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全传： “三十年磨一剑，以珍贵秘档还原历史上真实的陈独秀”》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唐宝林 著

　　出版时间：2013年08月

　　陈独秀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从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到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从中共中央首任总书记，到被开除出党，又成为托派领袖，晚年又离开托派，走向民主……最终，他在贫困与孤独中离世。多年来，由于陈独秀研究所存在的种种限制，其真实经历和人生历程并不为人所熟知。近年有关陈独秀的研究逐渐加强，唐宝林先生功不可没。而他集陈独秀研究之大成的著作《陈独秀全传》，无疑是这一领域里程碑式的作品。另一方面，由于史料的有限，有关陈独秀的研究还存在诸多难题，而本书并未完全解决。这些或许难以“毕其功于一役”。

　　史料收集不做第二人想

　　唐宝林长期致力于陈独秀研究和“正名”工作，在有关陈独秀史料的收集上，确实不作第二人想。迄今为止，他是极少数看过陈独秀后期成立和加入托派组织之后档案的研究者。另一个鲜明的例子是，《陈独秀全传》港版出版时约70多万字，而此次出版的内地中文简体版近100万字，增补的内容包括：陈独秀本身的弱点；1938年康生诬蔑陈独秀为“汉奸”，在海外遭到抵制；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前，曾因“生机断绝”，不得不离别妻子高君曼约一年多，到东京襄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高在此期间所写的二十首诗等等。

　　数十年研究，多番遭受不公正对待，可以想见，唐宝林先生心中所蕴藏的不平之气。而这种“憋气”，在《陈独秀全传》的字里行间痕迹明显。在我看来，唐宝林先生从选择陈独秀研究开始，对于陈独秀遭受的冤屈和种种不实之词，一直颇有不平。他的研究，既有还原历史的主观愿望，也有“洗污”和“正名”出气之欲。他反复强调，陈独秀晚年追求的，是与五四时期不同的“更高的民主”，显然又蕴含着古为今用的现实关照。

　　另一方面，唐宝林自身的研究和写作，这些年来多方受阻。无论是他实际主持的陈独秀研究会，还是出版会刊《陈独秀研究动态》，均遭遇很多阻力，陈独秀研究会更是于2003年被取缔。他研究陈独秀著作的出版，更是一波三折。因此，他研究陈独秀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从憋气到出气的过程。因此，经过删改和增订的内地版《陈独秀全传》，有强烈的时代烙印。

　　“陈独秀时代”难以自圆其说

　　唐宝林对于陈独秀的历史价值认识极其深刻。尤其是领导五四运动和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两件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陈独秀全传》中，作者对于陈独秀的这两项事迹有着详实的阐述。前者主要涉及陈独秀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想，与胡适一起发起白话文运动，成为五四运动领袖。后者主要涉及他离开北大后，受维经斯基影响，从启蒙思想转向俄国的列宁主义。

　　唐宝林先生认为，从中国革命史的角度观察，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4年反袁斗争失败，可以称为“孙中山时代”；从1927年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到1949年夺取大陆政权，可称为“毛泽东时代”；而在这两个时代之间，即从1915年到1927年，则可称为“陈独秀时代”。

　　在我看来，这种划分难以自圆其说。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是掌握军队的实力人物和政治人物，支撑他们的，既有意识形态的革命主张(软实力)，更重要的是手掌兵权的硬实力。1915年到1927年的陈独秀，尽管有着巨大的文化影响力，但硬实力与孙中山和毛泽东均无法相提并论。唐先生所说的这12年，乃是段祺瑞、吴佩孚等人称雄之时，称之为北洋时代无疑更为准确。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因产生深厚感情导致推举过甚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立说持重、冷静和客观，当是每一个研究者所必需。

　　唐宝林先生认为，陈独秀一生追求民主，其历程是“民主→专政→更高的民主”。在他看来，陈因相信列宁主义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即多数人的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高百万倍”，才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为之而奋斗了16年(1920-1936)。当他看到无产阶级专政被斯大林造成无数触目惊心的反人类罪恶时，他猛然醒悟坚决反对一切独裁制，主张彻底的民主化。所以，他的根深蒂固的民主思想，使他误入了列宁主义，又使他与提倡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主义决裂。因为他把无产阶级专政误作“无产阶级民主”。

　　对比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宣扬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专制的文章，以及《陈独秀全传》中，陈独秀在担任总书记时的种种情状，书中支持唐先生这一观点的叙述和分析明显不足。一方面，此时的中共缺乏独立性，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东方支部，在经济上有赖于苏联的支持。因此，陈独秀对苏联的遥控指挥可谓言听计从。另一方面，限于严格的纪律，陈独秀又不能把这些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命令系来自苏联的实情告诉其他人。按照唐宝林先生的说法，这是他最窝囊的时候。

