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世存
一
我们都熟悉了这样的场景：在三五新老朋友中间，世风、国运、新闻、逸事……在舌头上热烈地跳跃着，话语激荡起话语，声调挑逗起声调。讲演者和听众互为而同一，目光在等待目光，故事在牵引、唤醒故事。我们在这些讲述、编造、倾听中获得了奇异的充实感。笑政客的无耻、恨官僚的昏聩、哀贫者的疾苦、感岁月之悠悠、叹人生之无常……各种版本问世、交流、传播，最后，连同人，全在这一场景里化作平静。我们满足、热衷于这样的场景，而且极易在这样的场景里获得慰藉。角色不同，我们经历参与的场景不同，我们制造场景的手段不同。流民在火车上，艺术家在画家村里，记者在飞机和新闻发布会上，西化分子在沙龙中间，学人在各种研讨会上，作家在皮肉文章里……最后则都化作无聊和空虚。这是我们的传统。在正在进行的身外的社会里，我们是如此洁净、旁观、无辜，我们无罪。这是士的传统，是我们知识分子的传统。最好的典范例如杨绛的《干校六记》，能把最激人性情的历史和现实讲述得最动人地平静。
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启蒙”。在一场信仰的实验之后很多人似乎成了逢场作戏的虚无党。实验的各种材料、器具，几千年累积的文明财富，散乱地摆在这些人面前，所谓的“启蒙”就是财产、财富、权力的再分配运动。人们都要求占有、享受。信仰自身等于无信仰。于是，整个民族陷于重组的过程里。转型越出现混乱，很多人越是愤慨；清谈的场景越是热烈，知识分子的苍白也越加显现出来，因为“声音响起，语言里是一片沉默”。
我经历了很多这样的场景。我常常在人声鼎沸里观看人们的表情，他们或痛心疾首，或皱眉蹙额，但我知道他们是快乐的，是的，小小的快乐。他们庆幸自己置身事外。我因此常常在人声鼎沸里，心想，这并不是教堂，人们受洗，忏悔，悲悯，见证。但讲论又有什么用？见证又有什么意义？人们把自己摆在哪里呢？ 很多知识分子完全抛弃了民众，也为民众所抛弃。好像他们已经变成脚踏在前现代土壤上，脑袋却已伸进后现代云端里的大恐龙。几乎所有的晚会上我们都能看到“发了”“富了”的节目。也许在这些节目背后，真正“发了”、“富了”的是这些走穴者，靠他们装疯卖傻，或装俏卖笑，把金钱、性、暴力之类无限地夸大，填满了自己的钱包，以至于连农村的“小芳”们也以为这些东西是人生的唯一和最高的内容，她们为得到这些东西而不择手段，因为没有人告诉她们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廉耻。我们对这些东西都进行了想当然的理解，并把西方社会当作已经实践着的地方来介绍。我们记不起来人的本质是什么。而正是五千年文明的承载者，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使人们背离了那些引导我们的先辈度过无数艰险的人生准则，使人们对本民族的伟大前途失去了信心，使人们对日常生活失去了丰富的感知能力。
一次，一个企业家讲当下社会风气日下，讲某些人的误国殃民，他演说得有些得意忘形时，我激动起来，“不，真相不是这样的”，我打断他的话说：“不仅仅是他们的问题，还有我们，你、我，灾难的制造者诚然是他们，的确该讨伐他们，但我们，灾难的受害者、旁观者也难逃其咎。我们也不是清白的。不仅劳动创造了人，关系也在创造人。所以，我们自己也不是好东西，欲望也在我们心中泛滥，恶根也在我们身上生长……你不能说嫖客与娼妓，行贿和受贿，哪一方更加无辜。”企业家愣住了，其他人也愣住了。“那么”，企业家张了张口，“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我不知道怎样继续我的“演说”，“没有办法，除非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忏悔，信仰，慈悲；除非我们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别人的幸福是我们幸福的前提；除非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得人的本质，劳动的含义……”我不知道怎样继续我的“思路”，“天何言哉”，每一个富有历史感的人也许都能想起孔老夫子的话，这位同样处于转型时期的伟大智者，是那样以敬畏的心情描述对时间、天道的感受，“四时行焉，百物兴焉，天何言哉！”面对礼乐崩坏，纲纪废弛，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但是，比夫子更早，我们周代的先人意识到求诸野的局限，他们曾经代天宣谕：时之将兴，听于民；时之将亡，听于神。“神”是什么？一个恶欲大泛滥的时代，需要的神是：绝对的信仰。
