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江：中国古人非常重视人品与文品的关系，认为只有人品高尚，文品、艺品才能高洁。事实也的确如此，作家艺术家没有过硬的内在修养，很难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鲁迅先生说得好，从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将文与德割裂开来，认为文艺家只负责创作好作品，修养品行的要求是额外的附加，这种认识是片面的、错误的。
完善精神内力与道德标高
白烨：因文艺葆有塑造形象、传递情感和作用于精神的特殊功用，文艺家自身的修为与内力向来为人们所看重。宋代的苏辙就说过：“未有不能正身而能正人者也。”法国的巴尔扎克更是认为：“艺术是德行的宝库。”正是因为这些伟大的文艺家特别注重正己修身，才有出自他们之手的伟大作品流传至今，泽惠后世。
文艺创作自身要求着德艺双馨，古今中外的文艺大家们也一再践行着德艺双馨，但德艺双馨并非是当下文艺家们普遍而自觉的追求，相反，重艺轻德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还有人公开声称“不要德艺双馨的名头”。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与影响下，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写作、“为人民币写作”以及“为娱乐写作”的种种倾向，不仅时常泛起，而且大行其道，使得当下文艺界流行的作品中，常见“脱离人民，脱离现实”、把作品当“摇钱树”“摇头丸”、把“低俗”当“通俗”、把“无聊”当“有趣”的现象。文艺创作在数量繁荣的同时，质量上良莠不齐，泥沙俱下。
当一个时代的文艺没有了精神的内力，缺少了道德的标高，无论数量多么丰繁，也是没有意义的。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到，文艺家不仅是优秀作品的生产者，而且是优秀文化的传播者、文化生活的引领者。因此，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做道德品行和人格操守的示范者，是文艺家为文为人的题中应有之义。文艺家应努力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期望的不仅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卓越，而且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从而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英国作家毛姆说过：“为艺术而艺术，不会比为喝酒而喝酒更有意义。”当年他批评的现象在今天依然需要引以为戒。
文艺家比的是底蕴深厚
张江：文艺创作当然包含一定的技巧，但是，就创作行为本身而言，我更愿意将它理解成这样一种行为：创作是一种输出和发散，它所生成的每个文字、镜头、音符、线条等，都携带着创作者个人的气质、内蕴、品格。某种程度上说，文艺创作比拼的，不是谁的手法更高超，而是谁的底蕴更深厚。其中，学养、涵养、修养，正是作家艺术家个人底蕴的重要构成。
李掖平：文艺是铸造灵魂、启人心智的工程，对文化的整体精神走向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文艺家作为灵魂的工程师，担负着对一个民族精神的恒常养护、擢拔、提升之重任，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学养、涵养与修养。具体说来，作家艺术家应该在加强知识储备、文化修养和审美素养上狠下功夫，以学养德，内外兼修，涵竹兰风骨，养梅菊高格，以更加完善的自我向大众传播正能量、弘扬真善美。
有学养、涵养、修养的作家艺术家，才能心地澄明、胸襟阔大，目光深邃、情怀慈悲，生动传神地塑造出向真向善向美、历久弥新的文学人物，为民众拨亮精神灯塔，抵制纵欲逐利的不良倾向。
有学养、涵养、修养的作家艺术家，才能接地气、诉真情、有活力，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和时代的进步要求，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以道德力量和伦理深度，以人性内涵和人文关怀，为读者和观众提供充实而温暖的情感服务。通过描写生活细节中的温暖与良善，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通过鞭挞人性弱点与病态，传递回归良知的真诚期待。
有学养、涵养、修养的作家艺术家，才能在社会与生活、自我与时代、诗意与哲思的交融点上打造出精细深刻的艺术境界，建构起将自我向社会、时代敞开的难能可贵的艺术原创性和丰富性；才能做到无论是现实主义的在场写实，还是浪漫主义的激情抒唱，无论是象征主义的深刻寓意，还是古典主义的雅致优美，无论是现代主义的荒诞瑰奇，还是表现主义的拓深创新，都能自成一格，行文或繁复或简约，或浓烈或素朴，或律动或沉静，皆能独树一帜，流传久远。
有深爱大痛才会有元气淋漓
张江：学养、涵养、修养，可以比喻为作家艺术家的元气。元气从哪里来？如何做到元气淋漓？博览群书，学识过人，用知识充盈自己的血脉，这些书本之学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要有建立在现实观照基础上的道德良知、人文情怀，否则，知识仅仅是知识。
王跃文：好的文学作品，能动人魂魄，能洗涤心灵，能燃起人们追求幸福的激情，能成为“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其中的精髓要义，必是作家自己对生活对人生有真观察、真感悟，对人民有最深切的爱、最真挚的痛，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会饱满生动、元气淋漓。
