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丑陋的中国人》风靡中国，其实它不过是《丑陋的日本人》的翻版，正如《中国可以说不》是对《日本可以说不》的东施效颦。作为《日本可以说不》的作者，石原慎太郎认为，“中国历史的悲剧就在于这块土地只出为争夺个人私利而不择手段的流氓”，他同时又承认，日本人的特征就是私欲。人类相似之处远远大于差异，虽然人们无法通过他人的眼睛看自己，但却可以找到许多镜子。对日本来说，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镜子。

　　应当承认，就古代文明而言，中国是日本的老师；但就现代文明说，日本则是中国的老师，或者说，美国才是日本的老师。从佩里到麦克阿瑟，日本正是在美国的影响下步入世界主流。如果说舆那润霸的《中国化日本》强调了日本的中国文化色彩的话，那么橘玲的《（日本人）》则强调了日本的美国化趋势。讽刺的是，当年黑船来航的开国历史，日本人不仅没有怨恨佩里将军，还给他塑像纪念；相比之下，中国则将整个向世界开放的近代史视为不堪回首的屈辱史，甚至至今已经加入世界一体化经济体系，仍然从观念上没有走出“丧权辱国”的传统。这与石原的说法竟然不谋而合：“迄今为止，日本一直是美国的小老婆。日本的精神性、国家和民族的自主性都被掠夺；率直地说，日本是美国的情妇。”

　　关于日本国民性的研究和书籍也不少见，最为人们熟悉的便是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和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前者将日本的封建制与欧洲的封建制做了类比，后者则从道德体系上将日本与欧洲进行比较。相对而言，作为土生土长的日本人，橘玲的《（日本人）：括号里的日本人》则强调了日本的普世性，他并不认为日本人有多么独特。如果说到独特的话，那么也是一种现代世俗文化的结果。

　　著名学者金克木先生曾说：“文化就是‘国情’，就是‘国民性’，日本文化就是‘日本人’。”橘玲在本书中试图解构所谓国民性，并指出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因为人是可以通过自己认识自己。“我们在成为日本人之前，首先是人。不论人种、国籍，人有共通的本性。”

　　30年前，出生在中国、国籍在美国的爱尔兰人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体》一书中，将民族这一现代文化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橘玲在《（日本人）》中完全走出了民族的局限，“西方人与东方人明显不同，但这个不同是由文化决定的。”如果说到独特，日本人唯一不曾改变的是他们的世俗性价值观，日本佛教也是一种彻底世俗化了的宗教。从万叶时代以来，历经江户时代的封建制、明治时代的天皇制、战后的民主制，日本始终是世俗的，每个人都信奉快乐的当下。

　　书中特意例举了战后日本的种种社会反应：作为日本的“太上皇”，美军司令麦克阿瑟收到的民众来信超过50万件，这些信不约而同地称其为“世界的主人”、“我等伟大的解放者”；有人希望前往美国留学，有人希望加入美国的军队、甚至充当间谍，还有甚至想与麦克阿瑟生个孩子。一个女孩写道：“为了让日本重新变成和平之国和文化之国，请允许我前往美国留学。”一个日军家属写道：“为日本之将来及子孙考虑，祈愿美国将日本纳入其国家领属。”

　　一个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知识分子写了一份长信，其中写道：“日本国民十分信赖贵国，我们将整个日本都托付给贵国，按照您的指示行事。我们对贵国的信赖程度与日俱增，认为将整个日本都托付给你们，以贵国的慈悲心怀使日本得以复兴，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在一份涵盖世界各国的民意调查中，仅有15%的日本人会为了国家积极参战（中国是75.7%）；仅有57%的日本人为自己的祖国而自豪（中国是78.9%）；仅有3%的日本人认为权威应该受到尊重（中国是43.4%）。从这些对比来说，日本是一个自我意识和个体意识极其强烈的国家，甚至说，他们对国家并没有过分的认同。按照橘玲的说法，这与日本的地理走向有关。根据戴蒙德的纬度理论，人类的文化传播一般沿同一纬度进行，不同纬度的传播要慢得多，因此同一地理纬度更容易产生文化认同。就国家来说，日本与中国和美国恰好处于同一纬度。从地理上来说，中国离日本很近，美国离日本很远；但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很多方面来说，日本距离美国很近，距离中国很远。在近代史上，日本的两次“体制转型”——19世纪的明治维新和20世纪的战后改革，都是因为美国。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完全成为日本的反面教材。今天的日本完全是一个美国化的日本，准确的说，是一个全球化和世界化的日本。

　　日本人一般结婚都要改姓，或者改为丈夫的，或者改为妻子的，血统文化就这样被人为的模糊了，所以日本人并没有强烈的家族概念。进入现代社会后，家族和家庭进一步解体，日本人完全成为一个个独立而自由的个体，按照作者的说法，“丈夫是一个家庭，妻子和孩子是一个家庭”；“许多家庭里的人连用餐时间都各不相同，家人之间互不打照面”；“人们平常都是一个人生活”。作者指出，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就形成了“一人一个房间”的“超未来社会”，虽然孤独，但却自由，谁也不想受到来自他人的约束。作者将这种文化归结为“货币空间侵蚀政治空间”的结果。政治空间即人际关系，货币空间即金钱关系。当一切都可以用金钱来量化和购买时，家庭、学校等政治共同体便走向崩溃，爱情、友情也走向破灭。只要有钱，一个人同样可以生活得很好。

　　今天的日本以动漫文化、电子产品和机器人闻名于世；无论你是中国人还是非洲人，对于一个后现代的新人类来说，日本已经成为他“心的故乡”。作为“一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消费文明社会”，日本既民主又多元，日本人享有充分的文化与文明；这里有全世界最开放的信息平台，各种媒体，如书籍、报纸、电影、电视、网络都非常丰富。与其说每个人认同的是日本人，不如说是地球人和世界公民。作者在书中写了一个日本老人。一对叫滨田的老年夫妇在他们80岁的时候，将日本的家产全部变卖，来到菲律宾安度晚年。他认为“无论哪里都一样”。对菲律宾，滨田认为“在我有生之年要为这个国家做出点儿贡献”，而“日本已成为遥远的异国他乡”。

　　橘玲说，“全球主义其实是一种乌托邦思想”。彻底城市化的当代日本人无疑已经集体失去了故乡和血缘。有些日本人抛家舍业跑到中国荒漠中植树治沙，有些日本人帮助当年的中国劳工和“慰安妇”向法院起诉日本政府，有些日本人著书论证“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属于中国，这完全是世界主义精神的典型特征，已经远远超越了民族和国家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局限。这对“汉奸”焦虑严重的中国人来说，不仅是不可思议的，简直是大逆不道。

　　如果说日本习惯于面向未来，那么中国更沉迷于过去。30年前，中国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33，如今这一差距已经缩小到1/4。如果说日本已经进入普世的后现代社会，中国基本上还处于一个封闭的前现代社会，甚至还没有走出古代的乡村社会。在中国主流语境中，“普世”仍然是一种危险和可疑的禁忌，甚至被视为“中国”的反义词。虽然中国如今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公民文化和法治文明，政治空间基本依靠血统和暴力来维持，货币空间与政治空间的互相侵蚀，不仅没有重建一个现代化的新秩序，反而导致严重的道德沦丧和秩序崩溃。

　　（本文发表于2013年11月30日《晶报·深港书评》，发表时有删节）

　　《（日本人）：括号里的日本人》，（日）橘玲著， 周以量译， 中信出版社 2013年11月出版。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