二
从我们的传播媒介上，我们几乎不知道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到街上去，或者更省事，打开电视看一看，就知道我们的知识分子，丹尼尔·贝尔所说的“文化庸众”给我们制造的是什么货色，还有那些触“电”的精英们在说什么。我们其实都明白话语成为江湖杂耍世界，尽管缤纷五彩，但不外是垃圾，干燥、阴湿、霉暗、灰糜……令人怀疑这片土地上曾有铁马金戈，锦瑟银筝；令人怀疑这是曾出现了龚自珍、鲁迅、顾准的民族；令人怀疑孔子、屈原、司马迁、杜甫是否存在过？今天我们民族期待的语言、行为又在哪里？我们的“国之大老”在说什么？我们民族的“干城”在做什么？
许多人跟我说，不是他们不明理，不是他们不能说，是因为他们也得生活，过日子，他们有老婆孩子，有家有业，他们又怎能以一人之微力对抗现实潮流？是的，人是渺小的，无力的。可是，平庸是平庸者的根据，为什么我们不能超越？为什么我们性格里缺乏广博巨大的关怀？为什么历史到了这里，挡住了我们，使我们甘愿平庸？
有很多事并非我们不能，而是我们不为。
就绝对的信仰而言，没有任何东西：名位、事业、家庭、孩子……限定了人们言行的范围。只要是真理和正义，我们有权也应该讲论我们所确知的，我们有权也应该见证我们所看见的。
1995年。抗战胜利五十周年。赢得了那场战争的民族歌舞升平，时代祥和。我们在这一年做了些什么？在这个大背景下，文坛是奇异地热闹，先是向余秋雨身上吐唾沫，然后是“二王”之争，1995年还未过去一月，就有人出版了“文坛现象录”。“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们”，一匹黑马就这么嘶叫过。但为什么没有人探查中国人的日本观，从而清理中国人的民族文化性格？很少有人想过抗战时期我们有六百万伪军，这一数字即使按人口比例讲在世界诸民族里也是最高的。我们无法简单地斥责他们背叛祖国，无论是在本族或异族面前，他们都不过是奴隶。为什么我们国家有最适合叛徒繁殖的土壤？一个造就顺民的国家，怎么能指望它造就的懦夫变为保卫它的勇士？在这一年，很少有人想过日本与中国的未来。除了有数的几篇文章，如葛剑雄《我们应有的反思》等等，没有人想到我们应该说点儿什么。
一个十二亿人口的民族是多么庞大、壮观，但生物学已经告诉我们，一个物种在数量上的庞大可能导致质的衰败。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我常想起浙江千岛湖事件和其它同类事件。台湾的戴吾明先生告诉我，千岛湖事件中遇害的台湾游客本身的行为也太张扬，他们穿金戴银，在船上豪赌，乌烟瘴气。但这一细节并未减少我的沉痛，我仍想追问我们的青年劫财后又纵火烧人的问题本质。这一细节反而使我看到了我们文化中吃人传统的血腥未尽。
台湾的戴吾明先生对大陆和台湾的社会风气和民众素质深有感触。想一揽子解决这些问题千难万难，处处扭曲，盘根错节。他说，他已不知道如何匡正人心。他说他只能推己及人，在有限的范围内劝化。他厌倦了一切清谈，他能把握的就是自己，能切实可行的就是使周围每一个与他接触的人觉悟到人间的正气和大道。因此，他像苏格拉底、耶稣、佛陀、甘地、墨子……这些伟大的圣贤一样去唤醒、慰藉人，从售货员到出租车司机，从空姐到大学教授，只要能交流，能接上话，他就尽力使人明白个人在社会上的作为。这场景让我感动。因为他也正是这样劝谕我的。这境界和成就也许比不上他追慕的先贤们，但一样富于人性，一样闪耀着神圣的光芒。
