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治纲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位具有特殊地位的作家。本文以贾平凹作为个案，通过创作主体内部的心理分析和具体创作的印证，分别阐释了贾平凹的“精神悲苦说”，农民意识与现代意愿之间的纠缠，以及价值取向上的种种“误区”。虽属一家之言，但文章所体现出来的“问题意识”，是我们当前文学批评值得倡导的。 

　　对于中国文坛来说，贾平凹是一个奇异而又复杂的存在。他的创作，几乎集中了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并从乡村走到城市的作家们所共有的矛盾，同时，又隐含了他个人在艺术超越上所出现的某些耐人寻味的困顿。 

　　一、悲苦背后的精神质色 

　　贾平凹曾反复强调，自己这一辈子，除了没有坐过牢，“经历了人所能经受的种种事变”，其言辞之中，饱含着浓烈的凄苦与沧桑。那么，细察他的人生历程，是否果真如此？ 

　　贾平凹，1952年古历二月二十一日出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村。1972年被推荐到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留在省城西安至今，历任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长安》编辑、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以及《美文》杂志社主编等职。 

　　纵观贾平凹的生活经历，有两次较大的打击对他的人生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一是1970年贾平凹的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而开除了公职，“家庭由小康人家变得一贫如洗”。二是1984年患上乙肝，断断续续治疗多年方得痊愈，有一次甚至“度过了变相牢狱的一年多医院生活，注射的针眼集中起来，又可以说经受了万箭穿身，吃过大包小包的药草，这些草足能喂大一头牛”。这两次打击，曾被他无数次在相关的文章、访谈或后记中谈起，甚至广涉世态之炎凉。但是，我觉得，这种打击或伤害的深度仍然是可以考量的。一是在他的父亲被开除公职的第三年，他就被幸运地推荐到西北大学读书——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形，被推荐到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在政审上极为严格，贾平凹能进入大学，至少说明父亲的命运并没有给他带来致命的影响。二是漫长的乙肝虽然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甚至有几次让他死里逃生，但从他此后庞大的创作数量来看，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制约。如果将他与莫言、韩少功、路遥、陈忠实、史铁生等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就生活经历而言，贾平凹并没有更醒目更尖锐的苦难史。而其他同时代的作家很少频繁地提及自己的悲苦，惟独贾平凹却一直认为:“吾一生是孤独悲苦，吾一生也是清静自在。”那么，“吾一生是孤独悲苦”这句话，是他有些夸大其辞的自我言说，还是这悲苦中存有另外的“深义”？ 

　　我相信还有另外的“深义”。因为同他的“悲苦人生说”一样，不断地被他频繁提及的，还有他的作品一直饱受争议，毁誉不休。“从我20岁开始写东西，一直争议到50多岁。”在这些争议中，赞誉他倒说得不多，而一些相关的批评，却被他无数次在相关的文章或访谈中愤懑而又幽怨地提及。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些批评与他的“悲苦人生说”是否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所以，我们有必要将审察的眼光转向他的创作历程。 

　　贾平凹的真正创作从1978年开始。在《废都》出版之前，他的创作一直保持着较为平稳的态势，曾获得过一次全国短篇小说奖(《满月儿》)、一次全国中篇小说奖(《腊月·正月》)、一次全国散文奖(《爱的踪迹》)、一次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浮躁》)，至于各种杂志社和省市文学奖，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只有80年代初期的一些中短篇(如《二月杏》等)受到过当时文坛的争鸣或批评，但辐射面非常有限，且那时被争鸣的作品也非常多。这样的创作实绩，在当时的文坛上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但也属于凤毛麟角。至少，主流意识给予了其作品充分的认可；至少，他对此不会有太多的抱怨。 

