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荣

     我们究竟是活在什么时代？现代？当代？后现代？如何为这时代命名？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理论精髓还没来得及为大马的知识学术做出贡献，就被一些人贬为造成道德沦丧、虚无主义的元凶了。“后现代”不仅遭上了年纪的人误解，也沦为青少年为时髦的东西命名的标签。也有人说，谈什么后现代，现代性的旅程都还未完成呢！说这话的人是哈贝马斯。

    关于现代性的论述可以在《备忘志》创刊号，敬添的文章里得知一概括性的理解。

   本文章的目的是匆匆浏览现代性影响之下所表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然后探讨支撑现代性的信仰和价值准则，最后，让我们审视现代性的背景如何产生了历史必然规律，以及我们是如何因为深信了历史必然律而在思想上失去自由的？

（一）现代性的表现

    提起“现代”这个词，我们会想到什么？麦当劳、随身听、格调高雅的咖啡厅、特别贵的有机食品、轻快铁、高级公寓、互联网、手提电话、信用卡、虚拟人物、吉蒂玩具猫的风行？上述现象都没错，但我们可以将它们浓缩成几个主要特性：

    首先，现代性表现在建筑风格上，是强调次序和具备浓厚的商业导向。整齐划一，金属味极重的建筑逐渐取代地方色彩浓厚的住宅或店屋。

    从建筑屋扩大到建筑群，我们也发现现代性的住宅区为人们提供一种便捷舒适的生活；这类经过详尽策划的住宅区（在大马叫 Taman），每间房屋有一样的设计、泊车位置、幼儿园、补习中心，久而久之，甚至培养出一样的生活姿态：溜狗、散步、比较佣人的好坏、薪酬的高低、孩子的智能和成绩，手提电话的款式等等。总的来说，这类住宅区着重设计和舒适甚于美观。

    现代性也表现在交通的便捷上，对速度和缩短距离的追求加速了现代人“无根”的感觉，它在暗许着“变”是至高无上的价值。现代性的另一大特征表现在人类对科技的“友好”态度上；对环境问题忧心的人有“环境友好”的说法，对科技的好处感到兴奋的人却是对科技不具备一点戒心，所以才叫“科技友好”。

    波斯特曼 （ Neil Postman） 形容这种友好态度的原由是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它令生活更容易、方便、舒适、清洁。谁会拒绝那么实用又肥美的礼物呢？

    可是，现代性也制造了一个缺乏道德和价值基础的时代（可见引起道德和价值混乱并非后现代的错）这里的道德不仅仅指涉个人，还包括国家整体暗许的的道德。

    这样说会比较抽象，我们来举个例子吧！现代性的有力工具是科技，使用这工具或对这工具的能力崇拜至迷恋程度的国家决策者，不知不觉的被一种至高原则引导着，这原则是“只要科技上可行的，就要去做”，因此我国即将有全东南亚最总指挥大的水坝、已经有世界最大的国旗、最大的“娘惹”鞋、最大的“吉祥图”，而核子弹、基因改造更是这原则的最典型体现。

    在这种大前提下，只要水坝专家有能力建大水坝，就去建吧！伴随建水坝而来的原住民逼迁问题和生态问题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只要能证明“大马能”的事情就去干吧！至于种种举动是否高明则不必理会了！这种现代性的社会表现和群众心理，背后潜藏的信仰是什么呢？

（二）现代性的信仰

    现代性相信普遍的理性，相信进步的概念，相信详尽的策划和管理能将社会带到桃花源或乌托邦的境地。基本上是一种乐观而单纯的意识形态的追求。

    这种信仰表现为一种膨胀了的信心；对机械、有组织的劳力、管理和分配的信心，对科学、技术、社会和物质进步的信心，对行销和消费能带来快乐的信心，对经济制度能解放人类心灵的信心。但是，这信心的基础是相当虚幻的，建立在每个人都具备同样的本质，或称“人性”，都必然会这样那样的泛人性论或泛人道主义的基础上。

    乐观而朴素的意识形态表现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在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在马克思的共产宣言和不适应国情的生硬实践上。

    现在，虽然意识形态表面上已被唾弃了，暗地里却化身为对现代化和科技的崇拜，夹着全球化的强势，对各发展中国家的民间进行不易察觉的统治。意识形态的本质其实是：“社会必须调动所有天然资源、政治、经济、教育、意识形态、艺术和宗教，来服务现代性的伟大构想。”这是一种社会“宏愿”。

    人们自信满满的相信政治治理和科技将能够继续掌控自然和人类本身，而且许诺着一个光明灿烂的未来。明显的，作梦在现代性里是必要的，而且还以种种堂皇的理论与信仰作为作梦的资本。另一方面，“谦卑”则不是这时代的特征；对未知的谦卑，对理性无法全盘理解的事物的谦卑，被当作一种懦弱和不进取的表现。

（三）哲学视野中的现代性

    现代性的“信仰”情感成份很重，那么支撑现代性的信仰的理性哲学理论基础是什么呢？明显的，这些基础并非一朝一夕的冥想结果，而是人类集体经验和思考的累积。前面已说过，为现代性的信仰提供哲学基础的是普遍的理性。

    普遍理性的典故是这样的：理性主义鼻祖笛卡尔在为知识寻找或奠定绝对确切或明晰性的基础时，提出了“我疑故我思，我思故我在”的命题。

    当我们在考究何谓真正的知识时，预设了只有真正的、绝对的知识是无可怀疑的，在一切皆可怀疑的批判之下，经验可疑、客观世界可疑、一切可疑；唯一不可怀疑的是怀疑本身。只有“我在怀疑”本身是无法怀疑的，而在笛卡尔眼中，怀疑即思考（这是他一厢情愿的说法，因为思考可以不是怀疑，而可以是直接的观察）。因此，得出只有“我思”无法怀疑的结论。

    这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逻辑游戏却竖起了西方哲学界理性主义和主体性的大旗，向几乎所有学术领域进行思考方式的统治。欧陆哲学的两大流派，即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都从笛卡尔的“我思”，这明证或确切的概念中找到了理性的根据。

    这个思考的主体“我”被抬高到哲学史以来的高度；理性主义者相信主体透过理性的推论，可以获得确切的知识；经验论者则认为，主体通过经验的归纳，才能获得明晰的知识或真理。

    这种“真理”的发现，让人类对智力产生了万能的信心、傲慢、甚至幻觉。有的宗教也纷纷跟风，将特定概念譬如上帝，置放在一个普遍的概念上加以解说，或者将不同的宗教和信仰进行比较探讨，寻找共同性或“本质”，然后总结出“所有宗教都教导要善和有道德”的陈腔滥调。理性和主体的万能，增强了主体的自我感觉，也导致人类越来越自我中心。这样的思考方式和态度，促使“我”这个观察者、认识者、诠释者，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中心；理性主义者凭逻辑思考能够建构认识世界的概念，经验主义者虽然较为着重外在实物和关系的观察和归纳，但依然是以认知者为中心。     

    （编辑：李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