之时,即有人从《人间词话》第四○则中“语语都在眼前,便是不隔”一语中得出,且影响甚大。如万云骏在其《王国维〈人间词话〉境界说献疑》一文中即言:“据我们看来,隔就是隐。”[1]
基于“隔”就是“隐”,“不隔”就是“秀(显)”的观点,一些论者在“惊诧”王国维竟不知文学有“隐”有“秀(显)”之余,对“隔”与“不隔”说进行了批评。如饶宗颐在《人间词话平议》一文中,即引用《文心雕龙·隐秀》篇中“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者,文外之重旨;秀者,篇中之独拔。隐以复志为工,秀以卓绝为巧”之句,言王国维“无见于隐,故反以隔为病……殊伤质直,有乖意内言外之旨”。[2]还有些论者对王国维以“隔”字评价姜夔词作表示不满,如“王氏处处贬低白石,对他的名句也以一‘隔’字骂倒”,[3]以及“是的,与王氏‘境界’式造型相比,白石的景物造型确实朦胧。但这朦胧不是因为意气不足而施放的人工烟幕……但酷爱豁朗的王氏又委实看不惯乃至看不懂……这是王氏无力同化所致……王氏读白石如‘雾里看花’看不清,那是他眼力不够,视野不宽……”[4]诸论。
那么,“隔”真的就是“隐”,“不隔”就是“秀(显)”吗?钱钟书在其早年所作的《论不隔》(1934年7月,《学文》第1卷第3期)一文中所作的论述,至今仍不失借鉴意义:“有人说‘不隔’说只能解释显的、一望而知的文艺,不能解释隐的、钩深致远的文艺,这便是误会了‘不隔’。‘不隔’不是一桩事物,不是一个境界,是一种状态(State),一种透明洞彻的状态——‘纯洁的空明’,譬之于光天化日;在这种状态之中,作者所写的事物和境界得以无遮隐的暴露在读者的眼前。作者的艺术的高下,全看他有无本领来拨云雾而见晴天,造就这个状态……隐和显的分别跟‘不隔’没有关系。”[5]36,明确地指出“隐”、“显”与“隔”与“不隔”无关。(按:细玩词义,钱钟书说“不隔”是一种“透明洞彻的状态”,并非指“不隔”的内涵,而是指“不隔”的“表现”。)
王国维并不仅“酷爱”“秀(显)”,作为古诗文功底深厚的学者,他同样十分重视文学的“隐”,这在他的《人间词话》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他在《人间词话》删稿第二二则中对“《彊村词》之隐秀”的肯定;在《人间词话》附录第七则中,对毛文锡“以质直为情致,殊不知流于率露”的批评;以及在《人间词话》删稿第二八则中引朱熹“古人诗中有句,今人诗更无句,只是一直说将去……这般诗一日作百首也得”,批评时人写诗的直白;甚至他还以“少言外之味、弦外之响”来批评姜夔的一些作品。可见,王国维是充分肯定“隐”、“秀(显)”各自在文学中的作用的。由此可见,王国维是不会、也从来没有简单地把“隐”当作“隔”,把“秀(显)”当作“不隔”。
2、“隔”即是“用典”,“不隔”即是“不用典”。这一观点,大抵从《人间词话》第五七则中所提出的诗词“三不”(即“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装饰之字”)中得来。从逻辑上来说,它应包含在“‘隔’即是‘隐’,‘不隔’即是‘秀(显)’”观点之中,但因其影响甚大,故本文单列以陈之。
早在1941年,即有论者发表文章认为“静安先生以目前语浑成语为不隔,凡用典或加以修琢者,皆隔也”。[6]后人持此见者甚多,如周振甫在其《诗词例话》中认为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王国维之所以言“不隔”是因为它“不用典故,容易懂”,而王国维举“谢家池上,江淹浦畔”为“隔”的例子,“主要是因为它用典”[7];潘知常在其《王国维“意境”说与中国古典美学》一文中,虽不完全赞同、也不得不承认“人们往往认为王国维的‘隔’与‘不隔’,是指的语言表现上的‘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8]
诚然,王国维比较反对诗词“隶事”。但那是反对因才力不济而“非隶事不办”。从《人间词话》删稿第一四则“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一语来看,王国维的本意,不是说不能用典,而是要有驾御、贴切用典的才能——如辛弃疾的《贺新郎·送茂嘉十二弟》,其篇中也有“长门”、“易水”等典,但王国维却认为该词“几于神者”。王国维早已旗帜鲜明地提出:“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用”。钱钟书也论述“不隔”时说“比喻、暗示、象征,甚至于典故,都不妨用,只要有必须这种转弯方法来写到‘不隔’的事物。”[5]
3、“隔”和“不隔”是诗中运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所产生的不同效果。该观点是伍蠡甫提出来的。[9]真是这样吗?我们知道,文学既是“形象—直觉”的,又是“概念—推理”的。文学的基本任务是在于塑造形象,文学具有形象性——这决定了文学必然地表现为直觉方式。但“概念—推理”(或者说逻辑),不仅是创作主体所必备的基本思维,同时也贯穿于文学创作的过程当中,并且文学形象,也离不开作为概念和推理工具的语言。[10]
