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商要充分利用日益增长的书籍需求带来的机会，他们也成了作家摆脱庇护制的奴役、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的重要助手。然而在整个18世纪，作家与书商的关系仍然紧张且暧昧。一位作家可能不时对书商为传播其着作提供的服务表达感激之情，又会经常热衷于猛烈谴责据说要由书商负责的写作商业化。奥利弗·戈德史密斯为此提供了例证。

　　戈德史密斯是《威克菲尔德的牧师》的作者，一个不同寻常的文人，他还是无数译作和编辑物的作者，众多期刊的撰稿人、小说家和社会批评家。他在一些场合表达自己对公众和出版商的感激之情，在另一些场合又用尖刻的言词批评他们。他这样写道：“英国的少数诗人目前不必再依靠上帝求生存，除了公众之外，他们如今再没有其他保护人。而总的来说，公众是个既善良又慷慨的主人。……社会中的所有文雅之士，只要购买文人的作品，都是在奖掖他。因此，嘲笑住在阁楼里的文人，过去也许不失为机智，但现在已非如此，因为这种状况已不存在。一个真正的好作家现在可以很容易致富……”他还写道：“我仰仗书商的援助，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愿为了别人而丢弃他们。”但是戈德史密斯有时却认为，“有些人在上帝的保护下，本可为人类争得荣誉，但在只受书商庇护时，却变得比印刷机旁干活的伙计高明不了多少”。称赞过书商的同一个戈德史密斯还写道；“作家失去了上帝的保护，自然会求援于书商。或许再也想像不出比这更有害于文风的合作了。一方只有尽量少写才符合他的利益，另一方则是尽可能多写才符合他的利益。”

　　作家和出版商常常是天然的盟友，双方互相依赖以探索开拓市场的可能性。但他们顶多是一种带有对抗性的联盟。作家常常发现，虽然他们应把自己一定程度上的独立地位归功于出版商的努力，但是这种几乎有着和庇护人一样限制的关系，也使他受制于出版商。书商是中间人，因此要忍受许多社会等级中的中间人所遇到的那种敌视。作家在抱怨庇护人时，可以对和他有直接联系的具体人发出谴责。书商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可以把谴责转嫁给市场行情和支配这种行情的无形外力。书商竭力把自己说成是市场走向的解释者，而不是美学判断力的创始人，但恰恰是这种策略，往往使他的作家更加愤慨。作家谴责姓名不详的大众常常是困难的，但他们谴责具体的中间人却非常容易。

　　出版商和作家在扩大读者群上有共同的利益，但是出版商大肆吹嘘和兜售其商品的方式，却经常令作者目瞪口呆。他也憎恶那些大胆而无顾忌的出版商开始把迎合时尚、趣味低下的作品抛入市场。正是从那时起，人们发现了一种至今仍在起作用的严酷的辩证法：出版商帮助扩大图书销路；他们尽量利用读者群的扩大带来的一切商业机会；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迎合欣赏品味不高的读者，于是强迫作家为大多数人的趣味而写作。正是这种读者群体的民主化过程，危害着作品的质量。以前的作家是为有限的读者写作，因此能较好地坚持既定的鉴赏标准。但自18世纪末以来，作家那种固执的询问——他为谁而写作？——已经无人理睬。

　　在新读者群中占相当数量的店主、学徒、家庭主妇和职员，他们的情趣显然不同于富裕的缙绅、城市商人和乡绅，文化背景更原始，情趣也更粗俗。那么，作家怎样才能赢得广大读者而又不降低自己的标准呢？如果只为文化精英写作，他就切断了自己和市场主要份额的关系，限制了自己的影响力，这种自我否定的决定很可能会导致他与大众主流趋势的隔绝。但是，如果他想拥有更多的读者，帮助他们培养和提高情趣，如果他希望成为新兴中产阶级的导师，他就必须面对寓教于乐的要求。作家也许极力想改进读者的观念和看法，但他仍抛不掉反映他们的义务。约翰逊、戈德史密斯及其许多同代人问道：如果在缺乏可靠标准的广大读者中获得的成功不再能够当作向导，那么由谁来判断作家的优劣？约翰逊说：“通过写作追求名声的人，热衷于讨好众人变化无常的乐趣，或是埋头于商业事务，无暇享受理性的欢娱；他迎合为情绪所左右或为偏见所败坏的鉴赏者，但这种情绪和偏见妨碍着他们赞赏任何新的尝试。有些人太懒惰了，除名望已经确立的作品外，不会读任何东西；还有些人则嫉贤妒能，不愿提高别人的名声，因为这会让他们感到痛苦。”

　　这些不安和疑问将在下个世纪更频繁地听到，那时的作家所面对的读者大众，其数量之大是18世纪的作家连想都不敢想的。不过现在记住一个事实就够了：随着读者的增多及印刷和售书设备的完善，18世纪作家至少有了摆脱庇护人控制获得独立的机会。一个着作界终于产生了，它得到了所有人的承认，并赢得了一定的名望和尊重，保证成功的从业者可以过上显贵的生活。不错，这种新职业面临着贵族庇护制时代所没有的困难，但它毕竟争得了尊严和自主，并激发了从业者强烈的自豪感。

　　不妨用约翰逊博士的陈述来结束本章。博思韦尔（Boswell）记下了约翰逊和其友沃森（Watson）及他本人的如下谈话：

　　约翰逊：现在学问本身就是一种买卖，一个人去找书商，并得到他能得到的东西。我们已经告别了庇护制。在学问的幼年期，我们看到一些大人物赞赏学问，这使它在另一些人中间得到了传播。待学问普及之后，作家就离开了大人物，向大众求援。

　　博思韦尔：作家现在得不到更好的保护，这实在令人惋惜。

　　约翰逊：不对，先生。如果学问不能养活一个人，如果他只能无所事事坐等别人的喂养，这对他可就太糟了，还是现在这样好。庇护制中有多少阿谀奉承！多少虚伪不实！一个人在无所依附时，他会把真理带给大众，并让他们随意接受。但是在庇护制下，他必须说些取悦庇护人的话，其中真理和谬误有着同样的机会。

　　沃森：但是现在的情况又有什么两样？我们不用奉承庇护者了，但要奉承时代。

　　约翰逊：错了，先生。这个世界总是让一个人讲出他对个人表现的想法。

　　选自《理念人》/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