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师江
评论家张柠在9月28日《新京报》撰文《70后，一出生就衰老的一代》，文中最后指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70后”作家的激愤和冲动已经消耗殆尽，他们过早地进入了中年写作甚至老年写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是多么具有魅力和消解性。它的目的就是让你一出生就衰老，让你万念俱灰，看破红尘，进而不愿意说话，不愿意动作。怪不得老舍在他的小说《四世同堂》中说，日本人占据北平之后就要烧书，惟独不烧中国古代的书。”这种论断大有商榷之处，故撰文驳之。
张柠写此文缘于看我长篇近作〈福寿春〉的文风转型，以此为代表故有此说。关于70后作为一个代际概念，本来我已不想提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群体如果大多到了30来岁，这个时候每个人走个人的路子，作为一个创作的群体已经不存在，只存在个体作家了。原来作为一个创作群体，到了30来岁这个坎上，不得不想想，作为一个作家，还能不能再走下去。有的写作资源匮乏，有的写作方式重复，有的见在市场上无利可图，压根觉得无路可走，早就放下笔来该干吗干吗去了。也有的觉得写小说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比如拍电影去了。还有坚持写小说的一批人，也沿着自己的趣味在走，自有不同的道路。每个时代都是如此，大浪淘沙而已。所以说，70后这个概念，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但既然其文囊括了70后，就不妨也借此一说。
对作家而言，衰老指的是什么？是没有社会洞察力，艺术观念落后，艺术责任感丧失，可以被时代抛弃了。那么张柠得出衰老的结论是什么呢？“经历了短短五六年的打击，他们（70后作家）由一个捣乱的、还没长大的孩子，突然变成了一位沧桑的老人，仿佛一出生就衰老了。他们中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作家李师江的变化，就是例证。近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福寿春》，一改往日犀利的文风，用平淡如水的语调讲述老家农民的日常生活，用老人无喜无悲的目光看乡村世事人情，不激愤、不评价，境界极高，高得超过了老年人。”“因此他既不愿意用前几年自己那种骇人听闻的写法，也不愿意用“80后”那种貌似清洁的写法，更不愿意用“60后”、“50后”那种启蒙主义的写法。他选择了传统的、《红楼梦》式的写法，一种彻悟了的、看透了的写法。”这些例证，便得出传统文化价值观让你一出生就衰老的结论。显然，这个逻辑太感性，压根跟衰老没关系。我觉得首先对我〈福寿春〉就有误读，我写〈福寿春〉远没有达到无悲无喜的状态，老一代纯正农民的消逝，失地使得农民经历了几前年来最大的变化，宏观角度来说这是一曲土地的挽歌，不可能无悲无喜的。这部小说，除了我的语言风格转型之外，对当下洞察的热情犹存，而且是大热情，大关心，我想细读的读者都能体会。之所以我采用冷静、客观、淡然的白描，因为它是一种有境界、有情怀、有包容的言语态度，也是因为我已经厌倦了第一人称的自我表现。而张柠的论断，皆是因为我的语言风格转变的结果，因为他看惯了我以前句句发力的语言，对而对这次不露锋芒的不适应而已。
因此，我觉得把“衰老”这一标签与70后这一概念凑在一起，非常不妥，就跟评论家给一拨人判了死刑似的。我知道，这是张柠从以往我作品中带劲的文字过度到不动声色的文字阅读后带来的失望，认为锐意全消了。而我自己觉得，从自我表白的叙述转向全局控制的描写之后，一种更大的创作力正在我内心产生，以后的写作，我简直不屑向世界发出我的声音，而是我想创作一个小宇宙，掌握一个艺术世界，于我而言，〈福寿春〉是一种新的创作情怀的开始，虽然这部作品还有缺点，人物的命运线可以再丰富，再延长，但绝对给我自己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姿态。研讨会上，一些评论家对70后持可怜态度，认为在市场和文坛两头不讨好，这种态度说实在，非常厌烦，市侩的眼光怎么能用衡量艺术呢。于我而言，艺术之路只有一条，我可以不靠它吃饭，但靠它创造一个世界。于70后作家而言，歇菜的就歇菜了，而正在坚持创作的，一种成熟的创作态度刚刚开始，不但没有衰老，而且刚刚上路呢。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张柠以我个人小说趣味转型带出70后集体衰老这一概念，也是不能苟同的.因为其他人的写法并没有"衰老"的现象，而且这种淡然的写法我觉得目前也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其他人还是很带劲的.还有就是，我个人已经只能代表我个人了，任何人代表不了我我也代表不了任何人.
