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先生驾鹤西去，消息传来，人在旅途的我熄了灯，静静地坐在一片夜色般的静哀当中……按照中国计算年龄的算法，他99岁。九九归一，功德圆满，可以撒手人寰了。像是游仙的鹤一样，闲适悠然地飞去，渐渐变作一团白影，然后是一个白点，融入远山的白云，归于杳然，好安静！

　　有温度的淡泊者

　　钱先生一生似乎就是追求这样的生存基调，闲云野鹤般地存在，不愿打扰谁，也不想被打扰，看尽风景而见怪不惊，历尽风雨而无阴无晴，很少见到他声色俱厉地控诉什么！也很少见到他语气痛切地阐释过什么，尽管他的文艺观点因为直指人心、挥斥时弊而显得格外凝重！校园里，他总是笑模笑样地面对人群；生活中，总是温文尔雅地回馈社会，对于那些似乎可以荣耀一时的利好，他保持着距离，侧身信步，飘然而过，那些蝇营狗苟的嘈杂，那种人头攒动的焦躁，都似乎与他无关。好淡泊！

　　有人说他是魏晋风度，名士派头。在我看来不是，他不是那种青眼白眼、断弦摔琴感觉的名士，而是一个真性情、真淡泊、有精神洁癖的真君子。他不装、不演、不咄咄逼人，而自敛、自守、自谦，常常在微笑的缄默当中坚守自己的内心尺度与价值判断。

　　这些，是33年前我在教育部委托华东师范大学培养高校师资力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师进修班”学习时近距离观察钱先生所留下的印象。当时钱谷融、徐中玉、王西彦、许杰四位先生是我们这个班的主持教授，因此来授课的教师均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里的名宿新秀的一时之选。钱谷融先生也上课，也就是这样的课堂上，让我看到了钱先生的人格温度。不错，他是一位对功名利禄无所求、也对利害得失不关心的真正的淡泊者，但是，他的淡泊不是淡漠，他还有一士谔谔的时候。记得在一次课上，应该是他从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归来时，作为代表，他向我们传递了会议的信息和文艺界的动态。文艺界对“清除精神污染”的大背景有热烈的讨论和冷静的看法，钱先生当然也语速较快、语调稍高地表达了他的见解。他强调的是文艺创作要写丰富多彩的人、要写真实深刻的人生，而不是把文学创作当思想教育材料和政治符号。显然，这是新形势下“文学是人学”的再次表述。

　　放弃了功名利禄的累赘，就有了坚守文化价值与美学内涵的底气，就有了一个批评家的本真、纯真和率真。他忠于内心选择，他恪守美学规律，他拒绝把精神世界交出去，他是一个真正有温度的淡泊者。

　　有高度的理论家

　　钱先生的“温度”来自于对“人学”的醉心与对“人性”的体察。他广为人知的文艺理论贡献，是他在庸俗社会学理论完全遮蔽了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的情况下勇敢地喊出来的响亮口号——“文学是人学”！《论“文学是人学”》发表时代的具体环境和理论气象已经不被今天文艺青年们了解了，在他们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众所周知、天经地义的命题。但实际上今天已经成为文艺界随口引用、信手拈来的概念，在钱先生用心梳理和论证的这一文艺理论命题的时代却是一个禁区。

　　在“人学”命题下，根脉上是文艺创作的核心问题，指向上是庸俗社会学干扰文艺创作的文化发展问题，有了对这两个问题的深入思考，钱先生就站在了文艺理论的一个制高点。那就当然是：登高望远，景色尽收眼底；运笔为文，华章享誉文坛。

　　有深度的体验者

　　钱谷融先生不轻易动笔写作，也许，自称懒人，是他不肯想到一点就写的一种托辞。读钱先生的论著，总是觉得他对研究对象体察很细、体验很深入的时候才会动笔。可以相信，他研读文艺作品时十分重视对研究对象的内心体验。以曹禺先生笔下的人物形象研究为例，无论《雷雨》还是《日出》，钱先生的分析，往往有发人之未见的文字，这绝不仅仅是来自钱先生文笔的优美，更重要的是来自钱先生对戏剧人物形象的内心体验。分析的精准，其实来自体验的深度。对剧作家创作心态的体验，对戏剧人物规定情境、心理动机、行动选择的体验。譬如对周朴园的内心分析、对陈白露的形象定位，都从人物的“这一个”、形象的独特性出发，谈出新意，论出角度，走出一般，这就十分了不起了。“这一个”不是简单说说，而是走出了“阶级论”对人物形象的符号化定性分析，既然不以“阶级”划分人物类型和思想情感特征，就可以从“人”“人性”的可能去进入人物的内心，去研究表现的可能，这就有了“人”的研究视觉。

　　庸俗社会学对文艺创作的超荷要求带来的是文艺自身魅力的丧失，中国新时期文艺发展的相当长时期就在解决这个痼疾。但是，这个问题似乎只是在局部的理论上解决了，实践中并未根除其影响。如此看来，钱先生的理论贡献不仅仅在于指导文艺理论与批评在研究文艺作品时避免浅泛，他强调的命题，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也是大有深意的。

　　有力度的写作者

　　钱先生追求真善美的人生、人性、人格，批判那些缺少建设性的文艺作品，而坚持率性地说话，率真地表达，他从来不掉书袋，从来不装腔作势，从来不食古不化，更不食洋不化，而是平实地谈感受，讲道理。钱先生的文艺批评有力度，首先来自钱先生对文本细读的文学感悟力，其次来自钱先生分析人物所显现出的无限人性丰富内容给人的启悟力，再次来自钱先生精美流畅的语言表达力。这些“力”的结构，成为钱先生的理论与批评传达给读者的力度。钱先生的语言表达力是我十分羡慕而且景仰的，他的文字不枯不燥，温润如玉。关键在于，写作对于钱先生来说完全是心、手相应的自然流露。尤其精彩的是，钱先生的写作完全是一副以诗论诗、以文学论文学的派头，许多时候是精妙的比喻、诗意的抒写、文学的描述……不盛气凌人而生动感人，令人读来荡气回肠又余香满口。用诗性融通理论与批评，这要多灵动的智慧！

　　读着充满了诗意想象与诗性芬芳的文字，我常常会想，如果想要当一个受人喜爱的文艺理论家与批评家，应该向钱先生学习。因为，他给我们树立的，正是一个真正批评家的风范！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