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与太平天国史（下文简称太史）研究结下的难解之缘，其中经历可谓酸甜苦辣，百味杂陈。记得30年前，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曾说过，太平天国史学史非常值得深入研究总结，“太史”研究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中国史学研究发展的缩影。而我50年的治史生涯，也可以说是近50年太史研究发展的一个侧影了。
南大求学 师从大家
1956年高校招生的时候，由于应届高中毕业生数量不足，国家动员尚未毕业的高中生和已参加工作的干部报考。我虽然早在1950年就已参加工作，为响应国家号召，也积极报考，并以调干生的身份被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当时政策规定，凡国家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及军队系统的正式职工，经组织上调派学习，或由本人申请经组织批准离职报考中专或大学的，都称为调干生。1961年本科毕业后，我被挑选继续攻读研究生，成为陈恭禄、茅家琦的学生。
陈恭禄先生是20世纪的同龄人，他在1934年完成撰稿的70万字巨著《中国近代史》，当时被列为大学丛书之一，至今仍被公认为代表民国时期最高学术水准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我跟陈先生从学三载，他一丝不苟、诲人不倦的学者风范让我至今难忘。他对史料的熟悉程度给我印象犹深，每当提到一个历史问题，他常常是将史料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令人敬佩不已。而他对史料运用的严谨态度更让人肃然起敬。他非常注重第一手史料，认为所谓史料，应“以当事人所作的报告或记载为主，当时人记其见闻而撰著的书籍次之”。陈先生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由于他在教会中学、大学的学习和从教经历，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将陈先生定位为“反动历史学家”。1956年12月，陈先生撰写了长达一万四千字的《对旧著<中国近代史>的自我批评》一文，公开修正过去对近代史的错误观点。1958年，在所谓的“史学革命”中，他又受到不公正的点名批判。
上个世纪60年代初，翦伯赞和吴晗两位先生来南京作学术报告，后到南大与历史系师生座谈，我也有幸见到了两位中国史学界的大家。当时陈先生刚刚受到批判，为此非常苦恼，便向翦老询问自己该如何面对。翦老向陈先生建议，他可以继续从事自己所擅长的近代史史料学方面的研究。
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一文，认为李秀成自述是投降书，是其投降变节的有力证据，从而引发了李秀成是否叛徒的大讨论。中宣部曾准备组织撰写不同意见的文章。北京史学界在近代史研究所开会，会上传达了中宣部的会议意见，会后写成报道送中宣部审查。据说江青把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毛批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十六字，从而风向大变。1964年春天，陈先生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近现代史教研室组织的一次李秀成评价讨论会上，公开支持遭到批判的同志，对李秀成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他十分尖锐地指出，戚本禹的文章“没有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还说，“如果这篇文章是我的学生写的，评分就不得及格”。他的言行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诤诤铁骨与独立人格。
1966年“文革”开始后，陈恭禄又一次被公开点名批判。此时，他身患癌症已到晚期，当年10月8日逝世。“文革”结束后，1979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为陈恭禄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恢复了他著名历史学家的名誉。后来，陈先生之子陈良栋搜集其父关于太平天国史的讲义5篇，连同家藏另一篇手稿，共计6篇，陈先生早年的学生陈锡祺将其定名《太平天国历史论丛》，1995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陈先生将毕生精力贡献给历史教学和科研工作。他讲课极其认真负责，受到同学的爱戴和尊重。他在金陵大学时就已参与金大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为我国培养了最早的一批高学历的历史研究人才。“在致力于史学研究的40年中，他几乎没有助手，全靠自己的勤劳，完成了如此之多的史学巨著，可见陈先生的治学精神多么惊人。”
结缘太史 经历磨难
1961年我攻读陈、茅两位先生太平天国史研究方向近代史研究生时，就常随陈先生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下文简称太博）查阅资料。当时博物馆虽已迁到夫子庙附近的瞻园路128号，资料室仍设在堂子街。在那里，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代宗师——罗尔纲先生。
罗尔纲是广西贵县（今广西贵港）人。1925年，年轻的罗尔纲从家乡来到上海，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罗尔纲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博得校长胡适的好感。1930年罗尔纲毕业时，想请胡适为他介绍一个适合的工作。胡适便请他到自己家里工作。他在胡家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辅导胡适的两个儿子读书，二是帮助整理胡适父亲胡传的遗稿。罗尔纲在胡适家前后五年的时间，不仅在生活上得到胡适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治学方面更是亲炙师教。胡适热情悉心的指点，尤其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考证方法，对罗尔纲影响很大，令他感到受益终生。正是这师门五年的经历，使罗尔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貌。
