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在与时代的纵横交错间呈现出了更为耀眼与驳杂的面貌，而这其中作为中国文学重要一环的少数民族文学也不断推陈出新，蓬勃发展，少数民族作家与汉族作家一起用自己的笔为中国文学添砖加瓦。于是，在当代文学生态场域中，呈现出了中华多民族文学交相辉映的繁荣景象。在这其中“80后”作家可谓是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生力军，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90后”新秀作家们在文坛崭露头角，展示出了不俗的写作实力。这群年轻作家在用自己的个性文字书写着别样的文学风景，并成为了当下文学界一道耀眼的光芒。毫无疑问，他们身上不断彰显出的才华与潜力，实在可以称得上是少数民族文学新的活力与希望。
“80后”一代作家可以说是在互联网时代的助推之下崛起的，他们有着与传统文学迥异的面貌。而“90后”作家们的涌现更是给我们带来了锐利与惊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90后”作家们有着更为独立或前卫的文学姿态，除此之外，互联网时代也给他们带来了以往时代不可想象的丰富的文学资源，这成为了他们得天独厚的写作优势。当这样两代相互间既有着文学的内在延续性，又彰显出各自鲜明特性的作家以“对话”的形式相遇时，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这将会是一次精彩的作家对话。
正是在这一文学场域新的时代态势之下，为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培养少数民族青年创作人才，搭建校园与社会对话交流平台，同时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重要讲话精神，《民族文学》杂志社、广西民族大学与广西作家协会于南宁相思湖畔联合主办了“少数民族80后90后作家对话会”，真可谓是恰逢其时。在本次对话会上，共有来自蒙古、回、藏、苗、彝、壮、布依、满、白、土家、哈萨克、黎、佤、畲、东乡、达斡尔、羌、仡佬等18个民族的40余位“80后”“90后”青年作家、批评家参会。从文坛老兵到文学新秀，此次对话会可谓对当下少数民族文学青年作家的一次集中检阅，正如《民族文学》副主编赵晏彪所言：“本次‘对话’，对民族文学杂志社来说是首次，在全国来说，类似活动可能也是第一次，会议的参加对象本身就是一个亮点。”
大会虽已落幕，但会场上、会场下“80后”“90后”两代年轻作家们相互之间酣畅淋漓的讨论场景依然历历在目。从作家代际异同到文学传统承续、从教育背景到“互联网+时代”……会议讨论的话题囊括了作家个体与群体/时代、文学内部与外部等多个维度的探讨。在此，笔者试图以几个主题为线索努力勾勒出此次对话会的整体图景。
“代际”写作差异与文学姿态
王国维所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所关注的乃是各个朝代最有特色或成就的文体，我们亦可以对此表述作部分的“借用”，即“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学”。文学与其时代之间始终都是交错着的,时代提供着缤纷的人情世相,文学则在或轻逸或深沉,或固执或边缘地回应着时代的脉搏,而在这一“回应”的背后,站立着的是不同时代的人。因此，在不同代际的作家笔下，我们确乎能够看到属于他们各自代际的文学风景。对于少数民族青年作家而言，在纵的继承这一方面，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两个层面的意义，其一，本民族文学书写传统及作家队伍的延续；其二，蕴含于文学写作中的本民族文化/文学传统的承传。前者是组成多民族文学版图的重要版块，而后者则在这版图中透射出文学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在多民族文学版图中可谓关键一环。那么，在“代际”这一视阈之下，“80后”“90后”少数民族作家之间都有着怎样的文学差异？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在当下的承续，不同代际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又有着怎样的文学姿态？围绕着这些问题，与会的各位作家都发表了各自的思考。
