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黄交接之际正逢关中三夏大忙，贾平凹的第13部长篇新作《高兴》也在滚滚而来的麦香中新鲜出“炉”：如果说《秦腔》是贾平凹两年前描写大量农民一步步离开土地、从土地上消失的故事，那么两年后的这部力作则是它的续集，接着讲述出走农民在城市里的漂泊生活。6月4日，在宝鸡文理学院陕西文学研究所举办的“贾平凹作品生态学主题研讨会”上，贾平凹向记者首次披露《高兴》的创作历程。
最后把手指都写烂了
《广韵》云：“耕耘树艺牞手足胼胝。”作家长年累月地握笔苦耕，中指小关节处自然老茧深厚，写作中间压出的“大坑”直挨骨肉、疼痛难忍，而停笔后这肉胝又鼓起一个“小丘”，木木地隐痛，成了传统写作者的“标志”。虽然如今大多作家都改用电脑写作，可贾平凹还坚持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在稿纸上 “长征”，所以他的职业特征尤为明显：只见这“大坑”还未鼓成“小丘”，足以证明《高兴》确实杀青未几；再看这茧子竟变成乌青，如皮下淤血久了的颜色，其吃苦精神不由令人肃然起敬！
贾平凹坦言，写《高兴》的想法比《秦腔》还早，这部长篇熬煎了他3年，写开了便从早到晚地止不住，就把手写伤了，挺艰难的。期间5易其稿，把15万字的初稿改得面目全非，感觉不到位就从头再来。虽说成稿仅二十一二万字，但算下来都过百万字了，是他多年来修改次数最多、最费劲“折腾”的长篇小说。
同学“刘高兴”是源
作家对自己“十月怀胎”生出的孩子自然关爱有加，贾平凹也不例外，如同给娃起名儿一样，《高兴》也三改其名：最早叫《城市生活》，后来叫《刘高兴》，现在确定叫《高兴》。为什么这样起名？贾平凹讲出了其中缘由。这本书的主人公是真有其人的，是贾平凹老家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同村一个院子长大的好伙伴，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他当年当兵复员后回村继续当农民，而贾平凹西北大学毕业后则留在西安做了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啥都莫干成，就生了一堆娃”的同学迫于生计，年过半百领着儿子进城打工，一时找不下工作就在西安靠拾破烂、送煤为生。有一次他找到贾平凹，便聊起在城里的生活现状。贾当时试图听到儿时朋友的悲苦倾诉，没想到同学却一脸乐哉、自若，还是那么幽默，给自己新起名“刘高兴”，给儿子新起名叫“刘热闹”。
“刘高兴”日子虽过得清苦但精神却很饱满，贾平凹从他身上看到中国农民的苦中作乐、安贫乐道等传统美德，对当下经济富裕却精神贫穷的准城里人颇有意味。这一典型形象让贾平凹深深陷入沉思，并由此开始了这部新作的构思和准备。
关注农民的生活
贾平凹《高兴》是在浓重的悲凉下写一个幽默、常乐的农民，但与北京作家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不同。他自曝在写作中遇到“二难”：一是身为农民的儿子并一直自视是农民的他，为小说中人抱打不平，以至于创作中常常控制不住情绪，把自己写得激愤起来。而一个成熟的作家要力戒这种心态，以悲悯情怀关注社会、关注每一个人，所以他得不断调整自己的写作心态；二是叙述角度的问题，现在写农村题材的小说大多用夸张变形、诗性或是高蹈式的写法，尤其是写农民工的作品大多概念化、程式化，不太真实。而贾平凹一惯坚持自己的文学主张，并多次强调作家要述写当下生活，所以他还是要求自己写熟悉的生活，走民族化的路子，做到“不走眼”。
贾平凹认为，自己已50多岁、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为谁而写和写什么就变得十分重要。他自问文学目前对自己而言意义在哪里？因而再写长篇就很慎重——全国现在每年都有1200多部的长篇小说都在“普遍反映”，有的写得过悲、过闹，有的写得虚假，这些铺天盖地的消费性的作品普遍缺乏大的精神、大的技巧，既然在这样纷繁的大环境下很难写出经典性的作品，那么他就忠于生活和良心，怀着平民的忧患意识写出有特点的作品，不奢望存之名山、流芳百年，只求作品能变成一份份社会纪录留给历史，让后世从中能看到一点历史足矣！[NextPage]
“口述体”颠覆《秦腔》写法
“因为怕被淘汰”而“来现代化的都市看看”的贾平凹，心中始终坚守着他的乡村情结。他曾对媒体说：“我关注农村的一切变化和存在的问题，从中传达时代的东西。我也许确实是农民，但在精神追求上我有自己的追求，也有自己的境界。”回溯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之路，从1978年其短篇小说《满月儿》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至今，30年间海内外出版的贾氏作品约有160多种版本，长篇小说13部，大多都触及 “三农”问题。这次他的《高兴》依然将目光锁定在农民身上，将力图写出作品的温暖感、柔软度，写出人在某个特殊环境下活力饱满的深度。正如农村人所说：“烂泥坑里才开莲花！”
值得一提的是，《高兴》与2005年出版的《秦腔》大不相同——《秦腔》采用“密实的流年式的书写方式”，描述20年来中国农村生活的变化，讲述了一个人在当代社会转型期的生活与遭遇，但许多读者却反映《秦腔》好是好，却不好读。许是作家听取了广大读者的意见，这次《高兴》颠覆了《秦腔》的写法，故事性很强，人物也很简单，加之从最初的第三人称最后改用第一人称叙事，所以很好读。如多年追随并研究贾平凹的作家、评论家孙见喜所言：《高兴》是贾平凹创作中的根本性转型，它彻底抛弃了传统的审美方式，采用纯北方语言的“口述体”，不仅让汉语重新焕发出活力，也使作家自己重获新生！
（李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