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我相当迷信“家学渊源”。这大概和自己的“文化自卑”有关。父母都是没有上过大学的“革干”，文革期间下干校，把我们兄弟三人留在北京，交给一位不识字的“大娘”照看。他们回城后，多忙于工作，早出晚归，即使读过些中央文件，在孩子面前也都莫谈国事。教授的家庭是个什么样子，让我感到神神秘秘。文化界的“硕学鸿儒”给孩子们打下了什么样的童子功，更超出我的想象。后来阅历渐长，见到许多“硕学鸿儒”的子弟不过尔尔，甚至相当令人沮丧；平民百姓家庭，却频有秀异之士。对“家学渊源”的迷信也就渐渐崩解，深信除了音乐等几个需要早期强化训练的领域，“家学”并不构成一个人事业成就的决定性因素。
不过，万事不能走极端。家庭影响对孩子的成长依然至关重要。这方面，美国多年的教育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数字，不断地证明人们的常识：父母教育程度高的中高产阶层的孩子，在学业表现、事业成就等方面明显高出普通劳动阶层一头。个例更是举不胜举。比如，诺奖经济学的得主弗里德曼出身于犹太小生意人家庭，日后的成就远远无法从家庭背景中找原因。不过，他娶了个经济学家为妻，儿子后来也 成了经济学教授，在经济学理论上和他有相当的渊源关系。他的孙子领域较杂，涉猎软件工程等等，但也算是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家。你很难说“家学渊源”不重要。回头在看弗里德曼本人，父母也许无任何文化成就可言。不过，我在《天才是训练出来的》中曾引述过有关研究：犹太人本身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在美国虽然一度受歧视和排挤，但弗里德曼这代正是犹太平民子弟崛起的时刻。他们大概是有着集体的“家学渊源”。想想我自己，如今以历史为职业，似乎和“革干”的家庭背景毫无关系。但是，小时候带我长大的“大娘”经常翻来覆去地给我讲鲁班的故事、“孟姜女哭长城”，另外还有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不读书的我歪打正着地接触了些历史。这和日后的事业，恐怕还是有相当的关系。
根据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知识，我大致可以这么总结：一个人杰出的成就，无法仅从家庭背景的角度来解释。但是，家教可以把孩子推上成功的“舞台“，使其潜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至于在这个“舞台”上“演”得如何、能否成为“名角”，则要看个人资质。弗里德曼的子孙都各有所成，就是借助了这样的“上台机会”。但是，他们毕竟远远达不到弗里德曼的成就。个人资质之不同也。
当家长的没有必要对孩子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更不必让孩子走自己的道路。但是，有专长的家长，对自己的领域毕竟懂得最多。这在教育孩子上是一笔财富，白白浪费掉未免太可惜。 我作为一个以历史作为饭碗的人，不妨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些切身经历。
女儿11岁刚上中学，就赢得了一个新绰号：“希腊百科全书”。她的历史课刚刚讲完古希腊。老师为了刺激学生们的兴趣，组织了一场知识竞赛。在竞赛中，女儿独挑一个队，正确地回答了所有问题，使队友成了她的啦啦队。而其他队很少有能回答出一半问题的。有一个队甚至一个正确的回答都没有。大家马上看得很清楚：在这样的竞赛中：如果她一个人对付全年级的话，也会轻而易举地获胜。老师讲课时，同学的一些问题回答不上来，要由女儿回答。比如，一次在讲征服了希腊的马其顿的历史时，有同学问马其顿的国王菲利普二世是怎么死的。老师说：“我也不知道。有谁知道吗？”女儿举起手来：“是被他的一个保镖暗杀的。”老实说，我作为喜欢希腊史的历史教授，对这一细节也不记得了。
一天晚上哄女儿睡觉时我问：“你那些希腊史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
“受你的影响。”
“怎么会受我的影响？我又没有教你，而且许多你知道的事情我根本不知道。怎么会是从我这里来的呢？”
女儿小大人似地说：“孩子都受父母的影响。你不用教我，你只要激发了我的兴趣，我自己就会去学的。”
我必须承认，女儿对她的成长，作出了相当精确的解读。
