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绍俊
底层写作在这些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每每引起文学批评界热烈讨论的作品几乎都是底层小说。但有关底层文学的批评大多都是从社会学或政治思想角度来进行的，人们基本上注重的是底层文学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和所表达的道德价值判断。鲜有从文学性的角度对这些年的底层文学进行总结。相反，认为底层文学缺乏文学性，缺乏艺术质量。仿佛只要涉足于底层文学，你就不得不牺牲文学性，你就不能去讲究艺术质量。有人这样去为底层文学辩解，说是底层文学反映的底层生活不可能是精致的，你能要求作家以精致的方式去表现吗？底层文学是粗砺的，粗砺恰是底层目前的处境。这样的辩解也许是为了反击有关底层文学缺乏艺术质量的批评，但这样的反击不仅没有力量，而且反而误伤了自己。因为艺术质量不等同于精致，粗砺的风格同样会有艺术高下的区分，问题在于，如果底层文学是粗砺的，它是不是一种高度艺术化的粗砺。
我们不妨从以下层面来探求一下底层文学的社会学与美学意义。
底层小说在文学主题方面有所深化。
我们知道，苦难主题可以说像爱情主题一样是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因为苦难是人类成长史的见证，是人的生命史的见证。苦难是一个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词语，宗教力图从苦难的价值和意义层面解释苦难和超越苦难，以拯救在苦难中挣扎的芸芸众生。这种对待苦难的姿态无疑影响了文学注视苦难的眼光，但文学中的苦难主题比宗教对苦难的阐释更具有灵魂的震撼力。现代文学第一次从现代性的意义上深化了苦难主题，作家通过苦难追问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在这方面左翼文学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把这种追问与普通民众以及现实民生联系了起来。左翼文学的创造后来被命名为“人民性”，一些强者在政治思想层面做了过度的阐释，从而使苦难成为了人民的身份证，苦难在文学叙述中的功能也就发生了变异，变成了一种炫耀的资本，一种道德上的特权。知识分子为了获得这种过度阐释的“人民性”，就必须向苦难表示亲热和献媚，这样反而抹杀了左翼文学对苦难追问的精神价值。新时期文学可以说是以叙述苦难的方式开始的，但新时期文学中的苦难书写带有传奇化和美化的特点，从而打造了一个知识分子受难英雄的神话。书写历史的苦难是为了躲避现实的苦难，从而解脱了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书写人民的苦难是为了证明知识分子的正确性，把苦难与民族、国家意志等宏大叙事等同起来，从而忽略了个人苦难的意义。
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中的苦难主题明显超越了新时期的文学。在底层文学中自然也有沿续新时期思路的作品，但总的来说，在底层写作中有一种强大的平民精神，它促使作家放下虚幻的知识分子架子，以平等的姿态走进人民的生活之中。这样就使苦难叙述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约束，而接续起了左翼文学对于现代性的精神追问。陈应松被看成是底层写作的代表性作家，在他的神农架系列小说中，叙述始终围绕着鄂西北贫瘠山区农民的苦难进行。作者非常沉重地坦露了真实的生活场景，有些故事简直闻所未闻，作者似乎特别偏爱那些极端的情节，它造成一种情感上的残酷。从这样的叙述中我们能感到作者对苦难的震惊，从这种震惊中作者传达出他对现实的强烈批判精神。但作者并没有止于震惊，更重要的是他被苦难中搏斗的精神所震撼。恰是这种震撼，使小说超越了一般的问题小说，在对现实批判之外，作者还有更深的精神追问。苦难叙述在陈应松的小说里不仅是一个现实性的主题，也是一个超现实的主题。作者从苦难中看到了生命经历着生与死的厮杀，看到了生命的创造力如何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在他的小说中明显地感觉了这样一些意象：死亡、绝境中的重生、理想愿望的极限的表达，等等。归结为一点，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坚持实际上是人们一个很重要的武器。在神农架生存，不仅要拿起获取物质的武器，更重要的是必须要有精神的力量。陈应松更关注的就是这种人文的精神性，也因此在作品中带来了一种不可思议的非现实的、超现实的东西。神农架的苦难生存也创造了荒诞、魔幻、超现实、妄想，这为陈应松的沉重叙述带来了难得的灵动，如在《望粮山》这篇小说中所描述的天边的幻景，有人看到了一片麦子，有人看到了自己的亲娘，精神的东西就依托在天边了。
但我们往往忽视了苦难叙述中的超现实的东西，这主要可能与我们的阅读期待有关。我们阅读反映底层生活的小说时，一般都是抱着一种社会学的期待，我们会被小说中的苦难叙述所感动，会唤起道德良知，对社会不公表示义愤。但毫无疑问，优秀的小说绝不仅仅是批判现实的武器，它还有更深远的精神诉求，而且这二者并不矛盾，因为更深远的精神诉求将使得小说的批判性更为恒久。我们在评价底层文学时往往会陷入到一种自相矛盾的窘境之中，一方面我们反对那种认为凡是写底层生活的作品都是粗糙的观点，另一方面我们又指责有人以纯文学的标准来要求底层文学。我以为，既然我们相信底层文学在艺术上不是粗糙的，就不怕人们从纯文学的角度来挑剔。所谓纯文学，应该是指以文学性为第一旨归的文学创作，纯文学并不意味着不食人间烟火、与现实生活经验毫无关系。所以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强调底层文学的文学性，而且应该看到，底层文学的文学性追求也是对纯文学的补充和发展。底层文学在苦难主题上所体现出的富有现实性的精神追问，就是最典型的文学性表达。
