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读了《中国学术权威1979年访美蠢话录》一文，还真不知道有一本由学界泰斗们撰写的《访美观感》。估计多数人和我一样。因为，鄢烈山先生也是偶然从旧书摊上买到这本“访美报告汇编”的。

　　1979年4月16日至5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访美代表团”赴美国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等地考察一月。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是宦乡、宋一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两位副院长），代表团成员费孝通（社会学家）、钱钟书（古典文学及比较文学专家、翻译家）、芮沐（法学泰斗）、薛葆鼎（经济学家）、赵复三（宗教学专家）、廖秋忠（语言学博士）、李新（近代史专家）。级别多么高的一个官员加学界泰斗的代表团！他们的访美见闻，想象起来都令人“兴奋”，让人期待！可是，鄢烈山读《访美观感》后很失望，我读了鄢烈山的文章且“间接”获知《访美观感》的内容后有些惊讶。

　　原来，泰斗们在美国考察后的结论是：第一，美国“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也相当高”，“工业生产和企业管理自动化程度高”；第二，美国的“社会问题很多，精神文化腐朽没落”（主要表现在：种族歧视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学校教育有问题、精神文化腐朽）；第三，美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能源危机、生产增长率下降、失业贫穷问题严重”，“美国经济全靠市场经济调节已经不行，现在需要用计划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第四，在美国，“一般人都是谋求个人私利，因此谈不到共同的远景理想，更谈不到为人民服务”；第五，“在（美国的）享乐主义的社会风尚中，社会前途几乎无人介意，国家观念更是十分淡薄。很少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更少严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生产力这么发达的美国，思想境界却落后于欧洲”，真替美国人担忧。潜在的结论是：相比之下，咱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是好！

　　鄢烈山感慨地说：《访美观感》基本上是陈词滥调，既然是这样一些结论，有必要煞有介事地赴美国考察一个月才得出吗？因为，中学政治老师早就讲得烂熟了！事实上，“结论”差不多早就有了，去不去美国都一样。

　　读完鄢烈山的文章，我忍不住联想到清末薛福成的《出使四国日记》、蔡尔康和林乐知合著的《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其中，《出使四国日记》记录薛福成1890-1896年担任驻英、法公使，并出使意大利、比利时的观感；《李鸿章历聘欧美记》记录李鸿章于1896年考察俄、德、英、法、美等大国的详细情况；《出使九国日记》则是1905-1906年出洋考察的清廷“五大臣”之一的戴鸿慈撰写的见闻录。清朝官员写的这些“出洋观感”，以前读过一遍，印象很深。现在把这几本日记与《访美观感》对照，“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薛福成、李鸿章、五大臣的出洋考察记录涉及面广，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其一，他们参观的重点是欧美国家的议院、学校、监狱、医院、博物馆、图书馆、银行、造币局、钢厂、造船厂、电机厂、兵工厂、天文台、邮电局、电报公司，他们要看看哪些是清朝没有的。其二，他们和当地人交流（上至高官、下至普通工人，李鸿章还与科学家对话），多渠道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外国人的工作态度；也询问当地的土地价格、房租价格、物价等；尤为可贵的是，这些官员把游历过的国家进行对比：俄国和英国的差异在何处？法国和美国有什么不同？其三，他们得出的一致结论是：西洋“国政民风之美”令人羡慕，西洋的当政者“量民力”，官员“不欺其民”，“君主立宪、上下有章”；其四，他们提出的建议是：清政府应该“开放”、“重商”、“学科学”、“废酷刑”、“设议院”、“育人才”。