我确实一直有意地对女儿进行历史训练。这当然不是希望女儿日后能成为历史学家。我在《北大批判》中对此有过比较细致的讨论：历史学是年轻人的基本训练。这包括怎样在分析事实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观点，怎样用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怎样通过调查从不完整的信息中寻找事实，怎样理解不同的视角所看到的不同事实…… 以我的观察，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历史作为教育，是被误解最多的学科之一。大家觉得那不过是些传统文化遗产的知识和修养而已，似乎派不上太多实际的用场。一次，一位兜售教辅材料的人敲我家的门，骄傲地对我展示了他的书：“看看，这里覆盖了历史课中所有的问题，按字母索引马上能够找到现成答案。”我看他的样子是个打工的大学生，就告诉他：“我就是在大学中教历史的。我觉得学生最不需要读的，就是这些现成答案。历史训练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教你如何怀疑、挑战这些现成的答案。不管你日后当律师、经营企业、从事政治或社会活动，这些都是基本技能。一个律师要知道如何取证，如何用证据说服法庭接受自己的观点；一个领袖要理解不同的群体和个人为什么面对一个事实会有完全不同的解读，甚至创造出不同的‘事实’来，并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塑造大家的共识。这些能力都是我们的教育中最为缺乏的。”换句话说，历史训练可以相当“实际”、实用。
也正是出于这种信念，我一直试图介绍给女儿一些我审读过的历史书。可惜，她大部分都没有兴趣，我也就不好督促她读了。以我的观察，她对历史发生兴趣走的是和我小时候类似的路。我当时是通过《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喜欢上了历史。她则着迷希腊神话。特别是美国有些儿童作家，用希腊神话的材料进行翻新创造，乃至希腊的众神跨时空地跑到纽约的帝国大厦中来。我暗喜地放纵她在这方面的兴趣，不时和她讨论这些神话究竟反应了怎样的现实，由神话导入历史。
当女儿对希腊神话了如指掌后，马上开始不满足于那些青少年读物。她问我这些神话的来源。我告诉她最重要的原典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并给她买了牛皮封面的精装全英译本，她自然而然地沉浸其中。我又告诉她，希罗多德的《历史》是另一本重要原典，也记录了许多当时神话传说，并把芝加哥大学已故古典学家David Grene的那个著名的希罗多德全英译本拿给她。她读了十几页就停下来，说书很有意思，但是她正读的那些幻想小说更吸引她。我马上说：“那就别读了。等两三年你有了真正的兴趣再读。”
然而，仅仅是这十几页浅尝辄止的阅读，也引发了一场颇有深度的讨论。女儿对希罗多德那著名的开场白，马上就倒背如流：“ 我，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爱德，在这里陈献我的历史……”她还评论道：“希罗多德很奇怪，不是讲讲故事就完了。而总要告诉你：‘这是波斯人讲的’，‘根据埃及人的说法’…… 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
我问她：“你告诉过我，上周安妮向你借了一块钱从自动售货机买糖，事后一直不还。你昨天向她要，她说不记得向你借过钱。这是怎么回事？”
“她想赖账。”女儿早就告诉我，安妮是她们班里信誉很差的孩子。
“我当然相信你。你自己也说过，安妮是很缺乏自我控制的人，每天吃很多糖。没钱买了就向同学借。想想看：这么小的孩子，借钱多了，自己无力偿还，心里中希望自己没有借过，有时可能真不情愿记住借钱的事情。许多人确实会这样选择性地忘掉些不愉快的事儿。另外，她也许就是因为借得太多，真记不住，而不是有意说谎赖账？”
“噢，这确实有可能，”女儿沉吟一下，还为我的假设提供了些额外的“证据”，“我们刚刚看过一篇文章，说吃糖过多，对人的记忆有损害。安妮确实吃得太多了。我真奇怪她吃那么多糖居然还没有得病。”
我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对吃糖影响记忆之说不作评论，只是紧紧盯这我们讨论的主题：“看看，当人们叙述过去发生的事情时，有时会存心说谎话，有时会真心讲假话。你不是当事人，如果要想记录究竟发生了什么时，会简单地听信别人告诉你的事情吗？”
“不会。”
“想想看，希罗多德周游世界，到很远很远、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听自己从来都不认识的陌生人讲过去发生了什么。他难道应该简单地相信人家告诉他的事情都是真的吗？”
“噢，他原来并不真信。那他为什么都有把这些记录下来呢？”
“这大概是因为除了别人告诉他的事情，他很少有其他的线索吧。或者他觉得别人讲的事情有值得参照的部分。想想看，假设他来记录你和安妮之间的纠纷。他对你们两个人都不认识。他不能相信安妮，但凭什么一定相信你呀？是否应该这样记载：根据存存的说法，安妮为了买糖借了一块钱，安妮则说她根本没有借？”
“噢，这大概是最好的办法了。”女儿恍然有悟。