作为这一次对话会的主角，“80后”“90后”少数民族作家们对自身与民族传统、代际等都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白族诗人何永飞以长诗集《茶马古道记》获得了第十一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他的写作代表着这一批年轻作家身上潜藏着的巨大能量，他从纵、横两方面来谈到“80后”“90后”两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差异，指出个人发展与时代进程相联系，在时代烙印的纵向差异上，“80后”的成长与进程相伴，基本处于变动之中，因此孤独情结、民族情结更浓，创作手法也较为成熟，却创新不足；而“90后”则要相对稳定，社会感、时代气息更足，写作也不拘一格。另外在民族血脉横向差异方面，两代少数民族作家都在面临着同样的时代压力，如何留住自己的“根”，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全球化背景下，与时俱进，将创作的视线放宽放远，让自己民族的光辉照耀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民族的故事就成为了两代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共同的重任。
回族“90后”祁十木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坛新秀，却同样有着锐利的思考。他以同为回族的两位作家马金莲、宋阿曼的写作为例，指出如果将眼光集中在回族这一线索之下，会发现马金莲的写作更多是在对传统、现实的书写，宋阿曼则更突显出普遍性，因为“90后”一代作家正是完全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接受的信息、文学的观念等等都会与“80后”有差别，他们的民族性也不一定公开地、明确地表达出来，而是潜藏在了文字之下，但这并不意味着是缺失，因为民族性实质上是一种更加隐晦的根性存在；而关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表达，祁十木的思考也有他们这一代人的特点，他认为要想能够深入民族传统，首先必须要“离开”它，从另一个高度来重新审视它，这样的视角或许会带来不同的体会。
在文学场域之中，编辑的职责不仅仅在于选稿，更多的还要直接进入到文学现场，与作家展开对话，那么那些身兼文学编辑与作家两个身份的“80后”“90后”少数民族作家可以说不但是书写者，也是文学现场的观察者，对于会议议题，他们显然要有着和别的作家不太一样的思考。同样作为文学编辑的包倬（彝族）、李世成（布依族）、田冯太（土家族）与安然（满族）几位作家就从自己工作经验出发谈到了两代作家之间的不同更多的是一种经验的不同。包倬将“少数民族”这一身份视为一个烙刻在生命中的烙印，是与生俱来的文学之源，在向内、向外的文学交流中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田冯太则用一个发生在汉族人与彝族人之间的小故事引出了自己的判断，即两代作家本质上是没有不同的，文学书写上的不同来自于经验的不同，一方面是生活的经验，另一方面是阅读的经验。安然也从自己的阅读体验出发指出“80后”作家更根植于乡土（故乡），表达上也会显得传统；而“90后”作家的故乡书写不如前者深刻，多以城市书写为主，因而内容多元且表达大胆。李世成一直在文学杂志《山花》担任编辑，作为“90后”的他，自然也会有着与这些“前辈”们不同的认识和观感。他从自己对同代作家的认识出发，认为“80后”作家的写作是“向后看”的，围绕着自己的记忆、生活经历，而“90后”则是更加注重日常性，对于“故乡”这一类题材的书写都是打上了引号的。所以在民族性的维度之上，“80后”要比“90后”更为丰富一些。