在广西玉林，年轻的记者黄利向我谈到了佛家和“末法时代”。她说很多人败落、卑琐、恶劣，但他们的心仍是“一面镜子”，他们仍能分辨出绝对的真、善、美。对于知识分子，人们不仅仅要求知道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即不允许他们总让世界处在悬而未定之中，人们还期待他们确定人生情境，即言行一致。就是说，知识分子不仅不应拒绝担负发言人的责任，不应只满足于他们智力和感官的探索，他们还应有健康的人性。一个人的存在，应该使周围更多的人意识这存在的感觉，即唤醒人们关于日常生活、阳光和熙、天空明丽、春天温暖的感觉。
三
以知识作为声名的知识分子少有人把知识作其本质。何谓本质？黎鸣先生说，是精神元素，这种元精神有三：古希腊人首倡而现为基督教文明发扬光大的人类求知精神；古希伯来人见证的而今快衰竭的人类信仰精神：中国先人说教而后失传的人类仁爱精神。以此三元考察很多知识分子，让人无话可说。
我曾经批评兄长们，即四十岁左右的一代人的虚无倾向。我们都了解他们，他们年轻时那样纯良美好，并以青春抗争极权，要求人性的自由；而现在，当人的非理性一面得到极大的放纵时，当商业法则渗进社会的各个角落时，他们失重了，他们“觉悟”出人性原来有那样多的表现方式，而人生天地之间原来是一个“偶然”。对偶然性的自以为坚实的认识，使得他们的一切言行都染上了虚无主义的症候，追名逐利，要求占有和享受。同他们的青春一样，这一次仍以人性的名义行事，只不过人性的内涵发生了质变，因为他们觉得对人性来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他们在金钱、性、暴力、声名等方面要求对手(社会)给他们满足。于是，他们“人到中年万事休”，他们不仅不视“万户侯”为“粪土”，甚至艳羡起“大丈夫不当如是耶”来了。他们“一阔脸就变”，一旦发迹，眼珠一翻，原来的同类立成寇仇。
章太炎语“小成即堕”实可为他们写照。我以为很多兄长的堕落对我们民族来说是一个极为不幸的事实。我们时代最多彩的文化景观是他们“创造”的，但他们“文不足以安邦，武不足以定国，多数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匹夫”。他们本应该“四十而不惑”，认清历史给予的位置，在自己的位置上尽力涵咏斯文，陶冶环境，为文明、文化的兴衰续绝作薪尽之火。倘若他们有余力，有肝胆，那么，他们应该承担起这个民族的苦难并同时承担怯除苦难的责任。
不幸的是，这些正大的人生内容在偶然性的绝对命令下，都显得费力而微不足道，他们把自己的“政治生命”、“社会地位”看得重于责任，因此在民众的疾苦面前，他们就变得全无心肝了，不幸的是，作为民族的中坚，转型时代的社会又给予了他们太多的机会，或运筹帷幢或闯荡江湖，从民间说唱到视听精品，他们有太多的“露脸”、“占有”、“享受”、“人生成功”的可能。可惜他们没有求知的信仰，没有对于仁爱的信仰，没有对于信仰的信仰，他们缺少这些精神，因而他们的一举一动不过成为历史之手书写时的一次“笔误”。
四
“森林中的熊已无踪影”，所谓的战略思想家亨廷顿居然诗意地描绘苏联帝国的崩溃。他预言说，未来的冲突将是文明的冲突。时至今日可以断言，这预言发挥了“应激症效应”，本来没有的，说什么就有了什么。预言家一变而为导演者。事实在很大程度上为这预言指引着。我们不清楚是亨廷顿从事实中获得了灵感，还是事实从亨廷顿的灵感中获得了启示。总之，这位谋士为文化精英们提供了一个练手的对象，他们以此为起点将冲突勾画出轮廓、体系。“遏制中国”、“中国威胁论”与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喧嚣一时，正说明了这一点。[NextPage]
当后者的混合体对世界说“不”的时候，立刻成为一个新闻事件。却少有人为这种“冲突”正名。陈独秀、胡适、鲁迅们当年极明确地批评“拳匪”、“暴民”。与义和团当年不同的是，今日对西方说“不”的国人对西方有了一知半解，有很多人甚至去过西方，身受过基督教文明的“洗礼”，是所谓的文化人。民众也注意到，正是这些见多识广的文化人曾给他们引见了一种先进文明的“优越性”，告诉他们人性向往的状态是什么样子。不料他们在转了一圈之后又有了新的发现。现在，正是他们在声讨那一文明的“罪孽”。如果说这就是民族主义，恐怕只能说这种民族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遮羞布。