女儿还没有读太多希罗多德，按说我应该等她读完再讨论。但是，我的脾气一向比较急，有些等不得，就接着告诉她：“希罗多德的历史叙述保留着独特的多元性。他不时提醒读者注意，他所陈述的事实大多是从某个人的角度看到的事实。从另外一个人的角度看就可能是另外一种事实了。这种态度，使他对不同的文化有着特别开放的态度。比如对当时希腊的敌人波斯人，他记录许多从波斯立场出发的故事。所以，有些人评论他是“野蛮人的朋友”。意思是他的中立、开放的态度显得对侵犯希腊的波斯人太友好了。许多现代作家，叙述事实的笔调则仿佛是上帝在讲述一种‘最后的真实’。他们根本不觉得需要交代自己的事实是从哪里得到的、是从哪个视角看到的。你读的大部分书，是不是都是这样？”
女儿很信服的点头。于是我又继续：
“不管是历史，还是我们每天都看的新闻，我们不能一听就假定那是事实，而要意识到这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叙述，其真实性受其视角的限制。所以，我们看新闻报道，最后总有个‘某某从某某地方报道’，告诉你这就是那个人看到的东西，别人也许会看到不同的东西。记得吗，你小时候看电视，还曾说 Jim Lehrer有毛病呢。这和你对希罗多德的评论非常类似呀。”
我这里提到的Jim Lehrer，是美国公共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也是主持大选总统辩论最多的人之一。他每天在自己的新闻评论节目中的开场白都是固定的：“晚上好，我是Jim Lehrer。”女儿当时三岁，听了觉得好笑：谁不知道你是Jim Lehrer。干嘛这么翻来覆去地告诉我？我借此向女儿解释，这其实和希罗多德开篇那句“我，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的意义是差不多的。
几天后，女儿刚刚读完一本历史小说，兴奋地在饭桌前讲：“历史小说太好了：不完全是小说，告诉了你历史上发生的真事；又不是历史，所以可以这样写：‘1715年9月1日，路易十四去世。我急急忙忙地赶向大厅，心砰砰地跳。天呀，我真是无法相信，国王已经死了！’”我问她这段子是从哪里来的。她说是自己编的，并解释说：“路易十四之死是历史事实，但是这个冲向大厅要和人们分享消息的女孩儿的内心活动则是编出来的小说。这样的叙述在历史书中是不可能的，除非有日记作为基础。历史学家只能观察外在的事实，不能钻到人的脑子或心里去看那里发生了什么。小说家则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填补史料的真空。”
女儿的这种本能，就是历史训练的结果。很多家长不会把这种本能看作是什么大不了的技能，甚至觉得没有实际用途。但是，孩子长大后挑战陈见、以自己的调查研究建立新说，往往要从这样的本能开始。另外，理解、说服他人，也常常要从这样的本能起步。女儿中学里小圈子很多，她自己也属于某个小圈子。孩子们平日难免有各种冲突。在这些冲突中，女儿大多能够成为创造共识的人。有些圈外人也许不那么喜欢她，却觉得她比较公道，能接受她的看法和解决方案。在我看来，这和她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不同人根据不同的视角和利益对一件事情会作出不同的解读有关。孩子长大后不管是作为政治领袖还是企业领袖，不都需要这种技能吗？
可惜，我们的教育经常创造着不同的本能。即使在比较强调开放阅读和独立思考的美国也是如此。我在大学里教历史，一次考试让学生们就教科书作者的观点回答一个选择题，结果大多数学生全答错了。我在课堂上纠正时，很多学生抗议：“我选择的答案，就是书中某某页上讲的呀！”我把书打开：“看看，关于这件事情，作者陈述了过去学者的好几种观点，然后逐一驳斥，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问你们的恰恰是他自己的观点。我知道你们为什么错。你们过去读的是标准的历史教科书。这是最害人的。这种书的叙述，大多只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声音。你们习惯了，觉得只要书上写着的就是事实。我为你们挑选的教科书，则是原创性学术著作。几乎在每个问题上大家都争论不休。作者有义务交代别的学者的观点和论据，并提出自己的见解。想想看，你能听到有人在法庭上说了一些事情就马上当事实吗？难道你不应该首先搞清楚这是公诉人说的，还是辩护律师说的吗？难道他们不经常在构造相反的事实吗？如果你们想成为传统制造业流水线上的工人，那种传统历史教材确实够用了。你们从中可以获得基本的阅读技能，工作后有能力阅读操作规程，然后按部就班地照着去作。但是，你们来这里读大学，是希望成为创造阶层，凡事必须自己进行分析、形成结论。”
人是历史的动物。但这里的历史，不是一张简单的年代表、大事记，而是分析总结人类经验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从小培养，长大就可能有麻烦，不管你干什么。如果说我有什么“家学”的话，这大概就是我传给女儿的“家学”，虽然她日后未必会成为一位历史教授。
（摘自《参与孩子的成长》，薛涌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版）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