其他作家也都从不同的视角谈到了自己的思考，土家族作家向迅认为相对而言，“80后”少数民族作家在写作中面对民族身份时要更加自觉、从容，而“90后”则与时代（互联网、多媒体等）更紧密，写作也更丰富、开放。土家族作家陈丹玲就认为不论是所处的时代环境抑或是个体内部的痛楚，“80后”与“90后”都有着很大不同，“90后”作家显得另类、自如，文学书写也更加开放，而“80后”是尴尬的一代，但又更有自觉意识。畲族作家朝颜则表达了自己的焦虑：自己的写作在如此汹涌的时代之中是否会被淹没、是否还有继续写作下去的意义？所以她指出，不管是“80后”还是“90后”少数民族作家，都需要去寻找隐秘血脉上的源流。羌族作家羌人六则认为对于好的作家和作品来说，并不是由年龄段决定的，应该把“80后”“90后”这样的认知扔掉。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是相辅相成的，批评家所要做的就是在客观评价的前提之下为文学的发展保驾护航，会议上几位青年批评家也就此阐述了各自的见解。白族青年批评家李晓伟以自己的“80后”少数民族作家研究课题为例，认为对于两代年轻作家而言，他们首先是作家，然后才是少数民族作家。不论是“80后”还是“90后”，都和过去的“传统”有着距离，身上的某种民族印迹也都在等待着“唤醒”。随后他又指出这两代少数民族作家身上的焦虑或思考是不同的，“80后”是一种自觉的“向后看”，而“90后”则更多地呈现为“向前”的姿态，并分别以向迅的“背叛泥土”和祁十木的“出走”两篇作品名来勾勒“80后”作家与“90后”作家在写作中呈现出来的关于“故乡”的内在情绪。青年学者刘大先则先从总体观察的角度作出了总结：“80后”首先是一个媒体概念，内部差异性远远大于整体性，他们的登场意味着是一种文化反叛，所以最初是被市场的维度所关注而非文学维度；同时他又客观地点明这群作家写作中由世界碎片化而产生的景观化状况，不论是“80后”作家还是“90后”作家都不是很成熟，都需要解决“转型”的问题，要为时代而书写。作为文学生态场域中的重要一环，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对时下文学现象进行描写，描绘出“文学世界”的当下状况，也可以说是作一种文学史的积累；另外一方面显得更为重要，也是更具时效性的便是以对具体文学作品的批评来实现对当下文学的趋向进行引导，文学批评的重要职责正在于此。这些看似旁观实则在场的批评家们的发声，即是在用不同于作家的方式参与着多民族文学的发展。
高校教育与文学的“在场者”
“80后”“90后”少数民族作家作为年轻的两代人，在现代文化的熏陶之下，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也大都是从学校教育开始的，这一方面让他们无形之中逐渐地与本民族文化拉开了距离，但另一方面也为他们打开了另一扇从外部审视自身的窗户。成年以后，大都求学于城市之中，因此他们笔下自然而然地会从这一生活轨迹中延伸出去。在文化传承、个人经历、文学追求等方面的影响下，这些作家既有着对民族文化的思考和坚守，亦有着校园、青春、都市主题的采撷。文学源自于生活，并折射出多向度的生活世界，这样的折射同时也有着书写者自我的思考。这群年轻作家普遍都受到了高等教育，那么这样的教育历程、成长空间与作家自身创作之间的关联以及作为“在场者”的两代作家对于学校教育与文学创作人才的培养有着怎样的认识，都是这一话题中的应有之义。
达斡尔族作家晶达将自己视为一个文学写作的“迟到者”，一方面写作是从影响自我最深刻的校园青春、都市开始的；但另一方面，自己也保有着对自我民族身份的自觉性，努力去回望。可以说，作家们如此的“回望”是为了更贴近民族文化，“出走”（上学）则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将这种民族文化表达出来。晶达所谓的“进—出”在大部分“80后”“90后”少数民族作家的教育成长过程中大概是普遍存在着的，在“母语”与汉语、本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地方文化与都市文化之间这样的流动，也让他们的写作具有了“双重视界”。
校园成为了写作的起点，但不同代际的作家肯定也会有着不同的校园体验，因此在这一话题之下，“80后”作家和“90后”作家也有着差异与互补存在。几位从校园时代就开始写作的年轻作家也都从各自的写作经历出发，谈到了校园这一空间与自我文学道路的诸多关联。在这里，几位“90后”作家的经验分享就很有代表性。即将离开大学校园的“90后”彝族诗人阿卓日古认为在校园中的写作者是一群与社会大环境隔离的写作群体，这样的远距离写作提供了对生活空间的旁观式审视，同时与生俱来的民族身份又使写作向内发力，这其中校园为写作提供了特殊的空间；壮族诗人覃才可谓是“科班出身”，毕业于广西民族大学作家班，这样的文学成长经历在“90后”作家中可以说是很具代表性的。他认为在校园中的写作实质上是一种知识，写作者正是要把这些习得的知识变为能力，其中包括创作与评论；另一位“90后”壮族作家韦廷信则以自己在大学时代组建诗社的个人经历为例，认为大学对于一个写作者成长的重要性就在于一些潜在的写作者的写作欲望被激发出来了，而面对当下纷繁复杂的信息化时代，校园更是应该通过各种规章、制度等多种方式来激发那些潜在着的写作欲望。
