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民主主义的核心理论出自陈独秀
1922年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党代会上传达了列宁的指示，即列宁1920年在共产国际二大上的报告--《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该报告的要点是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应保持独立性。学术界普遍认为新民主主义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源于该报告。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之前已经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所支持的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同样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陈独秀的观点与列宁的报告不同。列宁的报告是基于阶级斗争的策略，强调“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1]。而陈独秀认为：“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2]并认为在国民革命胜利后，“那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已经是民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3]，不同于传统的资本主义。“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既不同于资产阶级专政，也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4]。显而易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宣传的是陈独秀的观点。
中国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还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对这个问题，郑超麟[5]说共产国际的指示前后矛盾。“早在二大以前，陈独秀得知了马林向共产国际建议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时，便写信给伍廷康，提出6条理由反对这个建议。二大以后，马林再来中国，召集西湖会议，向出席的中央委员提出这个建议。当时出席的5个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一致反对。马林最后说：‘这是共产国际的决议，你们必须服从’。于是，中央委员会才通过加入国民党的决议。”[6]
郑超麟指出，1984年4月下旬，上海开党史会议时，多数人的意见认为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应负主要责任，因为共产国际是上级，中共是下级，陈独秀不过是下级服从上级，而且这种服从是违心的。从1924年12月起，陈独秀就坚定地主张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了。中国共产党开第四次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就明白写出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的话。“陈独秀主张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比毛泽东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早16年，比他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也早一年多。--姑不论毛泽东此文初次发表并无国民革命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这类字句，现今《选集》中此文有此类字句，则是后来补入的（1951年编《毛泽东选集》时--编者）。”[7]
所以，新民主主义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并非源于列宁主义，而是源于陈独秀的贡献。马克思主义也并非“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才传入中国，而是1905年前后李大钊、陈独秀东渡日本留学时，由日本传入中国的。上述新民主主义核心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
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列宁主义无关
也有学者认为，新民主主义源于列宁1905年的重要著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部著作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地排斥这类梦呓之谈的。……结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8]
在这部著作中，列宁还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应夺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但这部著作是1929年译成中文在上海出版的。现有史料可以证明：毛泽东最早读到这本书是1930年以后，也就是在陈独秀的民主革命理论已经形成党的决议以后。毛泽东盛赞这本书，很大程度是因为该书与自己思想合拍。这本书肯定增强了毛泽东的信念，但必须看到：该书关于资本主义不能跨越的观点与列宁主义相对立，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被列宁抛弃。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对象。
也有学者认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源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我认为“新经济政策”对已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创举，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则是理所当然的，其背后还是资本主义能否跨越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列宁确有反复，确有截然相反的表述。他1921年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可视为一种回归，由列宁主义回归马克思主义，亦可谓临终善言。邓小平说：毛泽东晚期思想不等于毛泽东思想。同理：列宁的临终善言不等于列宁主义。
三、新民主主义的政体照搬前苏联体制
一提到民主，官方话语是“决不照搬西方”，却不见新民主主义的政体照搬前苏联体制，自新中国成立沿用至今。新民主主义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省、县、区、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在理论上政体是国体的制度保证。试问：列宁发明的民主集中制能保证人民民主吗？对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民主。如果民主只是与集中相对立的各抒己见，答案是肯定的。然而，民主的本质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授予由民意决定。没有言论自由，就连一人一票的普选都是假的（例如独裁者萨达姆以100%的赞成票当选总统），何况被代表的选举呢。
那么，我国的民主集中制能保证我国最高权力的授予由民意决定吗？请看我国民主集中制是怎样运行的（姑且不论我国言论自由的情况）。我国公民只有资格选举区人大代表（一个区产生一到三名代表）。虽然侯选人可由选民推荐，但主要是由各党派、人民团体推荐的。从区人大代表到到全国人大代表还要经过几轮选拔，由党领导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最后选出的代表不符合党要求的少之又少，所以我国国家领导人的选举是可控的。全国人大并非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它只是立法和协商机构。最高权力机构是党中央，握有军权的党的最高领导人不是人大选的。
这样的体制相当于用一个党替代权力无限的皇帝。当这个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它是最好的制度。当这个党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时，它是最坏的制度。中国采用这样的体制，与其说是列宁主义使然，不如说是中国两千多年中央集权传统使然。苏共未能跳出黄炎培的“周期率”，已证明该体制未能实现民主。毛泽东用这样的体制来说明新民主主义宪政，认为新中国在第一部宪法通过后，已经进入宪政时期，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民主是很陌生的。正因为陌生，该体制作为中国走向民主的过渡体制，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
今天的中国人民，经历了“文革”浩劫与改革开放正反两方面的教育，个性已经觉醒。愈演愈烈的腐败，使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面临道德滑坡与官民矛盾的巨大压力。反腐败的核心问题是监督制约权力，与民主的核心问题同一。通过政改，实现民主，时不我待。
四、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未完成相关理论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与之相匹配的制度设计，毛泽东没有完成。不搞多党制，如何实现民主？许多人指出--用党内两派竞争替代多党竞争，既保留了中国特有的中央集权，又将西方民主的优点融于自身，可消除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专制倾向，更好地发挥其优势，造福苍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如何构建新民主主义宪政，应该成为政改急待研究的课题。
【注释】
[1]摘自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的报告，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页。
[2]《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1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109页
[4]《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238页
[5]郑超麟1901年4月15日出生在福建省漳平县，1924年春在莫斯科入党，由李大钊主持入党仪式。1929年随陈独秀转为托派，被开除党籍。1952年在上海被捕入狱，1979年出狱，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98年病逝于上海。
[6][7]《郑超麟：论所谓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8]《列宁选集》第一卷，第539？541页
（2013年8月27日）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