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慕名读了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只在具体的人物评价、历史细节上修补了自己的历史知识。最近重读此书，却有了更多的体会。这既是书籍之于不同情境、心境的意义之别，也是书需再度三读乃至百读的原因所在。

　　所谓读史使人明智。虽不敢说自己明智了，但至少澄清了很多容易想当然的误区，可以反省到很多书生之见。多年前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小册子所说的过去，其实暗合着当下的主题：改革。全书的主线和主旨，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很必要，改革很艰难，不改革不行，改革不彻底不行，改革太彻底也不行（过快过度，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欲速不达）。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自闭而自大，没有开放之心，更无改革之意。英国两次派使节来华交涉通商事宜，都无果而返。而鸦片战争仍未能警醒国人，“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这段时间，蒋廷黻先生称之为“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他感慨，“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失败了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

　　可见，叫醒一个沉睡的人很难，叫醒一个沉睡的民族更难。反射弧很长，积重难返。

　　然而，尽管认识到要改革，要找到改革的方向和方法也太难了。

　　所有求变的努力都是改革，不同的是主动还是被动、表面还是深层、高明还是懵懂。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改革史，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是多种方案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幕幕历史活剧。

　　最初的恭亲王、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从器物层面（尤其是军器，着眼国防）入手，为此而建工厂、育人才、筑交通、开矿经商，他们“并不是事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订一个建设计划，他们起初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然而，“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所以“曾国藩诸人虽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

　　所以，被打痛的第一反应还是身体的、物理的。

　　这种不彻底，有他们自己的因素，也有时代的因素。书中分析了恭亲王、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五个“自强运动”的领袖的特点：出身旧社会、经受旧教育，所以骨子里面仍然是旧的，自身是旧的--“他们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立国精神是至善至美，无须学西洋的”，他们做的事业的阻碍也是旧的--“旧的制度和旧的精神”。郭嵩焘劝李鸿章派留学生从机械方面向政治经济方面扩展而引起全国士大夫谩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时的民众也是和士大夫阶级“同鼻孔出气的”，甚至蒋廷黻直言不讳：“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的大阻碍之一”。

　　表面的改革相对好搞，但不管用。深层的改革管用，但不好搞。后来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进入到了政治层面，然而保守势力（不仅是统治阶层，民众的心智和社会经济都是旧式的）过于强大，进步力量过于渺小，而力量对比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原动力。我一直有个谬论：如果，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康有为变法能顺利推行至预备立宪的阶段，也就没有辛亥革命什么事儿了。可是，力量是客观的，不以是非对错而转移。

　　毕竟，在死之前，都以为自己还很能活。与虎谋皮失败了，看来就剩下杀虎一招了。可是，杀了虎，动物庄园就走向共和了吗？梁启超曾预言如行共和制必引起多年的内乱和军阀割据。对此就连蒋廷黻先生也不得不服气（虽然有些勉强）：“民国以来的事实似乎证明了梁启超的学说是对的”。那么，蒋廷黻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其实行步骤（包括军政、训政、宪政）的特别推崇，算不算是对梁公预言的历史补偿？孙中山对训政阶段的强调，内在逻辑上与梁启超有略同之处：

　　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期，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由荡涤，新治未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民，压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矣。

　　这是很务实的态度，也是中山先生伟大的地方。那些结局不好的革命，往往是被终极的目标扰乱了当下的步伐，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改革是门技术活，需要方向，更需要方法，需要价值信念，更需要耐心雕琢；不能把改革当作艺术（太浪漫）、搞成魔术（障眼法）、玩成妖术（邪门歪道）。毕竟，如果没有足够的共识（核心价值和规则的一致）、宽广的基础（合理的经济结构和阶级构成），和坚强领导力的推动（有决心、有气魄、有能力的权力中枢），改革可能永远是一地鸡毛。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