新中国成立后，罗尔纲先生先后担任过南京市、江苏省和全国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950年12月，南京市成立太平天国起义百周年纪念筹委会，通过四项纪念办法：一、举办展览；二、在天朝宫殿遗址前树立“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碑”；三、建立太平天国纪念馆；四、编纂太平天国文献和资料。罗先生被选为筹备委员，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1951年8月，陈山、罗尔纲、胡小石、郑鹤声、朱偰、贺昌群、关吉罡等组成南京市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史料编纂委员会，陈山、王可风先后任主任委员。罗尔纲主持编纂太平天国史料工作，同时在南京市文管会领导下进行太平天国文物、文献及史迹的调查发掘。1953年1月，中央文化部社会事业管理局又请他负责太平天国纪念馆的筹建事宜。
从1950年到1960年的十年间，罗尔纲和同事们通过向全国各地广泛征集、到当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附近的苏浙皖三省搜访、对南京图书馆颐和路、龙蟠里书库及前苏南文物保管委员会书库摸底这三条途径，钩沉索隐，披沙拣金，共发掘太平天国资料1200多万字。其中以第三条途径为主要来源，当时称为“南图摸底”。他们对所有清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后的史部、子部、集部、丛书、杂志、报纸、函牍、档案等，都逐架逐排地查找，逐册逐页地翻阅。凡发现有关太平天国的资料，就登记下来，遇有特别重要的资料，还作一简略提要。通过这种有计划、有目的的摸底工作，共搜集到有关太平天国的刻本、稿本和抄本925种，方志730种，共计1655种15274册，为学术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罗尔纲为创建太平天国纪念馆立下汗马功劳，但上级要正式任命他为馆长时，他却坚辞不就。1956年10月1日，就在纪念馆成立的当晚，罗先生悄然离宁北上，回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即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一名普通的研究员。1958年，当中共江苏省委希望罗尔纲再回南京工作，继续编纂太平天国文献资料，并把太平天国纪念馆扩建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时，罗尔纲服从组织安排，回到南京协助纪念馆开展工作，但同时又再次表明自己“不当馆长”的意愿。
我见到罗尔纲先生时，他虽已离开家乡数十年，却依然操着一口浓重的广西方言。由于罗先生埋头于学术研究，我并不敢贸然前去惊扰，与我交往较多的是他的长女罗文起，她也是罗先生的助手。罗文起比我年长一岁，1957年结业于北京农业大学。为全力协助父亲的学术研究工作，她转而治史，五十载如一日地辛勤耕耘在太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和研究领域。那时，纪念馆专设有史料编纂组，专门负责文献资料的整理编纂工作。组长王淑慎，罗文起是组员之一。我的同班同学段月萍本科毕业后也被分配到纪念馆工作。1964年罗文起跟随父亲回京后，便一直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1961年1月11日，由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太平天国纪念馆、南京史学会筹委会和南京大学历史系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10周年座谈会”在瞻园举行，数十位专家学者与会。当时我作为一个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也有幸参加了会议。当时会上提交了6篇纪念性论文，4篇研究太平天国的反帝斗争，2篇是探讨土地制度的，其中一篇便是我与同学朱宗宙合作撰写的《太平天国究竟实行了怎样的土地制度》，这也是我正式涉足太史研究领域的第一篇论文。我们在文中提出，太平天国实际上并未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太平天国虽然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给予了沉重的打击，但基本上将其保存下来了。同时，对当时一些史学家用来证明太平天国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史料，提出了不同解释。当年2月份《人民日报》报道会议情况时，还对这篇论文的观点特别加以阐述。这篇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处女作后来以《太平天国究竟实行什么样的土地政策》为题，刊登在当年的《江海学刊》上。
代表们还在瞻园北假山前池畔的草坪上合影留念。当时的瞻园园区面积非常小，大概还不到现在的三分之一。但经过著名古建筑学家、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刘敦桢教授的初步整修，秀丽的景色已见端倪。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此次会议期间，太平天国纪念馆正式更名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学术座谈中，大家还结合了自身从事研究工作的体会，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对今后太史的专题研究，文物征集、保管和陈列，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等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然而，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并没能持续多久。1963年戚本禹那篇关于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引发了席卷全国的风波后，原本正常的学术讨论被纳入现实的政治斗争。应《文汇报》记者上门之约，我撰写了《也谈李秀成的评价问题》一文，阐述了基本肯定李秀成的观点，《文汇报》也准备刊登我这篇文章。万幸的是，此时我获知了毛泽东关于李秀成的十六字评价，立即去把稿子要了回来。当时我正在读研，作为修正主义的“黑苗子”，没有资格参与这场轰轰烈烈的大批判。否则，我就不仅是“黑苗子”，更会成为“活靶子”了。在大批判中，茅家琦和扬州师范学院的祁龙威两位先生因为在《文汇报》发表了基本肯定李秀成的文章，成为批判“叛徒哲学”的靶子。由于是中共党员，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召开的全省党员大会上，茅先生受到更严厉的批判。《新华日报》两次用整版的篇幅点名批判他在李秀成评价问题上的所谓“叛徒哲学”。