附录:<福寿春>研讨会
李建军（评论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在“《福寿春》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看到李师江的小说，为什么感觉到很兴奋，这是若干年以来除了章诒和的作品带给我欣喜之外的又一个欣喜，这个小说让我看到了努力，比较成功的中国小说里面挖掘并且很好地运用了。
李师江刚刚讲过，农民失去了土地，过去和谐的家庭关系也解构掉了，儿子不管老子了，李师江里面有非常伤心动人的描写，包括这么一个娱乐化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大春、二春、三春，中国历史上很少见的父亲决斗的冲突，这里面表现了李师江对现实主义的关怀，一种焦虑。
我更想谈的是艺术上的。刚才匡政用了一个词“复古”，这是一个消极的，给人带来错觉的观念，我觉得应该是“创造性的转化”，从《白鹿原》里可以看到。莫言的《生死疲劳》放上章回没有问题，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挺真实的结构，但是最关键的时候他停止了，换成另外一个叙事的事情了，很隐蔽地运用章回的技巧。李师江有一种非常自觉的光复汉语知识的语言意识，体现了一种雅洁、庄重、明快的方式。
张颐武（北大教授、评论家）在“《福寿春》研讨会”上的发言：“这个书看了以后，感觉70后已经成熟了，以前说80后只在商场没在文坛，但是李师江不只在文场，而是进入了文坛了。”
“我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后国民性小说”，就是对鲁迅批判的国民性现在不是那么焦虑地批判，他现在想开了，原来国民性就是人性，就是普遍的人性的一个部分。”
“（李师江）这是一个很独特的想法，说明他现在已经高到了很高的境界，反正比贾平凹、莫言要高”
“70后从《福寿春》开始进入中年了”。
“这个小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我觉得鲁迅先生要是看了也会同意的。”
中年变法，确实是大变法，原来他写的是吴茂盛，最激烈的，在中国资本主义的环境下面愤怒、不满、焦虑，外省人到城市里面愤怒的经验，让我原来印象特别深。现在突然就搞出这么一种形式，我觉得他真是够狠的，怎么现在什么都想开了，一下子人生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我突然发现中国真是伟大，能够把一个人改造得很好。如果说传统文化不行，这完全是诽谤，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我体会很深，把一个年轻人把它改造“好”了，过去有战犯，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现在是作家决战岂止在文场，经过修炼就可以了。70后确实是一个大变化，李师江这么一个代表性的70后，70后的旗帜性人物、标杆性的人物，曾经有着对青春的愤怒、不满，对老一辈也不满，对社会的结构也不满，对自己的位置也不满。现在说好听了是超越了，说不好听了，是想开了，这个事没什么了。总的来说是一个大变化，这个书看了以后，感觉70后已经成熟了，以前说80后只在商场没在文坛，但是李师江不只在文场，而是进入了文坛了。
李师江原来的小说非常紧，个人主观性特别强以后，就变成了主观的投射特别强，就把时间变得特别大，现在是完全变成一个讲真实流水一样的故事，讲得开了，时间是一种日常生活的节奏就是按大自然的节奏走，这种想法真是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很独特的想法，说明他现在已经高到了很高的境界，反正比贾平凹、莫言要高。现在这个小说节奏是很平稳的，中国的时间仍然有它固定的几次。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化，70后反而接上了最经典的作品，从吴茂盛，“我”和吴茂盛两个人在北京受尽了欺压，我们也充满了欲望，和王朔很像，由一个很愤怒的人，也变成了对人类有巨大的理解，都是相对论以上的。现在他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的节奏变得很平缓，这个想法究竟有什么道理，我在思考，我觉得有两个方向值得注意，一个是中国的文化或者中国的乡村生活有很强的魅力，这种魅力有时候需要他者借它来想中国现在的情况。
