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将领、麻城人夏斗寅在麻城当地及鄂东地区清洗共产党人、工农干部时，使用了极其残暴和恐怖的手段，他还特别热衷于折磨、羞辱妇女。1930年，他通令全军，只要发现剪了短发的妇女，一律就地枪决。图为大别山地区留短发的共产党女游击队员。

　　近日，美国当代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威廉的《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报约请了两位书评人对罗威廉的研究进行了评述。罗威廉以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对麻城七个世纪所发生的暴力史研究，得到了刘军的认可。而他以陈宏谋展开的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却受到了刘仲敬的质疑。

　　麻城暴力史的独特性

　　麻城暴力在历史上不绝如缕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地理位置，第二是政治文化，第三是阶级结构。

　　罗威廉20世纪80年代在武汉做研究时，注意到麻城有悠久的暴力传统。他为此翻阅了从1530年到1997年的七部麻城地方县志，希望借此对中国农村社会历史上的暴力现象提供一个宏观的理解，探索中国农村社会暴力萌生的原因。

　　罗威廉认为，麻城的暴力史并非中国社会暴力史的典型案例。其在历史上不绝如缕的原因有三：一个是地理位置。麻城位于大别山南麓，有若干穿越高山的要隘，可谓是四战之地。一旦发生战争，过境的军队等武装组织就会给麻城带来动荡。

　　第二个是政治文化。当地民间传说和历史遗迹中，流传着许多有关暴力的故事，而地方史家和方志编撰者也出于各自的目的，时而把强人描绘为英雄人物，时而又把他们贬为盗贼、土匪。

　　第三个是阶级结构。麻城农业经济的长期发展造成土地集中、兼并加剧，贫富分化造成了大地主阶级、中小农户及无地、失地佃农的阶级对立。另外，麻城还有一个数量庞大的服务于士绅地主的仆役阶级，奴仆阶层经常发动“奴变”，到民国时期仍是如此。“奴变”也是明清更替之际造成麻城血腥动荡的主要原因，前后持续了二十余年。

　　理解暴力演进的“概念框架”

　　儒家希望通过文质彬彬的“礼乐文明”制约农耕社会内部的暴力、攻击和掠夺的冲动，终结封建战争，建立礼治国家，但未能成功。

　　罗威廉虽然强调多描述，少分析，多细节，少结构，但我们不妨借助关于暴力的“概念框架”建构来进一步理解其历史叙述中的动力机制。

　　德国学者埃利亚斯认为，欧洲近代以来社会内部暴力呈现减少的趋势，原因在于宫廷、上层阶级通过文明的行为举止来制约统治阶级的暴力冲动。从宫廷礼仪，到中产阶级彬彬有礼的举止，欧洲的文明进程通过塑造身体的羞耻感、倡导文明的举止和礼仪，促进各阶级成员的社会化进程，减少社会内部的暴力冲动。美国学者诺思等人认为，“自然国家”在统治阶级内部采取“设租”的方式来控制和减少暴力--国家在统治阶级之间通过博弈达成妥协，赋予统治阶级以进入关键战略资源的特许权，从而减少国家内部的暴力冲突，国家由此得以逐渐垄断暴力、维持和平。

　　埃利亚斯的礼仪文明制约暴力论，在中国儒家思想的礼制中可见其对应。

　　国家设租而赋予统治阶级特权，从奥斯曼帝国、大明帝国等政权赋予其统治阶级的各种特权可见一斑--其开国军功集团等大封建主阶层、科名入仕的官僚阶层、聚敛兼并的大地主阶层以及僧团阶层等，一旦通过世袭、科举、信仰服务等制度路径进入统治阶层，即可以分享统治阶级独享的租金（各种封地荫职，盐铁、烟酒官营，或免税、免役之类的租金减免）。

　　暴力的国际比较模型

　　国家财政汲取能力枯竭引发军队叛乱和“民工”起义，统治阶级内部分裂等问题相继发生。

　　但是，文明体制“礼崩乐坏”，特权制度屡致暴乱，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故事。美国学者戈德斯通分析了英、法、美革命乃至奥斯曼帝国和大明王朝鼎革的过程，总结出三个引致近代革命的要素：财政汲取能力枯竭而导致国家能力崩溃；精英集团因为过度竞争而分裂；出现了新的社会群体动员的潜能。