　　问题可能出在1993年《废都》的遭禁事件。我一直无法理解，贾平凹究竟出于一种怎样的审美意图，在小说中留下了一些空格代替叙事，并在宣传上将这部小说与《金瓶梅》勾连在一起，以至于该书出版不久，便遭到质疑和禁售。十余年来，他每每提及《废都》事件，都充满了感伤和愤懑，甚至还写了一幅“默雷止谤，转毁为缘”的条幅挂在书房里自我抚慰。“我自《废都》后已经被烟雾笼罩得无法让别人走近。”《废都》出版之后，“这十年里我的窘境却只有我受了”。“《废都》留给我的阴影影响了我整个90年代，现在也没有完全消除。” 

　　贾平凹之所以对《废都》事件耿耿于怀，可能并不在于他企盼此书能够获得再版，而是在这一事件过程中，有两个方面超出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一是有媒体将他由一个干净的作家演绎成一个流氓作家，认为其中男权主义思想过重，性描写过于泛滥，特别是将小说中的庄之蝶当成了他的个人自传，“在《废都》以前，我在文坛上属于比较干净的人和纯洁的作家，突然一夜之间变成了阴暗的人和流氓作家”；二是有些批评超出了文学范畴，逐渐向政治上靠近，有些上纲上线的倾向——而这，是贾平凹最为恐惧的事。正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贾平凹所忧怨的“谤”和“毁”。 

　　现在，重新来审度这一事件的大致过程，我们会发现，事实远没有贾平凹自己所强调的那么严重。先看政治上的压力。贾平凹所愤怒的“上纲上线”，从他自己所提供的例证来看，仅仅是一封没有寄出的检举信，即“陕西一位老作家给中央写信，说诲淫诲盗，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让一些人签名，因没人签名，那信才没寄出”。而客观上的情况，就我们目前所查证到的，只是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于1994年1月20日下达的《关于收缴〈废都〉一书通知》。从中共中央宣传部到陕西省内的有关部门，主要是对他进行批评教育，积极地安排他到江苏浙江等地深入生活，并没有给他在政治上进行明确而严厉的定性。这一点，从贾平凹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翟泰丰之间的个人通信中可以看出。1995年12月12日，贾平凹在给翟泰丰的一封信中曾写到:“上次在京得以接见，留下深刻印象，您对我的关怀和指导，将终生难以忘怀。后经张锲同志通知，得知您及部里别的领导决定我去华西村生活一事，更感激您的关怀和鼓励支持之情。……我不会辜负领导的，并在此真诚地感谢您！”(《翟泰丰文集》第4卷，第110页，作家出版社，2004年。下面三处引文均见《翟泰丰文集》第4卷。)1995年12月21日，翟泰丰在给贾平凹的回信中，有关《废都》的评述是这样的:“老实说，你的《废都》的确不是成功之作，内中明显模仿《金》作之处甚多，且又多不成功，特别是性的描写过分了，方块(□)这一‘创造’实不高明。对人物内心描写，也有败笔。这不足为奇，老君爷还被孙悟空偷去金丹呢，何况人乎？问题是一定要吸取教训。”尽管我们不清楚翟泰丰接见贾平凹时谈了些什么，但是从贾平凹的信来看，主要是“关怀和指导”而没有“批评”；而翟泰丰在信中也主要是强调《废都》乃不成功之作，且“不足为奇”，不仅没有给他政治上施以压力，而且多有宽慰之语。更重要的是，翟泰丰此后还不断地给他以鼓励，如1996年2月18日和1996年4月23日，翟泰丰分别致信贾平凹均以鼓励和肯定为主，“我在你的作品中，往往能看到我国古籍大著之长，特别是明清间作品之痕迹，看到文学大家之文采，看到希望。”因为有了这些关键人物的关键评价，可以想像，贾平凹并没有必要因此而负上特别沉重的政治包袱。事实也是如此。1997年4月16日，贾平凹在致翟泰丰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心境: 

　　……在我困难的日子里，您在关心着我，帮助着我，古人讲，树有色容鸟亦知，我是知色容之恩的。但有人以此来为难您，这令我不安，惟一让我不安！这些人实在是不了解我，但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让时间去作答复吧。 