白族作家李达伟、彝族作家英布草心都谈到了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经历，其中李达伟认为写作大致上有自觉性的写作和被发现的写作两种，自己的写作正是在进入校园之后通过阅读、文学社团以及老师的“发现”才逐渐打开；英布草心谈到了自己学生时代发表作品可以获得“操行分”，这是文学的“诱惑”，同时学校也给了学生一种尊严，一种认可；满族作家杨蓥莹既是写作者又是研究者，同时还是一名大学教师，这样的多重身份也给她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角，她认为对于文学的热爱是不限于哪一个专业、哪一个学院的，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设置“创意写作”这样一门课程，这给学生带来的是一种阅读性、审美性的提升。同时她也从自己身为教师、研究者的角度指出现在的学生缺少文学性、审美性，而研究者则忽略了“跨学科”背后的真正意义，这其中所面对的就是一种生活的焦虑，文学则可以为之提供精神抚慰，这是在大学工作的人或者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多关注的一个点。
其他的作家也都从各自的角度谈到了教育与文学书写之间的多维理解，黎族作家李其文认为大学是文学创作的“试验田”，通过文学社团、文学交流活动如比赛等这些维度，带给学生的是文化上的自信；仡佬族作家弦河则认为教师在发掘写作者时应该帮助其如何走得更高更远，引导其把血脉中的东西发掘出来。
高校当然并不是专门培养作家的地方，但它却能够为一些具有潜力的写作者提供成长的温床，这些作为“在场者”的年轻作家们也都以自己在校园这样一个特殊空间中的成长经验来回应着这一事实。校园为他们提供了属于自我的小天地，同样他们也需要突破出这一空间，从自我的世界走出去。值得注意的是，在“90后”一代作家中，对于文学的“专业化”学习似乎正在逐渐成为一条重要的路径，比如壮族诗人覃才毕业于广西民族大学的作家班，回族作家宋阿曼则正在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硕士学位。不论是从作家自身，抑或是社会教育层面，这些思考都为之提供了诸多的参考。
“互联网+”时代的机遇、挑战与未来
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纸媒不再是文学的唯一媒介，这也就意味着年轻作家们拥有了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在“80后”“90后”少数民族作家中，就有很多作家在纸质期刊上发表作品的同时，也广泛地以博客等网络空间作为自己的文学阵地，甚至有的年轻作家就是直接从网络平台走上文学之路的。这样的新媒介带来了机遇，同样也有着挑战，而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这都是值得我们持续关注的话题。
尽管“80后”“90后”两代作家的文学成长都与互联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但完全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90后”作家们在这块场域中显然要更加自如。蒙古族作家苏笑嫣是以其轻盈、灵动的文字走上文坛的，她笔下常见青春的诗意与美好；而哈萨克族作家阿依努尔·吐马尔别克身兼数个“角色”，在出版社工作的同时还在进行哈萨克文学特别是一些经典的翻译。这两位“90后”作家各自都有着自媒体工作的经验，苏笑嫣是一位在互联网公司就职的设计师，阿依努尔则是在业余时运营着哈萨克文学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她们从自己的工作经历出发，无一例外地都指出了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之中文学获得了别样的机遇，并且呈现出了丰富的面貌。
