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美信
中国学术发展一直处于“有术无学”状态，一部《说文解字》在两千年间一直充当了“百科全书”。可见中国传统学术呈现出泛文学的单一现象，并未形成系统的学术体系，更缺少丰富理论工具和外围学科。经验之谈更占据了主导地位，知识传播与交流依赖一种狭小师承途经。象戴震中国式百科全学派人物，强调致知格物，仍是“天地之气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理论上始终限于“五行”“阴阳”概念中循环。
从审美哲学上来看，一是以老庄学说为体系的玄理美学思想；二是以孔孟学说为体系的道德美学思想。艺术在传统意义上只是赏心悦目的娱乐文化，所谓最高“境界”不过是用于文人抒情篤志的精神慰藉，一种准宗教的“度己”法门。尤其对于人生仕途的失意受挫者，无疑是一颗“救心丸”。因此，中国文艺对历史发展作用极少，更没有担当思想启蒙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动力。所谓“大雅之堂”也不过是文人的私情趣志而已，借天地气象以抒人生世事无奈之悲情，大都不离自娱、自怜、自恋的心病。
“四九”之后的所谓现代文艺思想，表面上强调“双百”方针，实质上推行一种以政治乌托邦为理想模型的文化专制，所谓“统一思想”和“政治挂帅”，艺术家的内在自觉变得无关重要，盲从权威变成了一种普遍的集体无意识。教条到将写实美术当作唯物主义艺术，完全忽视了艺术是人类最自由的精神产物。由于畏惧权力而产生一种扭曲的社会心理定势：将独裁强权与个人权利混为一谈的错误观念极为普遍；再者是认为艺术一旦涉及政治便肮脏“洁癖”，所以一味儿强调艺术追求孤立的形式美――回避现实是最高艺术“境界”，基本遵循中国古老艺术的贫血症状。
１、中国文艺思想的主体倾向
文艺哲学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现象，它在中国成为一种专门学说却在汉魏，从思想丰富多样性而言，秦汉之后大不如前。中国的学术思想朝向玄学与伦理两大方向发展，他们之间并互相作用。老庄思想是一种出世的玄理学说，它对中国人精神思想具有先决性的指导作用；孔孟思想是一种入世的伦理学说，儒家的经世治事对社会活动的秩序作用一直很大。老庄哲学的思辩生变性意义在于“避世保生”，其自然宇宙观必然成为“养生”与“避世”之道。它对文艺思想具有张扬个性的指导性，反对一切世俗作为，甚至发展到“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极端自我程度，正是这种“以我为大”的思想对艺术寻求内在自我性形成一种隐秘的精神呼应。众所周知，儒家的“克己复礼”思想是“小我”具有一定公共秩序意义，它之所以成为道统官学，并成为历代知识分子入世的道德修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大同理想。
中国文艺思想主要沿袭了老庄思想的宇宙世界观，它源出《易》的古朴思想。可以说，关于审美与艺术的思想学说在很大程度上是道家思想所衍生出的一个分支。有趣的是，道家学说又是一种极为主张反艺术的“无为”――“去巧”思想，使人想到古希腊波拉图哲学的敌视艺术。“大道无为”和“有生于无”的哲学定理导致了中国哲学朝向玄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与文艺观念为一种玄理精神。按照黄老之说，人连出生来世就是一种最大的不幸，所以人生在世就是克服这种命运的被动性，最大高明智慧就是超越世俗之琐碎与祸害，达到生命的极大自由是“无为”与“无用”。因此，道家思想构成中国文艺思想最高精神境界是不奇怪的，它实质上变相一种精神慰藉的准宗教，满足文人不甘寂寞、修心养性、抒情笃志之需要。
２、回顾中国文艺理论发展史
综观中国历史上“类美学”的经典名篇，如刘勰《文心雕龙》、谢赫《古画品录》、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石涛话语录》和王国维《人间词话》，这些历代名篇完全基于狭小的文艺内部学说。另外“红学”是中国文艺美学研究表现出单一性的厚重，大多从事“红学”研究的学者不具备哲学与美学的知识，缺乏系统理论和开阔视野，即中国艺术以及学术严重缺乏系统基础的理论工具。“红学”研究之所以现成一种“我注五经”和“五经注我”的文人传统治学套路。
一名中国画家可能把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与“大象无形”“道法自然”奉为哲学精髓，不再进行深入分析和严密的求证。考察王国维这位近代中国的本土美学之泰斗人物，其“意境”说并没有超出传统玄理学说的基本框架，并没有给中国文艺理论与美学发展带来实际意义。“意境”说最初出现于魏晋文学创作与评注的“意象”说。唐代诗人王昌龄提出了“取境”说﹐进而刘禹锡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文艺创作论；从五代、宋﹑元到近现代，“意境”的审美追求在中国画占据主导地位，独领美术史风骚，它赋予绘画艺术全部思想意涵，包括山水画之外的文人画。可见，“意境”说在不断诠释中获得不断扩展，成为中国本土美学的专题概念。