　　在我向您问候病情的时候，我却说了这些话，实在不妥，但又想，实话说了是中听的，我以一个年轻的朋友的身份，对您说这些心中实情，您也会高兴的，而高兴对身体是有益无害的。我不能为您做任何事情，我在此惟一能做的是向您问候，盼您早日康复！现在我在此为您唱一首“好人一生平安”的歌，让上天听到，让风能传到北京去。 

  
      从贾平凹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对翟泰丰的关心和鼓励饱含了感恩之情，也表明了《废都》出版之后的三四年里，贾平凹所承受的政治压力是非常有限的。 

　　再看《废都》在文坛上引起的反响。为了慎重，我特地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查阅，得出的大致情况如下:《废都》于1993年6月出版，《当代作家评论》双月刊旋即在当年的第6期和次年的第1期给予了多篇积极的评价；《小说评论》亦在1994年进行了跟踪式的积极评述。只有《文艺理论与批评》发表过两三篇批评文章。后来，还有一些完全是学术化的探讨文章，其主要观点均列于李星和孙见喜所著的《贾平凹评传》中。至于那些小杂感式的议论，均见诸不是文学界有影响的刊物。更多的议论或批评，可能来自报纸媒体——而在那个时期，媒体的新闻资讯已较为发达，所谓新闻炒作，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这些并没有多少学理的炒作性文章，在一些出版社的商业诱惑中，迅速地以各种面貌结集成册。一般的读者都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当事人更应该明白是怎么回事。我这样说，不是想苛责贾平凹过于胆小或心智不够强壮，更不是想说贾平凹对此表现得过于矫情，而是想通过这个事件的回顾，说明贾平凹在自身的创作历程中虽然经历了一些风雨，但并没有像他自己所不断强调的那样“从事写作是二十一年，文章总是毁誉不休”。事实上，看看莫言、李佩甫、韩少功、王跃文等等作家，也都曾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类似际遇。就贾平凹的创作来说，他的确是个胜利者。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文学是社会核心价值的代言，他的作品就曾多次获奖，为他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确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90年代之后，文学逐步向市场化迈进，他的作品又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市场反响，几乎每部小说都发行在十万甚至数十万册以上，一直到最近的《秦腔》。 

　　所以，无论是人生经历和创作经历，对于贾平凹来说，命运都是不错的。对于这样的命运，换了一般的人，可能除了得意，便是宽慰。但贾平凹依然如故地反复说“我这一生除了没杀人没偷人和坐牢，别的事都经历过”，“经历了人所能经受的种种事变(除过坐牢)，我自信我是一个坚强的男人”，言外之意，他是历经了人世间的太多坎坷，这确实有点让人费解。更重要的是，贾平凹一生崇尚豁达，退让，隐忍，追求传统的儒道佛之真义，向往“青天一鹤见精神”的超然境界，渴望能“战胜自己”，走向“神形于虚”之大境界，但他又总是在一些小小的挫折面前显得“懦弱”不堪，诉说不已，面对一些人生的轻波微澜偏偏超脱不了，甚至说到“我搞创作以来，一直受到争议，一直受到批评。中国作协也不把我当主流作家来对待。中国作协不停地请人出国旅游，从来没有轮到我。”这种彼此冲突、相互抵牾的内心情状，在很大程度上负载了他的“悲苦人生说”之内涵，折射了他在自我超越上极为艰难的精神地质，也直接影响了他的创作在精神境界上的本质性飞跃。 