　　作为上世纪中国启蒙运动的先行者，新文化和新思想的传播者，陈独秀对于专制的毒害显然比其他人更为敏感。在担任总书记期间，苏联对陈独秀及中共的遥控指挥显然毫无民主可言。如果陈独秀“只是接受了列宁的思路，以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民主，追求真正的民主和更广大的民主，也就是属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民主”，那么，陈独秀此时受到的“夹板气”又当如何解释？当他一面对于苏联粗暴、专横的压力唯唯诺诺，同时对下级颐指气使之时，他难道没有对于民主的反思吗？

　　正如学者王奇生所说，对于1920年5-9月间，陈独秀从启蒙思想转向列宁主义，《陈独秀全传》注意到，俄共代表维经斯基于1920年5月到上海，滞留到1921年1月回国，在此期间，陈独秀与维经斯基的密切接触与交往，对陈独秀的思想转变起了催化剂和转折点的作用。“遗憾的是，对陈独秀与维经斯基接触交往的具体细节与思想传递的心路历程，至今缺乏直接的史料来呈现，只能作合理的推断。”

　　两次突变还可推进

　　在我看来，这一“合理的推断”还可更进一步——— 陈独秀从启蒙思想转向列宁主义，除了其缺乏理论基础以及性格因素之外，作为“经济人”的一面，也是重要因素。遗憾的是，唐宝林在书中并未论及于此。

　　正如唐宝林在书中所述，进入北大之前的陈独秀，很多时间颠沛流离，在经济上一直很拮据。“甚至如陈独秀所说到1914年发展到‘静待饿死’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不得不离开妻子和四个儿女(陈延年、陈乔年和高君曼所生的陈子美、陈鹤年)，只身到日本去襄助章士钊编辑《甲寅》。”1915年6月回国，在安徽出版家陈子佩、陈子寿兄弟的支持下，于9月15日创刊《青年杂志》，1917年改名为《新青年》。

　　进入北大担任文科学长之前，陈独秀对前妻生的两个儿子极为薄情。按照唐先生的解释，这是因为陈独秀要培养儿子坚强的意志，强壮的身体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纵观陈独秀的人生旅程，其家庭观念和对家人的责任感一直很淡薄。除了这些因素之外，陈独秀这段时间财力有限，或许也是其对两个儿子“无情”的因素之一。

　　陈独秀辞去教职，到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主观上固然有着探索救国之道的崇高理想和牺牲精神，但是，经济来源断绝显然也是其所以然的重要因素。此时的苏联，因为向欧洲输出共产革命严重受挫，因此转向了东方。为此，维经斯基带来了输出革命所需要的资金，这对刚刚失去北大教职、每月少了几百大洋的陈独秀来说，无疑也是原因之一。纵使陈独秀心怀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宏大抱负，不怕抛头颅、洒热血，愿意为之奋斗终身，但是，现实的一面却是，没有钱显然无法闹革命。对此时的陈独秀而言，既可以追求比资本主义“高百万倍”的无产阶级民主，同时解决了就业和收入问题，可谓一举三得。

　　及至晚年，陈独秀思想再次发生突变，唐宝林先生的描述是，从列宁主义转而追求“更高的民主”。对于陈独秀晚年思想突变的原因，唐宝林先生认为有两点：一是1932-1937年的牢狱生涯，可能使陈独秀重新冷静思考；二是抗战初期出狱之后，陈独秀与一批民主自由主义人士有较为密切的交往。

　　在我看来，还有更深的因素，唐先生未曾论及。

　　首先，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因为思想启蒙，以《新青年》为阵地，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力的性质是隐而不彰。1919年6月，陈因为散发传单而入狱，也只能靠着老朋友的奔走和各方的呼吁才得以脱身。

　　而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总书记，才真正完成了从文化人到政治人的角色转换。显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而且有苏联作为坚实的后盾，无论是在政治地位还是权力的掌握上，都非此前所能比拟。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到1927年成为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被免职这段时间，陈独秀对于苏联的意见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到最后在中共党内威信扫地。

　　正如唐宝林先生在书中所言，在对待国共两党关系的过程中，苏联考虑最多的，还是其本身的利益。苏联对待陈独秀和中共的态度，毫无民主可言，有的只是“太上皇”般的压制和专横。按照常理推测，在这几年的时间里，身为总书记的陈独秀，难道没有认识到斯大林的专横和苏联的野蛮吗？他难道没有想过，自己从事的事业，与五四时期所宣扬的民主与科学的观念背道而驰吗？答案显然不言自明。但是，陈独秀为什么这段时间没有反省，总书记被免职以后，又转向了托洛茨基主义？

　　作为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无疑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济世之心。由于活动经费有限且大部分来自于苏联，如书中所述，他过着较为清贫的生活。但是，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其政治地位却极为尊荣，党内同志也都对他极为尊重。而他政治地位和权力的获得，都是因为苏联的支持和扶植。正因为如此，在总书记任内，他可以领受夹板气。到1927年被当做替罪羊抛出，显然不是他所能预料到的结果。

