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是光绪三十年的进士，曾任刑部贵州司主事，后来留学日本。留日期间与梁启超等鼓吹宪政。1907年日本留学归来，他与众人上书朝廷，请求速开民选议院：“国家不可以孤立，政治不可以独裁……”等到看透清庭预备立宪是个骗局后，他与革命党建立了联系。1946年一次演讲时，他说：“民国以前的宪政运动，可以说由我开头的……”

　　国民政府时期，他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与共产党遥相呼应。蒋介石曾通过中间人警告：“请衡山先生识相点……”1947年10月，他领导的民盟被政府宣布“非法”。1948年1月，他接受记者访谈说：“唯有走人民革命的路线。”

　　作为宪政的先驱，早在1938年，他就提出过《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提案：除法律赋权机关外，绝对不许拘捕禁押审判处罚人民；司法及公安机关，拘捕嫌疑之人犯，必须于二十四小时内解送审判机关；严禁私刑拷打，酷刑逼供；保障抗日民众团体及言论出版……

　　1949年9月21日，他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晚间回寓所写道：“今后大家参与政府工作了，应该严肃一些，改造自己，不能再象以前自由散漫了。”1949年10月1日，他被任命为最高法院院长（1949.10-1954.9）

　　从在野到当朝，他如何转型？

　　我查阅了《沈钧儒年谱》，以下是他五年院长任内的若干提要：

　　一、司法工作。

　　1949年10月22日，至中南海勤政殿出席最高人民法院成立大会。1949年11月1日最高法院正式办公，与法院全体人员谈话。1950年5月17日，到最高法院作清理积案动员报告。1950年7月26日至8月11日，出席第一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1951年3月26日，在最高法院作《惩治反革命条例》动员报告。1951年12月3日，在最高法院作掀起反贪污运动高潮的动员报告。1952年2月1日，最高法院在中山公园举行公审贪污犯大会，任审判长。1952年5月7日，参加最高法院处理贪污分子大会。

　　年谱记载，他到最高法院视事的条目很少，大部分精力投入政务。

　　二、出访。

　　1950年8月29日，他率中央代表团赴陕西、新疆等地访问。9月11日，抵迪化，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等在机场迎接。各界在建新门外列队欢迎，下榻于原盛世才督办公署。10月1日从新疆飞返兰州，兰州市举行10万人庆祝大会，发表讲话并在会后赋诗一首：皋兰山下黄河边，旗帜缤纷鼓喧天。十万同胞齐声唱，中华建国一周年。10月17日抵临夏，距临夏五六里即有六七千人夹道欢迎，下榻原马鸿逵住宅。10月29日抵西宁市。赵寿山主席率军队及藏、回等各界代表数千人离城20里欢迎，下榻原马步芳住宅。11月10日离开兰州，邓宝珊赠诗云：“冲破冰天堕指寒，西来坛玷主敦槃。大年劲气真云鹤，万众如山鼓掌看。”

　　1951年4月-7月，他带队到苏联、民主德国访问近三个月。所到之处，群众聚集，欢呼声掌声不绝于耳。

　　对于这种“万众如山鼓掌看”的官仪，他坦然接受。

　　但他其实并不是一个追求奢华生活的人。1908年他给夫人的信中说：“用款之窘，亦无从说起。衣帽至今全无，出门是借。夜间无帐，颇以为苦。”1921年条目记载：自去岁返沪，生活拮据，多次几至绝粮……不得不常以典当及多方告贷以应急需。

　　三、交际。

　　1949年12月22日，至北京饭店参加各党派联合庆祝斯大林70大寿大会。1950年3月4日，至北京火车站欢迎毛主席访苏归来。1950年12月21日，赴火车站迎接郭沫若率领的中国出席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代表团回国。

　　四、游览。

　　5月15日，赴杭游览。6月23日，赴无锡游览，市长副市长到站迎接。7月1日到苏州游览。7月4日，到周瘦鹃家看盆景。7月9日苏州李市长陪同赴洞庭东山游览。7月17日抵南京，晚赴江苏省副主席宴。7月18日抵北京。8月3日至9月14日，赴青岛疗养。

　　在他任内，全国法院共判处104万件反革命案件，全国共捕260余万名反革命。有些反革命是被县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法院根据政治需要，先后成立“土改人民法庭”、“普选人民法庭”、“三反人民法庭”。法庭主要由农民组成的。据女作家丁玲观察：“农民要么不斗，要斗就往死里斗。”

　　他是个坚决的法治主义者。北洋和国民政府时期，他先后曾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他提出：“唯民主可以革专制之积威，唯法治可以纳庶政于轨物。”奈何在他执掌最高法院之前，国民党《六法全书》已全面废除。他掌管的全国法院，既无刑法、民法可操，又无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可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治下的法院，无法可守，无法官可用，作为最高法院院长，他只能听从党的号召，顺应革命潮流，用运动和人治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除此之外，他还能做出什么选择？

　　五年后，他的继任董必武院长实话实说：“立法机关现在如果要我们报告各级法院如何进行审判工作，我是无言答复的。外国人来我国参观，如问这一问题，我也将不知所对。”

　　此后国家政治运动一波接着一波，直至改革开放以后，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才逐步完备，人民法院审案才有章可循。

　　作为宪政先驱，民主和法治的先行者，何以在当政以后，很快转型成官僚，顺应了人治和运动？他的内心有否彷徨和煎熬？我查尽了手头的资料，没有发现蛛丝马迹。

　　他内心尊敬毛主席。1952年作诗《东方红》：“涵咏毛诗对太阳，人间无事不光明。清洗头脑排脏物，鞭挞先从已一身。”1961年为祝贺中共建党40周年，他手写毛主席诗词21首，献给党和毛主席，并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建国后，他曾多次申请入党。他的最后墨迹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革命的洪流中，顺应革命大潮的宪政先驱，还有一位——史良，她也是“七君子”之一。

　　（编辑：陈家坪）