　　二、农民意识中的现代愿景 

　　在不停地诉说自己一生悲苦的同时，贾平凹还一直在极力强调自己的农民身份，“我是农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强，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对人说。……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但同时，他又充满了现代愿景，“这么多年，西方现代派的东西给我的影响很大。但我主张在作品的境界，内涵上一定要借鉴西方现代意识，而形式上又坚持民族的。……必须加入现代，改变思维，才能用现代的语言来发掘我们文化中的矿藏。”我将这两段话放在一起，并不是说一个农民就不应该去追求现代意识，而是想突出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农民意识已“乌在了骨头里的”贾平凹，一直在试图建立自己所特独有的现代意识——用他自己的话说，“现代意识的表达往往具有具象的、抽象的、意象的东西，更注意人的心理感受，讲究意味的形式，就需要去把握原始与现代的精神契合点，把握如何地去诠释传统。”“以中国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真实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这是我创作追求的东西。”这里，我不想讨论贾平凹的“现代意识”是否具有更深刻的思考和发现，是否确立了文学中的现代意识所具备的一些基本内涵，作为一种艺术“愿景”，这种现代意识在他的创作实践中的确有所表现。但这种表现，始终与他的农民意识形成了种种奇特的纠缠，以至于人们很难看清他的现代精神，常常将他归为传统现实主义的作家。  [NextPage]

　　到目前为止，贾平凹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浮躁》之前的初期阶段，主要表达现实生活中某些显在问题，与当时的文学潮流保持着同步姿态；《浮躁》至《废都》之前的自我突破阶段，贾平凹开始自觉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审美领地，尤其偏重于商州文化中奇人异事的传奇性表达；《废都》之后的社会“病相”叙事。如果着眼于贾平凹所说的“现代意识”来考察，我以为，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的创作中，他已开始有所努力。特别是随着“寻根文学”大潮的兴起以及域外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大面积登陆，贾平凹开始积极地寻找自身的突破，并由此写出了一系列具有传奇特征的《美好的侏人》、《故里》、《马角》、《古堡》、《龙卷风》、《美穴地》、《五魁》、《白朗》等小说。应该说，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小说带着明显的寻根意识，但是，一般的文学研究者却又很少将他归为寻根文学的代表性作家。究其因，我以为，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他在文化寻根的过程中，并没有明确地立足于“文化反思”的现代立场之上，没有真正地从现代性的角度去认真地“理一理我们的根”，而是将审美触角探入古老的商州文化中某些具有奇异质色的生活经验，包括奇风异俗、神秘景象以及乡间传说等，借助于文化的猎奇取代了文化的寻根与反思。除了《黑氏》、《天狗》等作品在现实人伦上进行了一定限度的质疑之外，他的很多作品中的人物要么是土匪，要么是风水先生，故事离奇曲折，却缺少寻根文学所普遍尊崇的理性审视和文化隐喻意味，而且其叙述也是充满了某种迷恋式的审美情调。 

　　这种迷恋式的叙述姿态，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贾平凹农民意识的潜在规约。他说:“农村是一片大树林子，里边什么鸟儿都有，我在其中长高了、长壮了，什么饭菜都能下咽，什么辛苦都能耐得，不怕了狼，不怕了鬼，不怕了不卫生，但农村同时也是一个大染缸，它使我学会了贪婪、自私、狭隘和小小的狡猾。”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他同样也明白现代意识是不可或缺的精神品质。于是，在很多言谈中，他反复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经典性法则。这当然是一个不错的进化论法则。问题在于，如何建立自己深厚的“中学之体”，又如何将西学娴熟地化为“用”，这是一个巨大的命题，至少，对于中国当代作家来说，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当年的洋务重臣张之洞之所以抛出这样的言论，其目的就是为了“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也就是说，只有骨子里拥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不是农民意识)，只有在精神内部建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才有可能用“西学”来应对世事。但贾平凹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此点。他觉得“中学”和“西学”在文学创作中最终是同一种东西，即终极境界——“文学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是要阐述着人生的一种境界，这个最高境界反倒是我们要借鉴的，无论古人与洋人。中国的儒释道，扩而大之，中国的宗教、哲学与西方的宗教、哲学，若究竟起来，最高的境界是一回事，正应了云层上面的都是一片阳光的灿烂。”这里，如果我们撇开宗教这一复杂问题，单就哲学来说，无论儒或道，与西方哲学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就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一点，从胡适、钱穆到牟宗三都早有论及。 