70年代的人是毛主席孩子的最后一代，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代人，这一代人中国对计划经济的印象很深，跟郭敬明、韩寒是不一样的。他们是毛主席的最后一代孩子，对原初的迷恋，原初仍然是童年记忆的宝贵部分，不是存在没存在过，这个历史是我们交给他的。对李师江来说，他面对历史的时候，他发现那些变化是玩不过历史的，现在反而觉得这样一想他过去的小说写的东西更玩不过，现在连村里的人都想得那么开的，会发现中国最稳定的力量是不会变的，这种原初性又回来了，鲁迅的说法叫国民性，那个小说主要的发现鲁迅从中国最早的都是国民性批判。我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后国民性小说”，就是对鲁迅批判的国民性现在不是那么焦虑地批判，他现在想开了，原来国民性就是人性，就是普遍的人性的一个部分，就是人类共同的生殖、繁衍、谈恋爱、吃饭、睡觉，人类共同有的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把原来鲁迅讲的国民性捅破一层纸，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是70年代的后青春证明，70年代的确实是30岁以上的，拿出这本书一看，这是一个中年作家，不得了。中年写作非常高雅，原来他们出的都是肉、下半身，现在想开了，没什么大不了，下半身和上半身都是一样的，肉和草都是一样的。70后是最后想开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缝隙很多，90年代非常不稳定，他们到了新的市场，是报春的燕子，给资本主义报完春，资本主义就不用他们了，就用郭敬明了，作协就去拥抱郭敬明了。他这个境界已经达到很高了。70后从《福寿春》开始进入中年了，这个书就是中年的证明，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都想开了，70后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写什么像什么，写我愤怒就愤怒，不愤怒就不愤怒，他确实是修养很足，经过中短篇小说长期的锻炼。我觉得80后很麻烦，不是愤怒就是青春消费人群，要转变很难。看起来这个小说是国民性的一个大脉络，但是有变化。最深刻、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变化，变化在哪儿，从国民性到了后国民性，把原来中国从世界抛出去的东西，这个恰恰是资本主义，中国全球化带来的结果，如果没有全球化就不可能出现这种小说，这个机会使中国恰恰为越激进、越走得远，越有机会回去，这个小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我觉得鲁迅先生要是看了也会同意的。
张柠（著名评论家，北师大教授）在“《福寿春》研讨会”上的发言：
70后作家“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往往会堕落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去”
李师江早期的创作是70后这一代人里面最典型的风格，我曾经称之为激进主义的叙事，非常激进，他的语言像小刀一样在这个时代里游弋，读完了以后很受伤害。读完了以后找不到叙事者，后来我读完了我觉得非常难写，他早期的写法很容易，从他个人创作的角度来说他选择这种方式是一种冒险，难在哪儿呢？难在做减法。一般我认为小说是加法，诗歌是减法，但是他在不断做减法，不断控制自己，把自己消失掉。
整个小说的风格，我读的时候有一种感觉，有点像废名的，语言风格有点像，但是他跟废名不一样的，废名不断跳出来，表面上像东方文化的东西，但是里面的主体性非常强，但是这里面叙事主题完全呈现一种事实，这样的做法对年轻的作者来说非常难，我们年纪大了，他可以忍住，不跳出来，隐藏在底下，但是在年轻的时候怎么能忍住不发议论呢，写到农村各种各样的故事，计划生育的故事，外地流亡过来的学生的故事，还有种种生命里的遭遇，出现这样的故事他是忍的，如果他不是故意忍，我们就说他是忽略，故意忽略这种重大问题，但是后来发现他不是忽略，而是忍。
这种写法对一个年轻的作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李师江的这种写法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一个70后，现在30岁左右这一拨作者来说，是一个高度、一个难度，这种写法很难，张嘴说、语言铺天盖地出来，这个并不难，真正要控制住自己的语言发生的一种激情，把它控制住，让它越来越贴近生活的本真的东西，就是用他自己的话说，诚实的叙述，贴近生活本身，这种非常难。
当然这个小说里边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好人命不长，歹徒过千年的东西也有，比如二春和李照寿死了，我们看了以后很讨厌的安春也死了。我感觉到这里有一个浓郁的传统文化的影子在支撑着他的叙事。我想当一个人越来越成熟，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往往会堕落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去，这种东西能否下去呢，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发言是来自于生命的冲动和欲望，尽管有人会把你这种冲动和欲望作为商品去卖，你说你卖我就不写的，这种方式行不行，我还是疑惑的，但是总之一个大的卡把它卡住了。
（编辑：马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