归有光说：“文章，天地之元气，得之者，其气直与天地同流。”中国的哲学家喜欢用元气来解释天地万物的本源。而文学的本源，除了为人类探寻宇宙生命的奥秘，描摹礼赞宇宙万物的壮阔美丽，让人们更加热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物质世界以外，更在于写出人类灵魂的高贵，写出理想人性的美好，写出作家心目中人类所应该有也值得有的理想生活。文学的本源，始终应是向着真善美的追寻与皈依。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的笔下只能出现美好的事物，甚而只能歌功颂德、粉饰太平。那些像刀一样锋利剖析着人性的阴暗，那些哑着喉咙呼喊着人类的悲伤与痛苦，那些像雷霆一样追问着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那些有力量、有正气、敢质疑、敢批判，那些以别样的笔墨追求真善美的文学，同样是趋于文学本源的文学。
我早些年写长篇小说《国画》《梅次故事》《苍黄》《朝夕之间》，这些作品大多以政府机关为故事背景，有评论家便冠我以“政治文化小说家”头衔，也有评论家指出我是承接了启蒙文学中对国民性的揭示与批判，哀其官场中人性的异化，痛其官场灵魂的挣扎与迷失，探寻其所以如此背后的原因，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承认这的确是我创作的原初动机。我在这些作品中没能构建出人应该怎样生活的理想状态，但正因为沉痛于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沉痛于本应美好的人性的扭曲，沉痛于生命意义的缺失，我不得不以此来拷问人性的灰暗，以此逼问灰暗背后的美好与洁白。
2007年我写了长篇小说《大清相国》，写的是古代的清官贤相。2012年写了中篇小说《漫水》，写我理想中的乡村和回望里的乡愁。2014年写了长篇小说《爱历元年》，写喧嚣世俗生活中知识分子的情感救赎。有评论家说我“创作转型”，我以为，以题材来为作家分类定性并不妥。有些作家确乎倾其一生钟情于一类题材，但更多作家在不同时期对生活的敏感点会发生变化，对生活的感悟和追问会变化，作家自己的精神灵魂也在成长，他会在不同的创作时期呈现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究其创作实质却并没有变化。他依然在用手中的笔扞卫文学的尊严和自由，严肃严谨地观察、质疑、思考，以文学来呼唤和构筑真善美的世界。题材变了，唯内心的真实爱痛不变。
别林斯基说过：“没有一个诗人能够由于自身和依赖自身而伟大，他既不依赖自己的痛苦，也不依赖自己的幸福。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中。”这句话道出了文学创作的真谛：一个作家，只有深深地爱着他的民族和人民，将他的爱痛深深植根于所处的历史与时代，勇敢直面现实，超越个人，超越自我，将真诚的生命贯注到他的文学创作中，才可能写出充满生气、灵气和锐气的作品。
修养要和担当相化合
张江：修养是一个人的精神面相，是一种综合素质；担当是一个人积极作为、敢于挺身而出的勇气。从事精神生产的作家艺术家，必须要将修养和担当化合，追求有修养的担当、有担当的修养。只有修养没有担当，修养止于修身养性；只有担当没有修养，担当止于一厢情愿。
毛时安：文艺作品的价值是通过和读者、观众的交流来实现的。这种交流背后，是作家艺术家承担的责任。虽然我们不能漫无边际地夸大每一部文艺作品的社会作用，但事实上，文艺作品影响时代进程的例子比比皆是。
作家海明威说，一个在岑寂中独立工作的作家，假如他确实不同凡响，就必须天天面对永恒的东西，或者面对缺乏永恒的状况。这就是说，当你拥有真理时你有责任传播真理，当你不理解真理时你有责任去追求真理。所以，真正的作家艺术家会非常严肃地对待自己肩上的责任。正是这种责任驱使海明威将《永别了，武器》结尾的最后一页改写了39遍。
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责任升华就转化成了担当意识——在社会和时代的重大转折之际，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应该不避风险有所担当。当诗人席勒目睹了上流社会的颓废和底层社会的野蛮时，出于良知和担当，他创作了由27封书信构成的《审美教育书简》，提出了借助美育健全人格的想法。有鉴于秦王朝统一六国后的迅速灭亡，年轻的贾谊在各种社会思潮混杂的时候，写下洋洋洒洒的《过秦论》，为汉初的社会稳定和繁荣提供了客观、公允、坚实的历史总结。当下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阶段，为着历代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中国梦的实现而跋涉向前，作家艺术家有责任为祖国的进步放声歌唱，为推动历史进步的人民放声歌唱。
思想家、文学家顾炎武说，文须有益于天下，文须有益于将来。这两个“有益”，就是每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作家艺术家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张江：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对作家艺术家而言，自身的修为学养、品德情怀也是源头活水。时下，一些明星大腕的不端行为每隔一段时间就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个人修养和品德的缺失。因此，提高修养，增加内力，当是每个作家艺术家终生的使命。
（实习编辑：葛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