中国古代山水画创作完全符合文人名士一种避世脱俗、精神寄托的手段介体。它不象早期民间画匠和宫廷画家那般写生“求实”、求精工装饰之美。文人化绘画越来越不注重实境描绘﹐追求 “得意忘象”与“澄怀味象”的超脱之逸美。唐代张彦远、宋代郭熙和苏轼是主张绘画 “立意”的代表人物；到了元代倪瓒、钱选将“逸气”和“气韵”发挥到表现的审美主体。中国艺术追求“意境”始终贯彻了道家思想内核，从而导致最具哲学意味的艺术对现实社会缺少呼应作用，其避世传统成为中国艺术文化的贫血根源。作为一名传统意义的画家，其创作实践大致表现为“超脱避世”、“娱乐趣味”、“度己养性”和“风雅逸格”。
此外，中国画发展之所以放弃了对客观事物的再现模仿﹐一直寻求主观意境的艺术表现。即使西方绘画在明清传入中国，而对中国本土绘画并没有构成实质影响。直到徐悲鸿等人才西方写实绘画当作一种先进技术手段引进并发展。但是，这种思想在文革中被发挥过度，使得形式之实与内容之虚表现得极为严重。即日今天，中国绘画还没有摆脱写实与写意、抽象与具象、传统与现代等外在形式风格之争论，对于艺术内在价值与现实意义则彻底忽视。
３、现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
从朱光潜、宗白华、从李泽厚，他们在美学领域的成就主要于编纂贡献，他们比王国维和蔡元培在方法手段上迈出了一大步。但实际上是一种拿来主义的本土加工，这种“顺藤摸瓜”理论方法，不仅缺少开阔的视野，由于社会其他学术领域的落后而显得有气无力。被誉为中国美学界的两大宗师：朱光潜和宗白华，他们仅仅建立中国美学的学科，并无显著的理论原创成果，比同期的欧美日学者也存在很大距离。马列化的美学体系基本沿袭了黑格尔学说的臃肿体系之外，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反艺术的哲学思想；忽视人的主观创造性、自我塑造、自我认同的存在实质。
到了８０年代李泽厚、高尔泰等人开启中国美学讨论的小高潮，其意义前所未有，所围绕的仍是一个久而未决的“审美”主客关系的讨论，只是它头一次将审美问题深入的创作实践与社会思潮当中。随着“８５”至“８９”的冷却，中国美学研究变成了学院派的文字游戏，“审丑”说也均属这种特定环境的学术产物，甚至不乏就“审丑”著书立说的名家学者。这主要他们对现当代艺术的了解甚少，加之对新泊来的绘画缺乏足够鉴别能力。于是，按他们完全老化的美学理论的推论出“审丑”之说。特别以蔡仪、王朝闻的马列美学体系，只是“理论铁板”一块的“主客统一”说，不论作为美学的哲学家；还是作为艺术的理论家，他们的理论学说均缺乏思辩的创建价值。因为中国社会文化缺乏现代性的必要基础，对于西方现代艺术理解也浮于表面判断。通常从中文系统孵化出来的美学家和理论家，其自身缺乏艺术修养，仅有艺术知识也限于传统层面，对现代艺术可谓一无所知的地步。因此，他们整出“审丑”概念是不奇怪的，因为审丑相对于审美，它完全符合语言形式逻辑。[NextPage]
近十几年的高校与学术的“大跃进”，浮躁与扩张占据了上风，各大高校都设立了美学、美术学和艺术学的专业，它制造了高校学科高大全的假象和变相兜售研究生文凭的机构。尽管艺术、文艺、美学和美术的学术论文非常多，从教授到学生，有学术价值论文则是寥寥无几，大都是毕业、项目、职称的应付之作。艺术类高校的理论课一直是可有可无的状态，教师照本宣科和学生打瞌睡是常态，根本没有活跃的讨论与思辩的学术氛围，从而造成科班出身的艺术家也是“艺术与技术”不加区分的状态。也就是说，无论社会或高校均学术土壤，通过广泛阅读与独立思考去丰富自己，弥补在学校环境到社会氛围的不足。可以说，目前中国美学理论对艺术文化的发展是可有可无的，“审丑”说的出炉足以说明了中国文艺理论的匮乏与落后的根源。
新拿来主义的后现代哲学与文艺理论，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福科、德里达和哈贝马斯的西方当代显学，它们在中国掀起的热潮，并没有打破中国学术思想一潭死水的可能性。尽管一些时髦概念在理论方面不少见，但其浅薄与误导也同样严重。可以说：是当前中国学术浮躁与泡沫的缩影，从“后殖民主义”（文化殖民）在中国理论批评中的泛滥，便足以说明不具备成熟的现代性社会文化机制，对后代哲学理论的运用必然导致语境错位。
不说哲学理论，当前中国大都市建设是后现代泛滥成灾的地方，由于没有成熟的社会现代性机制（国家制度与公众意识），那些只强调体验感受的后现代建筑在中国如似雨后春笋。可以说，中国大都市成是世界建筑设计师过瘾的“后现代试验田”，因为中国没有相应的现代机制可以约束它们泛滥。上至国家制度、下至平民观念均不具现代性素质，为了追求高、大、新而不计成本，那些看起来圆乎乎、亮晶晶的前卫大胆建筑物，不知要浪费多少建材、空间、能耗、功能、资金。北京在这个树立了后现代发疯的榜样。这就是在一个现代性贫瘠的土地上盖起来的“后现代”现象。所以，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学说热是极为表面化的，不过是洋八股而已。殊不知，后现代主义需要成熟现代主义作为必要基础。
最后总结而言：中国艺术的研究理论研究和批评功能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其独立性非常薄弱，总是受到外在因素的极大干扰，过去的政治与今日的商业均不能作为一个良性的外部关系。事实上，具有创造性价值的思想或艺术，它们必须在其时代的最前沿，而不是被动于社会环境。因此，中国需要一个健全的社会机制来满足学术思想、文化艺术的发展，或者说，国家制度和社会观念的改造是当务之急，也是每位学者与艺术家必须为此而努力，否则不会有真正的学术与艺术。
（编辑：杨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