　　我这样说，不是为了追究贾平凹在理性思考上的片面性，而是要说明贾平凹对现代意识的理解过于简单，以为在抽象的精神境界上进行一种综合，就会获得“中西通达”的精神品格。正因如此，在那篇他自己十分看重的《四十岁说》中，无论“中体”还是“西用”，他都想要，但都不清楚如何要，所以语焉不详，一片混沌，最后只好用禅语来进行自我消解。这正是一种农民式的狡猾思维之所在，犹如鲁迅笔下的阿Q，遇上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便使出自己的杀手锏——精神胜利法。如果我们将乡村文化作为一种农民意识的主要载体，城市文化作为现代意识的关键符号，那么，贾平凹内心的矛盾和分裂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乡村曾经使我贫穷过，城市却使我心神苦累。两股风的力量形成了龙卷，这或许是时代的困惑，但我如一片叶子一样搅在其中，又怯懦而敏感，就只有痛苦了。我的大部分作品，可以说，是在这种‘绞杀’中的呼喊，或者是迷惘中的聊以自救吧。”无论是“呼喊”还是“自救”，就贾平凹本身的创作实践来说，乡土文化的制约要远远大于其现代意识的觉醒。所以，他的很多作品一旦将叙事背景放到了商州，放到了真正底层的乡村社会，其叙述话语便显得安宁、自由甚至放纵；而一旦进入城市，则充满了焦灼、迷惘甚至是怨怼。无论是《土门》、《白夜》，还是《废都》、《高老庄》，其中的城与乡始终处于二元对立的价值系统中。在这些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和精神只要出了问题，其原委都是来自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就像《土门》中所说的那样，“人为什么生病？”就是因为“离开了土地和地气”；《高老庄》里的大学教授子路回到故乡，试图通过现代思维来解决一些乡村冲突，结果不但一败涂地，而且还弄得夫妻反目。即使是像《秦腔》这样纯粹的乡土小说，也是充满了今与昔的对抗，并且是今不如昔。 

　　城市不如乡村，乡村的今天不如它的往日，这是贾平凹后期小说一直贯穿的价值主题。这种过于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价值判断，在本质上凸现了贾平凹那种带有“狭隘和小小的狡猾”的农民意识，使他从骨子里永远对现代文明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甚至是排斥。譬如，他能够意识到创作与现实生存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写作过程中，常常出现一些磨擦，当然不是和政府，而是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产生一种磨擦，产生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把你弄得手足无措，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你不这样，好像也不行。”按理，贾平凹如果具有一种自觉的现代意识，如果深知现代社会同样充满了各种悖论性的存在，那么，对于这种紧张感他也许并不会产生太多的矛盾心理。但是，如果循着他那“城市不如乡村，乡村的今天不如以前，甚至人不如其它动物”的价值链来省察，我们便会发现，他的这种怀疑和拒绝并非真正的反抗，而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其手段就是向远古和自然皈依——当然，说得好听一点，这叫回归自然，回归本源，就像《土门》中的“我”最后回归到母亲的子宫里，只有那里才是真正的家园，只有在那里才能看到“神禾源”。而这，恰恰是贾平凹农民意识的痼疾之所在。我们无法要求一个作家必须对各种充满悖谬的现代社会做出有效的思考，更不能要求他们必须对人类的现代生存困境提供有效的出路，但是，面对这种焦灼和困境，作家有责任在揭示和呈现它们的同时，行使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启蒙和拯救义务，这是必须的。所以，我不敢说贾平凹对文明持有一种敌视的态度，但是，他的“返古式”价值倾向，的确没有给我们展示一种积极的救赎意愿，也使我们不得不认为他的现代意识，可能更多的只是一种“现代愿景”，而没有深入到现代精神的内部。 

      三、卑琐人性中的绝望 

　　贾平凹有理由觉得自己一生悲苦，因为他对现代社会充满了无奈和绝望，对一切病态的东西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一方面，面对繁富驳杂的现实生存，他不能也无法轻易地绕过去；另一方面，面对纯朴温馨的自然，他想以断裂的方式来重构却又觉得不切合实际，这构成了贾平凹内心深处的一种困顿。  [NextPage]