在那个年代，政治干扰学术研究，指鹿为马，混淆黑白。只有顺道，不论是非。“历史成了任人摆布的一串铜钱，或者是任人打扮的一个小女孩。”
研究生毕业后，我就留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1965年，我被下放到距南京市区约90公里的溧阳果园，参与创建南京大学溧阳文科分校的基建工作，匡亚明校长点名让我担任采购。当时学校决定将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迁往溧阳果园，三系打通办“大文科”。第二年，文科师生来到分校，开石头、修水库、植果树、种水稻，实行“半工半读”。“文革”开始后，分校师生一度回南大本部参加运动。1969年，全校师生都到分校，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后，分校师生才回到校本部搞“斗批改”。偌大的校园，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学生们不能好好读书，老师也根本无法做学问。太平天国研究更是史学界的“重灾区”之一，涉足这一领域的学者大多遭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史学研究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影射史学”大行其道。太史研究陷入长达十余年的停滞甚至是倒退状态。
陈旭麓先生曾经将“文革”比拟为一场“大史震”。他认为，这场“大史震”的震波迫使我们去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远远地超过了唐山大地震迫使我们去认识自然。确实，“文革”给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心理创伤远远超过了唐山大地震，但也促使我们从更深层次去认知、思考社会现象和历史问题。
太史研究的春天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导了史学研究，太史研究也迎来了春天。
1978年5月，十年动乱后国内第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正式成立。1979年5月至1980年2月，浙江、广西、四川、广东等省相继成立了太平天国史研究会。随后，在1984年5 月至1990年1月间，南京市、广西贵县（今贵港市）、重庆市、安徽省、上海市、四川涪陵市（今重庆市涪陵区）也相继成立了太平天国史研究会。
1979年5月25日至6月2日，由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和南京史学会联合举办的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在南京307招待所（今钟山宾馆）召开。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界首次举办国际会议，也是建国30年来史学界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讨论会。参加这次讨论会的不仅有来自全国各高校院所、文博和出版机构的专业人员，还有太史研究的业余爱好者，加上来自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西德、日本、美国和加拿大的外国学者，以及在南京就读的外国留学生，260多人济济一堂。会议收到各种专题论文200余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革”结束以来史学界的初步繁荣。时任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会长、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戴逸致开幕词。当时的南京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文化局局长周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等，都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会议期间，中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就太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进行认真的探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再现。来自美国的学者吴卫平、西德的魏克德、日本的小岛晋治、澳大利亚的克拉克、黄宇和等都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他们所阐明的观点和引用的史料，引起了与会者极大兴趣。外国学者还把他们珍藏的书籍资料赠送给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为太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开拓了国内学者的视野。
改革开放后的十年，也是我学术研究的收获季节。我的主要学术成果《太平天国兴亡史》（合著）、《洪秀全》、《中国近代史讲稿》、《太平天国通史》（参与）等，都是在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完成的，其中《太平天国兴亡史》、《太平天国通史》分别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等奖。