　　戈德斯通提炼的国家崩溃、社会失序模式，在《红雨》中颇多反映。比如麻城在明末的动乱，揭示出这三种结构性动力互相促进、互相激荡而导致的后果：国家财政汲取能力枯竭，造成拖欠军费、强制劳役或滥发货币，这些行为引发军队叛乱和“民工”起义；有些大地主的奴仆佃户（多达数千乃至万人）通过各种社会联合而动员，在明清易代之际多次发动暴乱，并汇入明末起义军的洪流，摧毁了明朝的基业。

　　普遍、公平的原则政治

　　在麻城暴力的动力机制背后，隐含着财政负担义务不公、特权超国民待遇、权利不平等这些“前现代”（早期现代）国家制度惯性遗留的危害。

　　《红雨》中历历在目的暴力画卷，连同戈德斯通所关注的“早期现代”，都已经是历史烟云，但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结构动力所揭示的教训，却仍然富于警示的意涵。这些动力机制的背后，隐含着财政负担义务不公、特权超国民待遇、权利不平等这些“前现代”（早期现代）国家制度惯性遗留的危害。

　　“现代国家”（相比于“前现代国家”）财税基础和动力发生了变化。现代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国家的财政基础由封建主、自耕农的田赋收入，转变为普遍施加于公民的各种税收。同时，现代国家在履行公共职能的过程中，依赖于税收、国债等公共财政手段。现代公民（纳税人）要求限制国家权力以保护自身的财产权利，从而催生了现代法治国，倾向于建设“有限”且“有效”的政府，行使公共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增进社会福祉。

　　现代法治国的公共财政制度，要求公平、效率、法定、普遍等原则。由此看来，在当代公共财政制度中实施“以少驭多”的残留制度，通过特权制度将财税负担加诸大多数人，封闭下层新晋精英向上流动的空间，而使少数特权者享受更多的利益转移，这是更大的不公平，孕育着更多的危机。因此，“民主财政论”研究者布坎南等人的主张--逐步实现普遍性公平原则支配下的原则政治--是可以与《红雨》中的历史经验对勘的。

　　【延伸阅读】

　　《暴力与社会秩序》（美）诺思瓦利斯温格斯特著，杭行王亮译，格致出版社

　　《血酬定律》吴思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麻城在7个世纪中卷入的部分暴力事件

　　1、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邹普生、徐寿辉1351年8月在麻城发动起义。

　　2、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崇祯16年4月底，张献忠占领麻城，收编义军，消灭许多山寨。

　　3、满人的征服清将徐勇剿灭麻城当地的四十八寨联盟。

　　4、清初的三藩之乱吴三桂煽动麻城的山寨寨主刘君孚1674年发动叛乱，清廷官员于成龙平定。

　　5、19世纪中叶的太平军和捻军起义1853年1月后，太平军在南京和武汉之间来回穿行，几乎每次行军都会横扫麻城。

　　6、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辛亥革命之后，麻城成为大批土匪和匪军劫掠的目标。1927年，共产党人在黄安、麻城发动了黄麻起义。

　　7、20世纪30年代的国共内战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为争夺麻城东北部多次激战。肃反运动中，张国焘在麻城大清洗，杀害了许多共产党干部。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是美国汉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家、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威廉的代表作，2004年出版后好评如潮。

　　本书叙述的时间段从元末农民大起义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研究的地域集中在大别山南麓、鄂豫皖交界处的一个小县城--湖北麻城。罗威廉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撰写的并非“没有事件的历史”，而是对当地的重要事件进行了详尽的描绘--从元末的红巾军、明末的白莲教、清军入关、清初的三藩之乱、19世纪中叶的太平军和捻军起义，直到上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上世纪30年代的国共内战。

　　罗威廉采用了编年史方式的叙述方法，多描述而少分析，重细节而轻结构，很多场面描写颇具文学性，读起来流畅生动，如同讲故事。罗氏的叙事方式，能够使读者感受到鲜活的“在场”的中国历史。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