　　自《废都》之后，贾平凹的小说所极力彰显的核心目标就是人性的丑陋、自私和卑劣，是一曲又一曲没有哀婉只有无奈、没有悲悯只有绝望的“病相报告”，尤其是到了《怀念狼》里，贾平凹更是将人性还原成连兽性都不如的一种生命存在。这种“剑走偏锋”式的审美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人生的失望，对现实的迷惘，对苦与恶的相互混淆(或者说是苦与恶之间的简单转换)。如果我们将《废都》与库切的《耻》稍做比较，就可以发现，同样是写知识分子灵魂的卑微与丑恶，但思想内蕴却大相径庭。库切从“代价”入手，通过大学教授戴维·卢里因对女性的玩弄，尖锐地指出了这种人性的丑陋所带来的尊严的丢失和命运的残酷，甚至在“僭越”之中对种族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而《废都》中庄之蝶却始终在文化名人的光环下苦闷地游走，在沉沦中“泼烦”，在“泼烦”中走向更深的沉沦，完全是一个在名利场的角逐中逐渐走向畸形的生命形象。所以，阿城说《废都》的“废”不是颓废的“废”，而是残废的“废”。 

　　不仅对现实绝望，对历史，对人性，甚至对人类充满缅想的爱情，贾平凹也同样充满了绝望。这一点，可以从《病相报告》中清楚地看到。《病相报告》试图在巨大的历史跨度中，以人物命运的颠荡沉浮，来重构一种有关爱情的神话。但是，读完整部小说，我感受不到胡方和江岚之间爱情的圣洁，感受不到那种超越了历史恩怨和肉体原欲的执着，也感受不到一种在历史劫难和爱情幻想中所建立起来的应有的尊严。在小说中，即使是到了晚年，胡方也不见那种因爱而变得纯真的表现，而只是不断地将爱化为欲的冲动，或者是一种近乎卑琐的畸恋式跟踪。“爱情更是一种病。”这是贾平凹的立足点。古今中外，人们对于爱情的叙述当然很多，将爱情视为一种悲剧的根源来探讨人性本质的小说也并不少见，但将爱情作为一种“病”来演绎的，却并不多见。所以，我们可以从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看到一对年迈的男女终于走到一起时，彼此的脸上还会散发出孩童般的羞涩和天真，他们第一次躺在床上还像少男少女那些激动不安而又小心翼翼。而在《病相报告》里，圣洁的情感常常变成了病态的、乖张的言行，很难看出作者所说的“凄美”特征。胡方因为几十年如一日地爱着江岚，总是将那枚戒指戴在手上，继而藏在狗腿里，后来又缝进自己的小腿里；当他发现一个小饭馆里的服务员长得像江岚，便每天到那里吃午饭，得到的却是一次次地受辱。他没有尊严，当然他也不需要尊严。他看起来坚贞不渝，而背后却分明是为了真正的肉体占有。所以，作者最后让他带着春药完成了与江岚的聚会，并暴死逍遥床。 

　　至于对乡村，对他终身所倚重的土地，他也同样充满了无奈和绝望。如果说《白夜》中的夜郎在城市中的游走和钻营还带有某种于连式的影子，是受控于都市欲望和畸恋的产物，那么《土门》中的成义以及由成义所掌控的仁厚村则是被市场化现实彻底蛀空了灵魂的躯壳。我甚至觉得，《土门》完全是《秦腔》的一次预演。它将背景选择在城乡结合部，将仁厚村作为一个虚拟的历史，不仅展示了人性的退化，而且叙述了人种的退化(尾骨突出、人兽恋等)。小说中，作者曾借胖子的口吻说过这样一句话:“眉子是仁厚村的，不当人认了，阿冰是狗，仁厚村却当人使唤。”这种人畜倒置的观念，正是作者对仁厚村伦理变化的深切理解。一切乡村原有的“仁厚”伦理被完全颠覆，面对现代化的进程，人们充满了敌视和对抗。这一切，到了《秦腔》中，终于获得了全面的爆发。 

