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教授对新权威主义的痴迷真叫人佩服，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兜售，一直贩卖到今天，虽然在其他思潮似乎走红时做出过自由主义的姿态，打出过新保守主义的旗号，但他骨子里坚持的，还是新权威主义那一套。最近，他好像认为气候又到了，连续抛出鼓吹新权威主义的文章。

　　萧功秦旧话重提，是不是有些新意？在各种社会思潮十分活跃的今日，新权威主义是否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社会不公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渐尖锐的今天，新权威主义是否是诊断和救治社会弊病的一剂良方？

　　是一厢情愿，还是诳骗？

　　萧功秦发动的最新一波新权威攻势只能用一个又烂又俗的词来形容：“拉大旗作虎皮”。他说：“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新权威主义体制下实现成熟市场经济的黄金时代。”他认为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最高领导人都是在搞新权威主义，并故作新意地把前者命名为新权威主义的1.0版，把后者称为新权威主义的2.0版。

　　他断言：“邓小平开启中国新权威主义道路……他认为，中国在改革中说形成的开明的新权威体制，有强大的社会功效，是一种举国性的社会动员体制，能够在转型中起到杠杆作用。”他还说：“习近平上台后提出的一系列措施……都可以理解为，是用新权威主义的铁腕，抑制并防范政治参与爆炸造成的‘薄壳效应’，从而为进一步进行大幅度的全面改革，创造政治上的稳定环境。”

　　听这番高论如同听天书。翻遍邓小平、习近平的著作和报告，翻遍执政党和政府的文件与公告，找不到“新权威主义”一词，翻遍中国大陆政治学者对于国家方针大政和现实的描述，除了萧本人，也找不到一点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说法。近年来，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社会思潮的书籍和论著出版了不少，有关研讨会、对话会也时有举办，但人们无从在这么广阔的思想文化园地中找到新权威主义的踪影。难道当代中国是剑仙侠客小说中的武林世界，人人都在尽显功夫，但武林秘笈却决不宣示于人？

　　我们不知道萧功秦为什么要把新权威主义强加于当代中国，强加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很可能，这是因为这个提法根本没有权威性，不仅如此，它连一点说服力都没有。所谓“新权威主义的黄金时代”、“第一波新权威主义”、“第二波新权威主义”、“权威主义的1.0版本”、“权威主义的2.0版本”，要么是萧功秦擅长的名词生造的产品，要么只存在于他个人臆想的飘渺世界。

　　对象何在？

　　中国当代社会思潮活跃而丰富，它们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针对重要的社会问题、社会弊病应运而生，它们要对中国社会现实作出自己有别于其他思想派别的说明。自由主义、新左派理论、新儒家学说就是这样的思潮。但萧功秦教授鼓吹的新权威主义却大不相同，人们很难看清它着重针对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它的思想对立面是什么。让我们来作一点简单的概括和对比。

　　自由主义针对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主张市场经济；针对文革中的无法无天、践踏法治和权力的不受监督与垄断，主张法治与权力的制衡；针对国家权力吞没社会和个人，主张公民社会与保障个人权利；针对新左派把社会不公归罪于市场经济，主张市场的规范化和排除权力对市场的干扰与扭曲。

　　新左派针对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批判市场经济，针对西方经济的强势和扩张批判全球化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针对自由主义对于普世价值的认同主张中国的特殊性和反对西方话语霸权，针对社会福利保障不足主张国家干预和大力削富济贫。

　　新儒家针对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或破坏主张复兴传统，针对个人权利和个性解放主张提倡偏重国家、社会和家庭，针对西方法治理念主张德治和人治，其中有人反对现代民主制度和法律平等的理念而主张贵族政治或贤人政治。

　　但是，新权威主义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呢？萧功秦教授主张秩序和稳定，反对政治浪漫主义，但是在中国，有哪一种值得一提的思想派别主张动乱？他反复批判的政治浪漫主义究竟属于哪一个思想文化派别，有哪些主张和代表人物呢？他除了虚声喝斥，从来没有具体的说明。

　　萧功秦口口声声反对政治激进主义，但中国的现实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长期没有动静，还是太匆忙、太草率？中国政治激进主义派别在哪里，其主张和代表人物何在？与公认的老左派和保守分子一样，他把人们的民主追求偷换成“一夜之间实现民主”的天真主张，把变革的要求偷换为主张“大破大立”的激进革命。他鼓吹新权威主义的过程，就是不断扎稻草人挥舞拳脚的过程。