[NextPage]可见,形象和逻辑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不能说在创造中单独运用了什么思维。试以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为例,该诗有写景、有抒情,也有哲思。其中“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一句,属典型的白描,构成了鲜明的形象,但其中有无逻辑思维?当然有,——如果张若虚不运用逻辑思维,将此句写成“春江一轮连海平,月上潮水共海生”——虽然还是有“春江”、“海”、“月”、“潮水”等形象,但整句诗已全无“形象”可言了。反之,我们看满蕴哲思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一句,虽然运用了逻辑思维,但仍然有“江畔”、“人”、“月”等形象。
退一步来说,即使我们认同伍蠡甫的观点,认为诗可以因为运用逻辑思维或者形象思维而产生不同的效果,那也无法以此来作为“隔”与“不隔”的分水岭。如被王国维举为“不隔”的“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明显带有逻辑思维,王国维仍认为其“不隔”;而姜夔的“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主要以形象思维为主,但仍被王国维评为“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看来,“隔”和“不隔”,并不是诗中运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所产生的不同效果。
4、“不隔”是与“第一形式”完全一致和谐的“第二形式”,“隔”是不能与“第一形式”完全和谐一致的“第二形式”。有些论者为探求“隔”与“不隔”的真义,从王国维的“第一形式”与“第二形式”观出发,认为“不隔”是与“第一形式”完全一致和谐的“第二形式”,“隔”是不能与“第一形式”完全和谐一致的“第二形式”。如谷永在《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一文中写道:“自然之景物,其优美者如碧水朱花,宏壮者如疾风暴雨,其接于吾人之审美力也,直接用第一形式,故觉其真切而不隔。一切艺术,以必须用第二形式而间接诉诸吾人审美力故,故其第二形式若与第一形式完全一致和谐,则吾人恍若不知前者之存在,而亦觉其意境之真切而不隔。反是,二种形式不能完全和谐一致,则生障蔽。而吾人蔽于其第二形式,因不能见有第一形式,或仅能见少分之第一形式,皆是隔也。”[11](他同时也主张“隔与不隔”与“真与不真”之说“无以异也”,笔者在下文将专门分析“真与不真”说之得失,此不赘述。)
谷永先生从王国维的美学观来寻找“隔”与“不隔”的“根据”,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是,明显的一点,用“形式”之说来分析写景诗歌的“隔”与“不隔”容易,而辨别抒情的诗歌的“隔”与“不隔”就行不通了——谁能说清楚什么情感是“第一形式”之情感,什么情感是“第二形式”之情感以及与“第一形式”之情感完全一致和谐的“第二形式”之情感?可见该观点,仍是偏颇的。
5、“隔”与“不隔”的区别,在于是不是达到“真”。孙维城在其《隔境——一个重要的意境范畴》写道:“近人钱振锽深有体会地说:‘静安言词之病在隔,词之高处为自然,予谓隔只是不真耳’”。[12]将“隔”释为“不真”,将“不隔”释为“真”,是颇近王国维本意的。如《人间词话》第四○则“问‘隔’与‘不隔’之别”一句,王国维的手稿原作为“问‘真’与‘隔’之别”。[13]然而用“真”与“不真”解释“隔”与“不隔”,同样流于感兴、妙悟,并不能给人以概念与范畴严密的认知(况文学还有典型的“虚拟性”)。或许正因为以“真”来对应“隔”,尚有些许不足,故王国维最终舍“真”字而改用“不隔”。
二、如何理解“隔”与“不隔”
1、“隔”与“不隔”的内涵。如何探求“隔”与“不隔”的真义,笔者的观点,应从《人间词话》的综合观照中得来,不能仅凭寻章摘句的理解。《人间词话》是表“境界”的著作,那么,“隔”与“不隔”,实际上是在言“境界”的“隔”与“不隔”。