这一时期，南京大学、安庆师院、扬州大学、重庆师范学院等院校相继成立专门的太史研究室，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和广东花县、桂平、蒙山、金华、常州等地的太平天国纪念馆，都拥有一批实力较强的研究人员，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有人戏称，“研究太平天国的比太平军还多”。据夏春涛研究员统计，在1980年6月至1991年11月间，仅全国或国际规模的学术会议就召开了16次，平均每年1.45次，各省举办的地方性会议更是不计其数。太史研究发展进入黄金时期，也迫切需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全面指导和协调各地太史研究团体、机构和个人的研究。
1987年11月11日至15日，纪念太平军进军四川125周年学术讨论会在重庆师范学院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山西、吉林、陕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16个省市自治区的高校、科研及文博单位的专家学者60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我已年过半百，为了不误会期，在没能买到卧铺票的情况下，硬是在火车上坐了几十个小时，终于如期赴会。
在这次会议上，9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会联合发起倡议，提出成立一家全国性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学术团体，团结全国从事太史研究的学者，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进一步开拓和深化太史的系统研究，并委托南京太平天国史学会负责筹备工作。其后，经过多次会议的酝酿和磋商，此事终于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1989年10月，民政部批复同意成立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这年年底，为筹建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一事，我和江苏省社科院的陆仰渊研究员、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曹志君一同去北京拜会罗尔纲先生。此次晋京的主要目的是想请罗先生担任会长。罗先生说：“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当过什么长，连上小学班长都没有当过。会长应当请学有专长，又有活动能力，且为大家公认的人来当，茅家琦不是很合适吗？”后来，研究会由茅家琦和王庆成、苏双碧、陈周棠、沈嘉荣、钟文典、郭毅生、段本洛等8位专家组成主席团，集体领导会务工作，研究会“八位万岁”之说即由此而来。德高望重的罗尔纲先生担任主席团名誉主席。而我则被推选为研究会的秘书长。
1990年5月，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来自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云集南京天朝宫殿遗址，并举行了第一届学术年会。这次年会汇聚了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提交了近几年出版、发表学术专著、文集近10种，论文86篇，研究方法多样化，涵盖太平天国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及文化等各个层面，全面反映了当时太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体现了新时期的学术特色。南京太平天国史学会同时改组为江苏省太平天国史学会。
1991年是太平天国起义140周年。1990年9月，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联合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呈送报告，建议在全国开展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40周年活动。同年12月10日，中宣部向全国发出《关于做好太平天国运动140周年宣传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做好纪念活动工作。
1991年，北京、上海、江苏、广西、广东等地都举办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罗尔纲先生还根据80年代初胡耀邦总书记的意见，提出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心的郑重建议。1月11日，《南京日报》头版刊发了罗先生《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四十周年》专文。140周年的纪念活动是继1951年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以来掀起的又一个高潮。
太史研究的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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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著名哲学家、我所敬重的冯友兰先生所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出版，其中提出要为曾国藩翻案。他说：“否定太平天国必然为曾国藩翻案，为曾国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国”。又说：“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太平天国的历史将倒退黑暗时期——中世纪”。此后，学术界、文艺界掀起全面否定太平天国之风，太史研究逐渐陷入低谷。
