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面对国民党北伐之后建立的党国体制，发起“人权与约法”论战的胡适近乎于“以一人敌一国”。这大概是他最勇敢的时候。然而，即便如此，胡适似乎也没有罗隆基勇敢。《新月》里那些流传下来的有光有热的犀利文字，写得最有煽动性与颠覆性的无疑还是罗隆基。结果，罗隆基因文罹祸，进了国民党的监狱。

　　在追求人权、民主的大目标上，胡、罗两人是一致的。罗隆基通过他的政治学素养对国民党所作的剖析甚至比胡适更深刻、更犀利。但是，在达成目标所使用的手段上，两人截然不同。

　　从个性上来说，罗隆基似乎是斗士，胡适显然不是。比勇敢，胡适远逊罗隆基。不过，如果比智慧，那就很难说了。

　　中年时代的胡适，似乎特别青睐“独立”这两个字。1930年代，他所主编的刊物就命名为《独立评论》。1933年5月，胡适在《独立评论一周年》一文中定义了他心目中的“独立”。他认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见不能束缚，时髦不能引诱。这就叫做独立”。

　　前面引用的孟子名言，胡适与罗隆基都能做到，但后面一句“时髦不能引诱”，胡适大抵可以做到，罗隆基似乎没有做到。

　　“人权与约法”论争之后，两人就显示出一些细微的分歧，这一分歧也似乎预示了两人的不同道路。具体一点说，胡适完全做到了独立；而罗隆基，则似乎迷恋于掌声与喝彩声中，走向了“起初领导群众最终却被群众所领导”的道路。

　　（一）

　　胡适、罗隆基与国民党展开“人权与论争”之后，许多同情他们的学生找上门来，希望他们领导青年，展开一个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面对“成为学生领袖”的诱惑，胡适严词拒绝，罗隆基则欣然接受了。

　　当时，胡适与罗隆基都执教于光华大学。光华大学的几个学生找到胡适，希望胡适领导学生，做一大运动，来要求约法保障。胡适拒绝了他们，并在日记中写道：“这几个学生的言论使我感觉不愉快，他们是政客一流人，将来恐于隆基有害。”

　　胡适的担忧很快成了事实。找胡适失败之后，青年学生很快找到罗隆基，向他提出了同样的请求，罗隆基欣然接受了学生的请求，并很快开始在幕后利用学生的力量来反抗国民党的专制统治。1931年中国公学发生学潮，罗隆基参与其中，并且是其中的幕后人物。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中公问题如此结束，甚为痛心。大概二月四日的校董会本意由孑民先生暂任校长以救危局，而君武、隆基诸人不明大体，纵容学生去包围校董会。遂成僵局。于是校董会遂把学校送给教育部与党部了。”

　　此后不久，胡适又在日记中写道：“志摩到北京。我们畅谈别后的事，一是中国公学的事，一是《新月》的事。中公的事，我已知大概，但尚不知隆基玩了许多笨拙的把戏，而君武同他一样见识，遂闹到不可收拾。”

　　胡适不想让学生卷入政治漩涡耽误他们的学业。在胡适看来，个人主义的精髓在于每个人首先把自己铸造成器，在此基础上每一个个体来争取他们的自由。胡适将公私界限划分得很清楚。他当时是中国公学的校长，但是，他争取人权的行为是他私人行为，与中国公学无关。如果胡适公私不明，他完全可以利用校长的职位来利用学生达到自己的目的。

　　为了让胡适屈服，国民党党部使出了不给私立中国公学注册登记的下作手段。当时，中国公学的学生为了让胡适当校长，宁愿中国公学不登记。而胡适为了让中国公学登记注册，宁愿自己辞职，他最终辞去了校长一职。

　　胡适是独来独往的，而曾经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的罗隆基则迷恋于学生的掌声中，他似乎喜欢做领袖。后来，为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他还秘密加入了张君劢所组建的国社党。

　　（二）

　　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两人的表现就更截然不同了。

　　作为学界领袖，胡适认为学生的游行示威，虽爱国之情可感，但在当时情形下却有误国之嫌，为此，他竭力劝告学生，希望他们不要游行示威，给日本侵略者以借口。胡适的演讲遭到的是学生的嘘声，甚至有革命学生写匿名信谩骂胡适。

　　罗隆基则不同，他应学生的要求，频频演讲，鼓励青年学生游行示威。投桃报李，每次演讲，罗隆基收获的都是学生最热烈的掌声。作为“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韦君宜回忆说：“那个罗隆基，也是一样。这是个大学教授，是我们这些‘一二·九’学生经常请来帮我们说话的人。他家在天津，我就到他在天津的家去邀请过他。他在五四纪念活动时来清华讲过，痛斥胡适等人如何放弃了当年五四的传统。”

　　审视两人在“一二·九”运动的表现，毫无疑问，比起胡适的“温吞水”，罗隆基更受青年青睐。主张独立的胡适本着“时髦不能引诱”的原则，实话实说。胡适的这些实话让青年学生很不高兴，结果失去了青年的爱戴，成了学生眼中的“汉奸”，罗隆基则顺着青年学生的意思说，围绕着他的，是青年学生无数的掌声与喝彩声。

　　抗战胜利之后，作为民盟领袖的罗隆基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纵横捭阖。他滔滔雄辩的口才与言辞犀利的文章，使他成为媒体的焦点，一时之间，风头无两。然而，对于此时罗隆基的行径，胡适却很不以为然。1947年，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胡适写道：“外国人对我国的观察也有未可一概抹煞之处。例如老兄不喜欢马帅（即马歇尔），但我曾听一个美国朋友说，马帅对中国人士向不下明白坦率的判语，惟对于罗隆基，则曾坦白的说此人一无可取，且不可靠。此可见马帅不是瞎眼人也。”

　　此时的胡适显然认同马歇尔对罗隆基的评价。胡、罗二人的政治理想基本一致，但此时此刻，他们在行事作风上则完全不同，最终分道扬镳。

　　热衷于掌声的罗隆基最终没有做到胡适所推崇的“时髦不能引诱”。在领导群众追求民主的道路上，他最终被群众所误导，成为“群体心理学”学说的又一个证明。

　　罗隆基的所作所为，不禁让我想起来蔡元培的朋友徐谦。胡适在《福建的大变局》中为我们讲述了徐谦的故事。

　　徐谦对蔡元培说：“我本来不想左倾，不过到了演说台上，偶然说了两句左倾的话，就有许多人拍巴掌。我不知不觉地就说得更左一点，台下拍掌的更多更热烈了。他们越热烈地拍掌，我就越说越左了。”

　　讲完这个故事之后，胡适颇带感情地写道：“一个前清翰林，妄想领导群众，就这样被群众牵了走，世界多少英雄好汉，几个能逃出那种‘拍花’的迷惑。”

　　徐谦如此，罗隆基又何尝不是！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