“80后”佤族诗人张伟锋的职业是记者，因此文学与新闻传媒是他“阅读”世界的两种方式，围绕着这个话题，张伟锋从他独特的视角围绕机遇、挑战和未来三个方面展开了自己的思考，在他看来，近年来优秀的青年作家大部分都与网络有着密切的关联，而这些青年作家们要做的便是在新媒体时代语境中重新观照自身，因为这是一个滋养作家思想的完美的训练场，也是吞没平庸、侵蚀毅力的噩梦之地。其他作家也都在此背景之下表达了多向的思考，羌人六一方面用自己阅读经历、与文友的交往来说明网络时代的便捷，另一方面也强调青年作家面对诸多机遇时最大的挑战还是我们是否有自己的写作想法；与之相似，向迅谈到了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中作家所面临的困惑：我们如何写出不同的东西。对此，他指出，只有知道了自己的来路，才会知道出路。苗族作家句芒云路也指出与互联网挑战的过程也就是自己与自己挑战，我们必须提升内心的免疫力，保持敏锐的感受力。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使得作家们的写作获得了与传统文学媒介不一样的传播速率，信息的获取和散播都是快速的，因此作家们能够迅速地将自己“发表”出去，同时也能及时地“阅读”他人，诚如批评家邱婧所言，“80后”“90后”作家更加擅长利用互联网发表作品，而为数不少的少数民族文学网站也都成为了多民族文学繁荣的坚实基础。
互联网时代为作家们的写作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在一种“速度”中将作家推向了流动的边缘，多向的写作可能性也可能意味着不确定性，乃至是“碎片化”、景观化。新媒体时代为文学注入了崭新的活力，但包裹于这一机遇中的挑战和危机同样也值得作家们深思。
本次会议的主旨就在于“对话”，而这一对话不仅在同一代际作家之间，也包括了不同代际作家之间的对话、交流。几位前辈学者和作家分别从自身的研究、阅读和写作几个角度的经验出发，为在座的青年作家们作了点拨。潘琦谈到政治眼光和责任感对一个作家写作的重要性。白烨由自身在文学现场中与“80后”作家们的“交锋”谈起，肯定了“80后”作家们是当下文坛一群不可忽视的生力军，同时也点出这群青年作家的普遍性问题，如写作开始都带有“半自传”性质，偏重于校园文学，有一种生活纪实性，对本土性、民族性关注不够等。由此，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期待，希望青年作家们从围绕自我经历的书写中走出来，认真思考青年作家如何在个人性、民族性和时代性中寻找自己。这其中可谓包蕴着一个前辈学者对青年后学们的深情期待。张燕玲先是和大家分享了自己阅读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作品的体会，对这些年轻作家们的文学态度格外赞赏，然后指出少数民族作家首先要关注写作本身，并努力在差异性和独特性中去寻找人类的共性，这是一个作家要去努力达到的高度。聂震宁也同样指出，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不应只局限于本民族，而要用一种“世界的眼光”来写作，与世界对话。东西则以自己的亲身写作经验出发，指出真正的写作应该是一种“减法”，并从写作需要体力、智力、心力、毅力这样几个方面和青年作家们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你所热爱的东西终将回报于你”。
“对话”既是会议的形式，亦是置身于文学现场中的一种姿态，因为这其中不仅仅有着各个代际、各个民族作家之间的交流、对话，并由此呈现出了为多民族文学助力的发展态势，而且这样的“对话”姿态也还存在于作家与批评家之间，参与到对话会中的几位年轻批评家们，既有少数民族也有汉族，他们在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介入”文学现场，这种追踪式的文学现场观察带来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批评家与作家在一种互动的交流、对话中共生、发展。
作为年轻一代，“80后”“90后”少数民族作家与同辈的汉族作家们一起登台，身上的少数民族身份使得他们具有了更多的关注点，如何在同辈作家中真正展现出自己的特色，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其次，在本民族作家群体中，他们的“80后”“90后”代际特征又让他们背负起了承续前辈作家、开拓民族文学的重任。如何在传承民族文化血脉的同时又能够凸显“80后”“90后”年轻一代的风采，是年轻的少数民族作家们今后继续面临的问题，也是本次会议带来的有益思考。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