在1989年底赴京面见罗先生时，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组织批判冯友兰的观点！”我说：“罗老，这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不要批判了吧？”我一直坚持，对于全面否定太平天国的专家学者，应采取“我不赞成的观点，但坚决保护你的发言权”的态度。正如胡适在讨论白话文时，反对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观点，而主张“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一书出版后，在中国近代史领域掀起一股“告别革命”的思潮。他们指责革命“残忍、黑暗、肮脏”，“破坏一切”，认为太平天国闹了十几年，“只是一个笑话”，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后来，我写了《洪秀全反清爱国思想和革命实践》等一系列文章，从史实出发，基本肯定太平天国运动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批评了全盘否定太平天国的观点。
2000年夏，央视46集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放映后，有学者根据马克思在1862年所写《中国纪事》一文中，把太平天国描绘成“魔鬼的化身”，全面否定太平天国。时逢《文汇报》记者采访我对太平天国评价的看法。针对建国后太史研究由拔高、美化、神化到贬低、丑化、鬼化的发展轨迹，我说了这么两句话：“神化太平天国固然是不对的，鬼化太平天国也未必正确。”因为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2001年5月，在南京举行了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50周年暨罗尔纲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全面否定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观点，不少学者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学术批评。这次会议上，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进行了改选，老会长茅家琦教授卸任，我被推选接任会长一职。
2003年，电视剧《走向共和》放映后，又引起了一场褒贬不一的争论。该剧将原来近代史上基本肯定的历史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翁同龢、孙中山等，弄得蓬头垢面；把原来基本否定的历史人物，如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作为“政治改革家”、“悲剧英雄”予以肯定。这是近几年来学术界“告别革命”思潮在艺术上的反映，涉及到对中国近代史再认识的问题。史学界固然应该告别“左”的思潮，但“告别革命”却是为近代史上一些反对革命镇压革命的人翻案。
也是在200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复旦大学潘旭澜教授《太平杂说》一书。这本只有15万字35篇随笔组成的杂说，彻底颠覆了对太平天国的正面评价。2001年4月在上海举行的“太平天国与江南社会学术研讨会”上，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研究部主任、张铁宝研究员就曾对潘先生全面否定洪秀全与太平天国运动进行了学术批评，并指出太平天国资料浩如烟海，仅仅根据《贼情汇纂》、《李秀成供辞》和英国人写的《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等三种资料，“就可以了解太平天国本来的面目”，显然是片面的，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
2004年9月，潘先生发表《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一文，次年又发表《洪秀全的历史真实面目》。他在文章中作出这样的结论：“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造反，引发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达七千万。中国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受到惨重的打击。太平军所到之处，文化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同时，导致沙皇……侵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导致英、法联军轻易地攻占天津、北京。大肆抢掠，火烧圆明园。”2005年4月，潘先生又发表《再论<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全面否定太平天国两个纲领。我认为，在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时，既不能“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也不能“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人常言：“盖棺定论”，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极其复杂，功过、是非、正邪并存，往往盖棺仍难定论。一切要以具体历史条件为转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力争尽可能做到“正确地、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在评价太平天国运动时，“我们既不是满清的臣仆和奴才，也不是天朝的圣兵或史官”，而应当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尽可能做到“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尽可能把真实的“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2011年8月在南京举行的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我概括了目前学术界对近代史上革命家、政治家的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是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个比一个更革命，认为造反有理，革命有功；另一种是从曾国藩到袁世凯，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一个比一个更守旧，认为造反无理，革命有罪。后一种评价认为“革命不如立宪，立宪不如维新，维新不如洋务。”“孙、黄不如康、梁，康、梁不如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不如袁世凯，光绪不如慈禧。”以此类推，当然洪秀全不如曾国藩。我基本赞成前一种评价，不赞同后一种评价。究竟哪一种评价更接近历史真实，完全可通过“百家争鸣”自由平等讨论去解决。4个月后，在广州花都举行的“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社会学术研讨会”上，我又重申了上述观点。
