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从作家作品的角度，展开对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些思考分析。
首先要正确认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都要触及到“文艺和政治”关系这样的问题。“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二者可以达到辩证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特别指出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尤其强调“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从文艺的特质上来看，笔者以为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二者本质是相同的，都要严格遵循这两个标准。从文学的发展上看，二者往往“既是伴生的，又是相对独立的”。只是文艺批评的责任在于培育和引领，创作的目的在于“温润心灵、启迪心智”。
当下不少文艺作品还存在着浮躁之气和明显的功利性，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群众生活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创作出更多的优秀现实主义作品。这些问题在网络文艺这个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有位网络写手的奇幻类写作，还自称“非人写作”，很难想象这些作品与政治生活究竟有多大关系，作品的审美价值与引领作用如何表现？笔者还看到某位网络写手的创作情景，在记者采访的时候，还未停下码字。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与严肃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恐怕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种快餐式文学消费，今后都要将“政治”这个时代的因子渗透进去。尽管网络新媒体有了新发展，也改变了当下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模式，但不可否认必须从政治这个角度严格把控，不能够放任自流。否则将有可能出现创作与批评上的盲点，为某些商业利益所用，导致政治观念上的弱化、思想道德上的滑坡。在这方面，当下的艺术类市场远甚于文学类，尤其值得警惕，以免误导了文艺的方向。
当我们在反观孙犁的文学批评历程之时，不难发现他始终在坚守着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实事求是观，其评价作品的原则，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和铁凝、贾平凹等青年作家的通信中，即可深切的感受到这一点。既予以指出长处，又不避缺点，有时还为自己的指瑕而特地向青年作家们致歉，这是一般文艺批评家难以做到的。由此，经典作家的风范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
其次，有关现实主义文艺实践的再认识。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历程中，现实主义文艺在反思、怀疑、批判的社会情境中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但依然是当代文学的主脉，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也说明人们对文艺实践路径的探讨的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呈现出不同维度。
关于“现实主义回归”这一提法，孙犁在一篇文艺访谈中曾说，“现实主义并不存在回归”一事，它“是个存在”“是文学创作领域的土著，它不会轻易离开”。这里就存在着对“现实主义”再认识的问题，论争也好，批判也罢，这都说明时代的政治社会生活在变化，这样不同阶层的作家所处的境遇不同，就会引起人们思想方面的认知不同，文艺表达就呈现多样化。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艺术的表现，毕竟文艺与生活不能画等号，“歌颂和暴露”的问题就要首先解决。实践证明，任何“去思想化”“去历史化”，而一味“暴露”，只能是媚俗与庸俗的表现。张承志说:“一个作家的文学力量，在于他对中国理解的程度，以及他实践的彻底性。如果文学仍然可以被憧憬为一个圣的领域的话，那么克服世俗化的决意程度将影响文学的性质。”
另外，上世纪80年代末期提倡的新写实小说以及当下流行的非虚构写作，这两类作品都有着“写实”的精神，笔者以为二者并不完全合于现实主义这一主脉。前者过度关注于“情感零度”写作，将写作思想情感淡化，那么作品又如何引导人们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孙犁在《谈作家的立命修身之道》一文中说，“文学，就其终极目的来说，歌颂人民精神世界高尚的东西，是它的主要职责。”优秀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追求真善美、摒弃假恶丑，才能够很好地表现生活的艺术规律。而非虚构写作作为所谓的“第四类写作”，本身就存在着争议。其提出的“感官（观）”写作、隐喻写作等创作模式，都值得商榷。若再像上世纪80年代各种流派于文学角落重新“复活”，明显是行不通的。作为文艺作品，反映现实生活规律，就要“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和更带普遍性”。显然，此类写作并不具备这样的评价要素，这在某种程度上将有可能滑向琐碎与庸俗的边缘。
当前，又有人提出科幻现实主义。今年3月21日《光明日报》就刊载了《可不可以有一种“科幻现实主义”？》的文章。不过仅是粗略而又谨慎的探讨，比如刘慈欣的“地球苦难三部曲”“对于历史、现实与人性关怀之深切”，并不输于“所谓的主流文学”。笔者以为这种于科幻体系之中，尽管镶嵌着或者渗透着“现实主义”的因子，仍难以称得上科幻现实主义，毕竟这二者是相对立的两个层面。还有的论者提出于科幻中加入新的科技成果，笔者认为“科幻”的因素就有可能被削弱。但这篇文章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降，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潮流改变了所谓“主流文学的格局”，这种观点很值得怀疑。
当下，魔幻现实主义写作，看似以“寻根”作为切入点，但魔幻写作技巧若运用不适当，或者过度渲染等，亦极有可能引人非议。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还应该从现当代经典作家作品中去考察。9月26日《光明日报》刊载了一组有关评论鲁迅、茅盾、老舍的文章，彰显了现实主义文学之美的意义。茅盾先生创作的有反映城乡题材的长篇小说，可以视为当代文学此类题材的一面镜子。在当下此类文学创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将二者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
路遥的作品《人生》，在“城乡地带”做了一次有益的探索性的尝试。笔者以为路遥的这部经典作品创作尝试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在于“结构”方面的惨淡经营，采用上下两部分的架构模式，将城乡地带勾连起来。就这篇小说而言，成功之处，主要在于有关城乡地带的深切的表述，那么重大的“人生与政治”题材严谨地融入一部中篇小说，这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堪称佳构，无需赘言。今年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五部作品，则再次证明现实主义的回归，这是时代在呼唤这样彰显现实主义之美的作品。
再者，要坚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这是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重要原则。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及其美学思想，本身就有着完整的科学体系。又因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隐含在其全部著作中，所以认知这一文艺观的历程也是极其曲折复杂的，也就会出现可能性的偏差。这主要关涉文艺批评方面的理论指导，作为开放包容的体系，又有着严肃科学的原则。即运用历史的、美学的观点评价文艺作品，这一观念被视为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当然，还要有严格的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
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必须要结合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和艺术的发展规律，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这样才能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创新发展。
在当下文艺批评环境里，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的“声音微弱”，“文艺评论标准混乱”，“剪切”西方文艺理论等不良现象还大量存在，这就再次说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当前文学的重要标准，“是我们的主心骨”，切莫将文艺评论功利化，沦为商业利益驱动模式，但这种现象还是存在的，尤其是在艺术市场表现得更加突出。路遥在《艺术批评的根基》一文中指出，批评家“不仅应具有高明的理性剖析和概括才能，最重要的也许仍然是首先要懂得生活——历史的、现实的生活，这是一切艺术批评的根基。”这是创作者与批评家都必须具备的要素，这也显然是从现实主义文艺实践的角度出发的。笔者以为路遥是当代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坚守者，有《平凡的世界》这部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为证。
文艺家惟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地从社会生活中挖掘宝贵的矿藏、汲取丰富的养料，把脉好现实主义文艺创作方法与规律，文艺才能复兴、民族才能复兴，中国文艺梦才能够实现。
（实习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