笔者在《王国维的“境界”说内涵探析》一文中(参见《宜春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已对“境界”的实质内涵进行了探讨:何为“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删稿第一六则中写道:“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诗人之秘妙也”,指出了“境界”是美的形式(境界为“须臾之物”,能使人得以暂时的“休息”),能引起读者深切地共鸣(表人所“欲言”而“不能言”),并能让读者得到审美快乐的审美形式(“呈于吾心”、“见于外物”)。王国维所谓的“境界”,实际上就是指“呈现于作品之中的、能引起读者深切共鸣的典型审美形式。”[14]理解了“境界”的内涵,也就好理解什么是“隔”与“不隔”了。所谓“隔”,就是人们在审美过程中产生的共鸣有障碍(包括迟滞与不自然),“不隔”,就是共鸣产生的自然与流畅——再申而言之,诗人所描摹的景色、所抒发的情感,能在读者接触文学语言与形象的一刹那,即能找到契合、引起共鸣,即是不隔,反之则隔。“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如低诉在耳,虽然言语“很可鄙”(王国维语)16,但尚能使人自然而然地产生对“时光荏苒”、“人生苦短”的唏嘘,所以“不隔”,“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养”,如情景在眼,使人自然地萌发对草原空阔、恬静、自在的心动,所以“不隔”;而“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句,给人的却无非是“暮雨下的瘦小山峰”的意象(至于数峰如何清苦,为何清苦,人们也许弄也弄不清),唤不起什么共鸣来,顶多是引起“作者用语尚奇”的感受。至于“谢家池上,江淹浦畔”,虽对仗工整,但人们再怎么梳理,其意象也是模糊的,是难以激起人心产生共鸣的。也许有人要问,那“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一句,“隔”在哪儿了?笔者的理解是,该句“隔”在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在向语言符号转化时的脱轨,乃至给人的感受与诗人所欲表达的不一致。姜夔写《扬州慢》的本意,他自称是表一种“《黍离》之悲”的情感。但“波心荡,冷月无声”这七个字,恰恰更多的给人以一种静谧有如“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优美(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删稿第一九则所指出的,姜夔“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从而导致情景不能有机融合)。即使部分读者悟性高,也至多从“波心荡,冷月无声”中悟出一种死寂的冷清,却无法有忍不住失声痛哭的“《黍离》之悲”,所以,该句多少还是有点“隔”的。
2、“隔”与“不隔”能影响到人的审美,但却不是审美标准。“隔”,因能导致共鸣产生的障碍,而“不隔”方能使人瞬间感受到作者所营造的“境界”,因而,作者要达到艺术的“最高层”,应努力做到“不隔”。王国维并非故意贬斥姜夔的艺术成就,相反,他十分肯定姜夔的作品的“格韵高绝”(《人间词话》第三九则),认为“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 (《人间词话》第四二则),他只是惋惜姜夔未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认为他的诗不能克服“隔”的毛病,而终究没能在“格韵”高绝的基础上达到“意境”的境界。
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隔”虽然影响到人们的审美,但并不能说“隔”的作品就是“次等货”、“低等货”。例如姜夔的作品虽时犯“隔”病,却仍不失其文学美;而“不隔”虽有利于读者的审美,但也不能说“不隔”的作品就一定是佳作,如前所引,王国维虽认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不隔”,但也说其言语“很可鄙”;再如著名的打油诗“江山一笼统,井口黑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虽直白、形象,也能使人在喷饭之余勾起对雪景的想象,可谓做到了“不隔”,但该诗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是什么佳作。
三、如何做到“不隔”
要克服“隔”病而达到“不隔”,该从何着手?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一书中已有多处表述,笔者试归纳为三点:
1、艺术积累阶段:深入生活,细致观察,加强“修能”。