建国以来，太史研究在经历了几度热冷之后日趋正常化；对它的评价，在经过了美化、神化和丑化、鬼化之后，向人化方向前进，即还历史本来面目了。我认为，这就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前瞻。
“太博人”的坚守
进入新世纪以来直至现在，是太史研究长达十多年的低潮期。从2001年我担任会长到2008年卸任，7年间学会举办或参与举办了10多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其中还有两次是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员们坚守研究阵地，开展学术研究，发表了大量论文和多部论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切，离不开学会专家们的不懈努力，也离不开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矢志不移的坚守，离不开太博历任领导和“太博人”对太史研究一以贯之的支持。
从1950年到1966年，太博经过近6年的筹备和10年的建设，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事业蒸蒸日上。然而，十年动乱打断了它的发展进程。1966年6月，博物馆的业务工作全面停滞。一些专业人员也被下放农村，太博一度几乎消失。而我此时也正在溧阳果园从事着开石、修水库、植果树、种水稻等农业劳动。
1973年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成立，各地博物馆陆续恢复正常运转。1974年10月1日，太博重新敞开大门，沉睡8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历史陈列》对观众开放。当时有观众受“左”的思想影响，提出洪仁玕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建议把他写的《资政新篇》撤下来。太博同志来咨询时，我就说，资本主义是封建主义的天敌，当时走资本主义道路与走封建主义道路相比，是历史的一大进步。最后太博没有撤下《资政新篇》。正如后来一代哲学大师任继愈所说，“新中国以后把资产阶级视为最大的危险，这反而把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放过了”。思想自由被冠上“资”字加以鞭笞，而封建专制则借尸还魂。太博还曾复制了一套太平天国历史文物展品，在全国主要省市和地区巡回展出。后来，展览又经过多次调整，2000年还被评为全国十大精品陈列。
太博曾因太史研究的热潮涌动而倍受关注，也曾因这一领域陷入低谷而冷寂。但“太博人”始终坚守着这方阵地，在太平天国及近代文物征集保护、陈列展示和史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近年来，该馆为拓展博物馆的研究展示空间，先后征集到一批珍贵的清季名人函札、甲午战争新史料等近代文物文献，将太平天国史放在中国近代史的大范畴中，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来观察、研究。业务人员的研究范畴不再局限于太史，对博物馆学、文化产业等都有涉及，明清史、古典园林亦成为他们的新课题。2009年底和2011年春，为配合瞻园北扩工程竣工，该馆相继推出“明中山王徐达文物史料展”和“清江宁布政使衙署文物史料展”，与原有“太平天国历史陈列”结合，串起了瞻园的历史发展轨迹，体现了这一明清历史活化石的价值。
多年来，太博利用馆藏文物和资料极为丰富的优势，为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各类资料查阅的便利，许多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专家都与博物馆结下了深厚的情缘。1984年5月，南京太平天国史学会成立，会址即设于该馆；1990年5月，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在宁成立，秘书处最初设于南京大学。后来为便于更好地开展工作，组织学术活动，学会决定将秘书处也迁往太博。正是借力于太博这一平台，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无论在顺境或逆境，都能一如既往地坚守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学术阵地，定期举办学术活动，使国内太史学者有一种归宿感。
不久前，我收到了太博送来的一套《罗尔纲全集》。全书22卷22册近1100万字，基本囊括了罗尔纲先生所有的存世著作，分太平天国史、兵志、金石、文史杂考、文学、生涯回忆、师友回忆、书信、杂著九大类，以罗先生生平年表、论著目录作为附编，集中展现了其治学特点和学术成就。《罗尔纲全集》的出版，也是罗先生的长女罗文起历时七年的辛勤劳动换来的成果。正如夏春涛研究员所言：这是20世纪史学的一座高峰和一面镜子。这份沉甸甸的学术硕果中，也折射出太史研究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罗尔纲先生皓首穷经，为后学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相信，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仍有继续深化拓展的必要与价值。
（本文发表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口述者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会长。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整理者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副秘书长。）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