　　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真是没有对立面的自说自话吗？也不尽然。他没有言明的批判对象是主张尽快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的人，他的主张说一千、道一万，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他表面上是在独唱，实质上是想加入主流合唱。

　　民主只能等待不能争取？

　　萧功秦反复强调，民主是在长期历史演化中自然产生的，如果以为，认定了民主是一种好的价值，就要争取，设计和实施一套制度来实现它，那就是拔苗助长，就是盲目地模仿和搬弄西方的观念与制度。

　　新权威主义自诩为现实主义、尊重经验，但它罔顾世界历史上一个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人类进入近代之后，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信息的交流与传播越来越快速与方便，一个民族一旦发现世界上有好东西，就会尽力去了解、学习、试验，而不会独自在黑暗中摸索，等待什么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学习先进理念和制度以利于自身的发展，这是近现代以来各民族历史的显著特征。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华民族确立现代化目标，绝不是停滞帝国中自发产生的，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快速引进与发展，决不是自发产生和自然演进而实现的。现代医学、教育、经济、军事、工程等领域的发展，都是起因于中国人看到了世界上（其实就是西方）存在好东西，引进和学习得来的。我们很难设想，如果仅仅依靠中国社会内部的自然发生与自然演进，中国目前的经济、科学、技术会处在什么样的水平。

　　萧功秦至少还没有否定改革和开放的方针大政，没有否定市场经济，他能认为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自然生长演进形成的吗？恰恰相反，市场经济的实现，刚好是如他指责的那样，是中国人终于认识到它是一个好东西，设计出一系列制度和政策，排除种种抵制与反对而得到的。所谓开放，就是睁大眼睛看世界，下定决心学习和引进好东西，所谓改革，就是要打破惯性，革除原来存在的不利于先进事物发展的因素。

　　我想请教萧教授，为什么在这么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都可以学习、引进、模仿，促进生长和发展，唯独民主是例外呢？

　　要的是铁腕改革还是铁血统治？

　　萧功秦鼓吹要有一条铁腕改革路径，他给出的理路如下。

　　改革开放时期往往是统治精英的政策宽松期，这时，由于人们对政治宽松的预期，原来被压抑的、无法表达的各种政治诉求与愿望就会在短时期内集中爆发出来，而且还会引发此起彼伏的连锁反应，如同井喷一样。这些政治诉求往往又会与激进主义、浪漫主义思潮相结合，提出让当政者无法接受与难以实现的要求，这时政府就会处于两难：镇压会引起强烈反弹，而让步呢，反抗者会得寸进尺，把政府逼得无路可退。因此，按新权威主义的思路，铁腕改革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我很惊讶，作为知识分子的萧功秦教授怎么和前不久因为说群众“给脸不要脸”而下台的官员有同样的思想和言论。他们都认为中国的老百姓很贱，不识好歹，一给好脸色就犯上作乱，一让步就得寸进尺。对这样的“刁民”，除了压制，别无他法。为了证明宽松政策的不可取和不可行，萧教授发明了一种政治逻辑：宽松或民主必然引起广场或街头的暴民抗议，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他认为，唯一可取的办法就是搞铁腕政治，永远保持高压态势，“把动乱消灭于萌芽状态”、“稳定压倒一切”。这样的逻辑，还需要萧教授来发明，这样的办法，还需要萧教授来主张吗？

　　除了受压制和广场闹事，就没有其他可能吗？如果嫌游行示威动静太大而不允许，“散步”可不可以？上访可不可以？在广东乌坎，在厦门，在其他许多地方，难道不是有许多事例证明，只要官府不是一味施压蛮干，理性的协商和妥协是有可能得到双赢结果的？萧教授为什么只建议政府用猛药，而不开点温和的方子呢？比如，建议政府放松对于媒体、舆论的严厉管控，以形成社会不满情绪的减压阀。

　　我还想问萧教授，如果他建议的铁腕手段失灵，如果高压态势失效，他又认为退让只会产生雪崩效应，那么唯一的选择是不是只有使用铁血手段？看来，萧教授的新权威主义，不过是“镇压有理”论的学术版而已。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