(1)深入生活。王国维十分反感闭门造车式的苦思冥想,并引用元好问的诗句“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人间词话》删稿第二七则)以讥之,强调创作应贴近现实,深入生活,提出“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认为“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人间词话》第六○则),“故其入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人间词话》附录第一六则)。(2)细致观察。作者要注重观察,不断积累、丰富创作素材,“以自然之眼观物”(《人间词话》第五二则),以期达到“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人间词话》第五六则),为写出优秀的作品打下基础。(3)加强“修能”。王国维引屈原名句“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认为“文学之事,于此二者(按:即“内美”、“修能”)不可缺一”(《人间词话》删稿第四八则),明确提出了加强知识、素质以及技艺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
2、艺术构思阶段:“出乎其外”,“曲尽其妙”,注重灵感。[NextPage]
(1)出乎其外。深入生活,不等于苟泥于生活琐碎之中不能自拔,文学不是描摹或忠实的记录现实,作者必须跳出所处的生活圈子,从艺术的高度来审视生活,通过“出乎其外”来构思、营造文学典型。所以王国维说,“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人间词话》第六○则)(2)曲尽其妙。王国维主张,写景也好,抒情也好,都要追求“模写物态,曲尽其妙”(《人间词话》附录第一五则)。构思过程中,要独运匠心,做到熔万物为铜、“以奴仆命风月”的自由挥洒,又要做到尊重客观事物及其本性、规律,“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同忧乐”(《人间词话》第六一则)、“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人间词话》删稿第四四则)。(3)注重灵感。文学创造有文学创造的规律,灵感来时,往往思如泉涌。灵感未来,捻断数根须,也是枉然。王国维十分注重灵感,强调“伫兴而成”,反对“布局为主”,乃至勉强“砌字”、“垒句”成篇,认为“同归于浅薄”。(见《人间词话》补录第三则、附录第二一则)。
3、艺术传达阶段:写景得“神理”,抒情求“深致”,用语力争“第一义”。
艺术构思的完成,作品还只是作为一种审美意象存在于作家的头脑之中,如何通过语言物化、外化,也不可掉以轻心,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写景“得神理”。王国维十分赞赏周邦彦的“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认为“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写景描物,不停留于简单的描摹表象,而应深入其髓、探得其神,才算成功,才能动人。(2)抒情求“深致”。王国维强调抒情必须有情致,才能动人使人共鸣。如他赞赏晏殊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诗·蒹葭》深致,称赞欧阳修的“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赞赏秦观、晏几道“古之伤心人也”、“浅淡皆有致”,并且提出“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同时,王国维也指出,求“深致”不能造作,不能“因文造情”,而必须是自然的。故而他警策地提出“以自然之情写情”(《人间词话》第五二则),强调“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人间词话》第五六则)。(3)用语力争“第一义”。王国维一方面感叹许多词人“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人间词话》第三三则),一方面自我要求“余自谓才不若古人,但于力争第一义处,古人亦不如我用意耳”(《人间词话》补录第二则)。王国维认为,好的作品,必然要有创新,要做到“力争第一义”。现实也是这样的,呆板的语句,陈式的表达,老套的修辞,是很难引起读者强烈共鸣的——那也就无法达到“不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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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