　　把清朝官员的欧美考察，与社科院代表的访美进行简单对比，就会发现：清廷官员睁大眼睛看欧美、如饥似渴获信息，而社科院代表闭着眼睛游美国、诚惶诚恐编假话。我们知道，1890-1906年的清王朝日暮西山，而1979年已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一年，“改革开放”的调子定了，访美的学界泰斗们竟然还带着政治紧箍咒，可见我们以前对“改革开放”的认识简单化了。有趣的是，出洋的清朝官员除了薛福成懂外语，李鸿章、五大臣都不懂外语，必须依赖翻译，而1979年访美的九位代表中有八位懂外语，有的当过外交官，有的留学世界名牌大学。我们假设：清朝那些出洋的官员大多数懂外语，估计对欧美的了解更详细、更深入；相反，1979年派出去几位不懂外语的官员，不带翻译，在美国任何一家宾馆里住一个月，保证能写出九位学界泰斗撰写的《访美观感》。这样一对比，真让人对腐朽的清王朝和“十万雪花银”的清朝“腐败官员”刮目相看了。

　　鄢烈山在《中国学术权威1979年访美蠢话录》一文结尾这样说：“35年过去了，中国学者出国讲学，外国学者来华教课，已是稀松平常之事。至于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更不在话下。然而，在社会科学领域，谈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涉及意识形态领域，我们有资格嘲笑宦乡等前辈谨守当时的‘政治正确’的心态，讲可笑的套话大语吗？”

　　我们确实还没资格嘲笑宦乡等前辈！

　　说到谨守“政治正确”，现在是比1979年强化了还是弱化了，大家都能感觉到，不需饶舌。作为普通的文化交流、技术引进，出国后保持“政治正确”是容易的，只要“坚决抵制****分子、达赖集团的恶意宣传”，就足够了，而且，政治上的限制也不影响科技交流的效果。至于大小官员以考察名义到国外游览，回国后让秘书写出洋洋洒洒的考察报告，也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当然，国家资财的浪费是令人痛心的，但不至于产生误导性的影响。让人忧虑的是，为了谨守“政治正确”，有意或无意地传导错误的“外界信息”，使国人对世界状况做出误判。

　　让普通民众获得多少外界信息，始终是由国家控制的。前三十年国门紧闭，大家无从得知外界信息，根据上级部门的宣传，民众都知道美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台湾人民在国民党恐怖统治之下。后三十多年，国门开得再大，普通百姓只能通过中央台“国际频道”获得外界信息。“国际新闻”是经过筛选的信息，哪些应该播，哪些不许播，早已经受了“正确政治”的考验。于是，中国普通百姓三十多年来始终感受到：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很忙碌，中国人民很幸福，世界很不太平（外国不是爆炸就是抢劫）、“帝国主义亡我中华之心不死”。只有极少数人，通过出国旅游、探亲、求学，才见到外国是什么样子。

　　普通民众对世界状况做出误判，弄不好会造就新的“义和团精神”，但问题还不算太严重。要是国家政策制定者依据的是错误的外界信息，那就是国家的灾难。我原来认为，国家的外交智囊都是留过洋、当过外交官的精英，他们掌握的信息是第一手的，他们递交给政府的报告是货真价实的，但是，从鄢烈山的文章中了解学界泰斗们撰写的《访美观感》之后，我心里有些疑虑和不安。如果联系这几年中国外交遇到的一些困境，更容易让人产生杞人之忧。世界瞬息万变，国际形势每天在发生变化，而我们的外交原则一贯正确，长期不变，我们真的能“以不变应万变”吗？如果能，我们普通百姓会非常放心，无比自豪。

　　“知彼知己”是简单的道理。古人为了给“信息误判”敲警钟，创造出许多成语，如：刻舟求剑、闭目塞听、掩耳盗铃、守株待兔、一叶障目、讳疾忌医，等等。我们处在信息时代，理论上讲，不存在误判外界信息的技术原因，除非不想知道外界的真实信息。问题在于，依赖不准确甚至不真实的信息，要做出正确的判断怎么可能？

　　往事越百年。薛福成、李鸿章、五大臣的出洋考察，今天看来令人敬佩；宦乡等学界泰斗的“蠢话”，今天看来让人同情。而现在满世界飞来飞去的高官和学者们所做的“汇报工作”是否比前辈高明，我们一概不知，所以无法评判，估计只能等后世子孙当做“历史资料”去研究了。

　　原题：鄢烈山《中国学术权威1979年访美蠢话录》引发的思考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