文化人一旦沦为流氓又是多么可悲可笑的事，而由此制造的种种精神成果，不过是一场春梦。或许我们这个民族的确有某种毛病，否则为何满街都是“治阳萎早泄”的江湖招贴？
研究制度经济学，后来又对文明感兴趣的盛洪先生把西方文明概括为“蛮族入侵”是很独特的，但不知科学体系和实证方法在西方文明中占什么地位。他说，他到美国后，发觉美国文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美国并不那么喜欢民主，不那么尊重人权，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捍卫自身的文明，才是人的归宿和生活的坚实基础。其实他举的例证我们从报纸上早已看到，不一定要到美国去“发现”。但盛洪先生幡然悔悟的精神还是令人感动的。我感到不满足的是，文化人在亲见以前何以有那么许许多多的想当然，在亲临其境之后，又何以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推翻自己制造的神话后又给平民百姓下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命令，他们的眼睛真看得那么深刻，那么透彻吗？
我们看惯了这类现象，一些人出几次国，就以为超凡入圣了。他到过美国，自然不同于一般中国人；他来自中国，自然又不同于美国人。他见识过东方文明，又见识过西方文明，可以像进过城的阿Q那样以条凳笑长凳，又可以长凳笑条凳了。何家栋先生称之为“洋Q现象”，或曰“洋Q的新思维”。在国外走俏的某些“新儒家”，大概也属这一类。他们教化中国人，却不去检讨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于是，西方人所说的一个没有时间的社会，一个不断在重复的历史，就再一次成为我们面临的现实威胁。例如，样板戏的火爆，对公社模式的赞美，“东风吹……”的号角又响遏行云，而且是为新的一代人(是新生代们而不仅仅是文革一代即现在四十左右的一代人)实践。盛洪先生说，任何文明在形成过程中都有一个“死而复生”的阶段，这是否意味着新的更高级的文明将由此诞生呢？
这是我们的好传统。
五
我这样批评我的同行和我的兄长们，那么，我自己又如何呢？我自己的位置又在哪里呢？我曾经反省自己。假如时光倒流，假如“说不”将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声名利益，那么，我会不会“说不”？或者，一旦我不再穷窘，一旦我也有了声名地位，我会不会成为“坐稳了奴隶位置”的奴才？
这反省让人恐惧又庆幸。是的，借用“讪君卖直”这句话，我没有为卖而出卖自己。我庆幸命运让我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也许有一天我真的发迹了，变脸了，就让这文字和大众们来审判吧。
读过我文字的人奇怪我的职业，奇怪我目前“在”的地方，我解释说这只是谋生，一个吃饭的饭碗，而且我还在关心语言文字，关心我们这个共有的社群的环境。同兄长们一样，我们也是先天的“营养不良”，我们也许做不了最好的，但就让我们实践那最不坏的人生情境吧。像诗人所说的，“假如我不再礼赞晨曦和落日，不再礼赞老人和少女，就把我逐出人子和圣者的行列”。
四川的罗志田教授给我来信，“……这位古人叫顾亭林(炎武)，也曾说过‘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或者与兄所虑稍近，抄在这里，供兄参考。”我所思虑的也只是我们的时代和文化。罗志田先生提到顾炎武，我们都知道，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纲纪崩坏，谓之亡天下”，顾炎武还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史的忧患同样是惊人地重复，这足以让人深惧天心。
（编辑：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