　　在一种家族式的人物结构中，通过一种碎片式的拼接，《秦腔》所展现出来的，完全是一幅乡村败落史，是传统被现代冲刷后的荒凉和无助。清风街的老村长夏天义不仅性格暴烈、刚愎自用、独断专行，而且目光短浅，领导无方，导致许多事务和决策的失误，使清风街变得日益困顿；新任村长夏君亭虽然精于制衡，动用各种市场时代的潜规则，在权力的背后不断地将乡村土地转换为眼前的利益，但是，古老的清风街还是一步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瓦解了——大片土地荒芜、女人进城卖淫、男人进城卖力、乡村选举作弊、孩子失学辍学、矿工职业病泛滥、群体暴力抗法……苍劲雄浑的秦腔，终于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沦为替村民们送葬的挽歌。尤其是引生的自我阉割，与其说是对人的原始欲望的自我否定，还不如说是作者对生命存在的绝望和否定，因为在一个半疯子的精神世界里，他所畸恋的白雪不只是一个美人，而是一种古老文化的隐喻。引生的自宫，其实表明了在清风街这座废墟之中，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只有伤害，只有自取其辱，只有绝望的毁灭。 

　　虽然，我们不能以此认定贾平凹的后期写作带有某种反现代的意味，但是，如果要从“文明反思”的角度来审度他的一些作品，我觉得这种反思是一种逆向的、退化性的反思，即城不如乡，今不如昔，人不如兽。其实，对于贾平凹内心深处的这种逆向性、退化性思想倾向，也有学者已经发现。如孟繁华在一篇论文中就说到:“《秦腔》的感伤是正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遥远的凭吊，它是一曲关于传统文化的挽歌，也是对‘现代’的叩问和疑惑。这样的思想贾平凹在《土门》、《怀念狼》等作品中也表达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同时也不免踌躇:《秦腔》站在过去的立场，或怀旧的立场面对今日的生活，它对敦厚、仁义、淳朴等乡村中国伦理文化的认同，是否也影响或阻碍了他对‘现代’生活的理解和认识，因为对任何一种生活的理解和描述，都不免片面甚至夸张。《秦腔》的‘反现代’的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值得讨论的。”这里，作者运用了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来描述贾平凹“过去的立场”和“怀旧的立场”，看起来是在为贾平凹的这种思想在进行辩护，其实已表明了他“不免踌躇”的心绪——因为他同样明白，反文明式的思想对抗，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写作。 

　　值得一提的是，贾平凹的后期小说不仅充满了绝望的意绪，而且遍布了类似于“垢甲”的粗俗细节，包括一些类似于手机短信的黄色笑料、乖张反胃的大小便描写、原欲化的性暗示以及各种畸形的情恋叙述(如《猎人》中的熊奸人)。这些细节有很多是没有必要的，也看不出有多少是真正产生于人物身上的“垢甲”，是真正源于人物精神本源上的“垢甲”，而贾平凹却每每对之进行自然主义式的叙述，以至于让人觉得“脏”，与他早期的唯美性叙事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而这，也同样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其作品的审美格调，削减了作者对人性恶的揭示效果和批判的力量。 

　　贾平凹的创作存在着很多隐秘的内部矛盾，犹如他本人丰富的内心冲突一样，呈现出各种难以调和的复杂状态。但我要说明的是，贾平凹在创作中所体现的这些无法协调的矛盾，绝不只是他一个人所独有，它们同样或多或少地分布在与他同时代出生的作家群中，只不过贾平凹更显突出、更显集中。这也意味着，任何只关注其矛盾一方面的研究，都会导致判断的片面性，所以，近些年来，贾平凹的作品常常在评论界呈现出两极化的价值评判。

　　
     （编辑：李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