精神追问深化了苦难主题，它也许把我们带到一个光明的理想境界，也许带到一个精神乌托邦中，也许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宗教般的虚幻，这样的结果也许离现实太远，也许会令很多人质疑，但重要的是它的追问姿态也许会激发读者继续追问一下，它让精神追问像大雾一样弥漫开去，我们的精神空间也会随之无限扩张。李约热是广西的一位年轻作家，他从贫困的乡村走出来，他的写作也鲜明地印记着家乡的苦难图景，但他的叙述从来都没有因为苦难而变得冷酷和沉重，反而充满了浪漫的气息。他写过一篇叫《李壮回家》的小说。李壮这个贫困乡村的小学教师，不满足于浑浑噩噩的生活，也不甘于被世俗的权势所击倒，他把理想寄存在远方，终于有一天他宣布他要到北京去，因为他的文章被北京采用了。这不过是他的一个谎言，但这个谎言是由他的理想装扮成的，它看上去是美丽的，会给他一种心理的幻觉，美丽的谎言使他摆脱现实的困扰。但谎言再美丽也是虚幻的，它不能真正地指引李壮寻找到理想的家园，最终就有了李壮回家的举动。李壮回家的经历其实暗合着作者本人寻求精神世界的心路，也让我们感觉到在底层写作中，许多作家对待理想的态度，这就是必须让理想回到现实，否则我们只能让心灵生活在彼岸。这恰是李壮回家这个情节的意义。也许对这个情节我们可以做出截然相反的解读，比方说，我们可以认为，李壮最终的回家不过是表明了他寻求理想的行动彻底失败，他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但必须看到，李壮怀揣的理想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不可能引领他的精神飞升。然而李壮也只有通过这么一次逃离现实的冒险，才能从美丽的谎言中走出来。所以当他往回家的路上走去时，他显然对理想和现实都有了新的体认。李约热很聪明地用虚写的方式叙述李壮的出走，是什么原因什么遭遇让李壮回家，读者尽可以去想象，也许对理想抱有不同理解的读者会想象出不同的遭遇。因而小说的意象更加丰富了理想主题的内涵。那么，回家的李壮就真能在现实中找到自己的理想吗？小说并没有提供一个肯定的答案。这是对的，事实上，关于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本来就应该具有多种可能性。问题在于，现实也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是拉近我们与理想的距离，还是疏远我们与理想的距离呢？也许很难预料。当小说中的李壮再次回家时，家园已经变成了废墟。这多像一个充满哲理的寓意：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丢失了家园。我以为这是李约热最为精彩的一笔。事实上，生活在现实中的哪怕很平庸的人也有着对理想的向往，就像李壮的爹爹和兄弟，以及他们的朋友，我以为这几个普通的小人物都写得非常有感染力。李壮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追寻理想的勇气。而对于李壮来说，他回到家园，也就是回到他们中间。可是当他懂得了他们的价值，他要把理想种植在他们身上时，他却无家可归了。李约热在这篇小说的结尾再一次留下一个疑问，丢失家园的李壮还会到哪里去寻找他的理想呢？这种疑问恰恰也表现了李约热的执著，他在执著地寻找。
对于底层文学中的苦难主题，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作品来看当代的作家是如何在文学性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的。比如苦难主题的风格化就很值得一谈。王祥夫在反映底层生活方面就是一个风格非常鲜明的作家。重要的是，他的风格体现了他的世界观。我以为他的世界观是以一种严峻的态度看透人的心灵。《尖叫》鲜明地体现了王祥夫的这一风格，这篇小说让我联想起德国表现主义画家蒙克的代表作《嚎叫》，看到画面上那个站在桥边上惊恐万状的女人，仿佛就能听到这女人的嚎叫声。同样在王祥夫的这篇小说里，当我读到米香在万般无奈之下而发出尖叫时，眼前分明就出现一张扭曲变形的面孔。我以为王祥夫就是当代中国作家中的蒙克，他的叙述带有强烈的、不和谐的色彩，给人一种惊悚、战栗的情感刺激，以这样的叙述来展示底层人民的生活，确实会有独特的艺术效果。迟子建是另一种风格，她的温馨和体贴就像阳春三月的阳光，柔和而又温暖。大概因为她的温馨风格，以至于很多人讨论底层文学的苦难叙述时，从来不把迟子建的小说纳入视野范围。这些人一定认为苦难只能与痛苦、仇恨、悲悯相干。但迟子建的许多小说不就是写的底层生活，不就是一些底层的小人物吗？她虽然没有去渲染苦难的残酷性，但她并不回避苦难。当然，在她的叙述中同样向我们传达了作者自己的世界观，以一种女性的细腻和积极的姿态去捕捉生活中每一缕阳光的世界观，她由此带给我们一种新的审美场景。
总之，底层文学不仅仅具有社会学意义，而且具有美学意义，它的批判性是与其文学性相辅相成的。从这个角度说，底层文学写作的发展空间还非常大。(作者系沈阳师大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
（编辑：田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