　　与唐先生“误信列宁主义”的说法相比，从“经济人”的角度考量陈独秀的选择，无疑更具解释力。事实上，唐先生在本书837页对此也有体会：当时陈钟凡推荐陈独秀到武汉大学教书，被他拒绝。唐先生的解释是，首先，过去离开北京大学时所受到的同行们的耻辱挥之不去。“二是几十年已经习惯于搞政党革命和革命运动，当领袖，受人敬仰，怎么能适应去当一个教书匠？”

　　转向托派之后，陈独秀显然不无东山再起的意图。然而，流亡的托洛茨基显然无法提供和苏联同样的支持——— 尤其是资金的来源上。纵观中国托派从未停息的内讧后来演出的种种闹剧，都仅仅限于百十来号人和极小的圈子之内，从未形成太大的影响。而陈独秀与托派决裂，与其成为托派领袖后一直深陷内部纷争，而且托派在政治上毫无作为和号召力显然不无关系。

　　在我看来，陈独秀晚年思想的突变，更深的因素还是出于其自身的惨痛教训和经历。在总书记任上且有切身体会之时，陈并没有追求“更高的民主”；深陷托派小团体而未至决裂之时，陈同样没有追求“更高的民主”。直到其政治生命基本宣告终止并绝望之后，陈漂泊江津，生活困顿，远离人际关系复杂的政治纠纷，才彻底思考民主的本质。

　　叙述逻辑的冲突

　　王明、胡乔木等人给陈独秀扣了十顶帽子：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苏、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对此，唐宝林一一辨析，认为大部分都属于子虚乌有。然而，在这种辩护的过程中，唐宝林先生多处出现了叙述逻辑的冲突，大大违背了历史学家的基本立场，且难以自圆其说。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苏联在对待国共两党的政策和关系处理上，首先维护的是苏联自身的利益。无论是中国对日本的外交关系，还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都必须服从这一点。唐宝林在本书497页说，国民革命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苏联总想在中国建立“苏维埃中国”式的“友好邻邦”———“红色殖民地”。而斯大林则明确宣称，对蒋介石只是利用，最后要把蒋介石“像一只榨干了的柠檬似的丢掉它”(441页)。而后来的事实却是，蒋介石对苏联“反利用”，利用莫斯科的金钱和武器强大之后，发动了“四·一二”政变。

　　在此过程中，唐宝林先生站在陈独秀的立场，一味为其辩护，出现了明显的叙述逻辑冲突。正如书中所叙，中国共产党在与蒋介石合作时，一直想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唐先生对此合作，喻之为“共产党成为国民党苦力”。作为军事强人和政治强人的蒋介石，显然不可能甘心居人之下，他也决不可能充当斯大林的傀儡。在蒋看来，共产党犹如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已经尾大不掉，因此走向了反共。就这场政治角逐而言，三方各有所需，且利益相互排斥。而唐宝林先生叙述逻辑的冲突在于，当他一味站在陈独秀的立场为其辩护时，已经明显违背了历史学家的客观立场。

　　纵观书中所述，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的激进，只是次序和程度上的区别而并无本质上的差异，但唐先生并未就此结合陈独秀的作为进行辨析和反思。例如，本书498页提到，湖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陆沉，在当时就对维经斯基说，农民反对土豪劣绅，“常常发生私自审判、处决豪绅的事件。在阳新县处死了45名绅士，部分是农民处死的，部分是农民交给县当局，在农民压力下由县当局处死的。”北伐军在与北洋军阀浴血奋战时，工农群众却在革其家属的命。著名学者陶希圣因为不满武汉工会、农会几次滥杀无辜农民的做法，被农会捕走，险些丧命。幸亏陈独秀得到施存统报告，下令释放……这些史实，理当引发作者对于革命的深刻反思，遗憾的是，本书并未做到。

　　在我看来，唐宝林先生未能超越近现代以来的革命史叙事框架，未能在历史观上与时俱进，真正恢复到史家立场。这种立场分明且入局太深的介入式写作，使得作者显示出“只因身在此山中”的限制，大大局限了本书价值。

　　除此之外，在《陈独秀全传》的写作和结构上，唐宝林先生不注重叙事，只顾着对陈独秀与其他人的主义之争和思想脉络进行辨析，然后做出自己的是非判断，这使得本书读来沉闷而枯燥。尤其是本书后半部分，陈独秀与托派小团体的纠葛，对于时政大局几乎没有影响，完全可以大大简化。

　　在我看来，如果瞿秋白是书生误入政坛而失败的例子，那么陈独秀也属此列。五四成全了他文化巨人的重要地位，而从政只是酿造了一个悲情的革命者和“终身的反对派”。唐宝林先生的专著，是目前最为权威的专著，也是陈独秀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但是，我更期待后来者超越。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